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改善营商环境”委员会，并纳入部分成功的私营企业。委员会要有明确的任命以协调监管工商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行为，简化所有影响企业的规则。这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如果认真去做，将给商业和整体经济以巨大的供应面提振。降低营商成本意味着更多就业。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够顺滑多头审批程序，简化与投资有关的复杂监管程序，简化资金出入境手续，顺畅管理工作。委员会的管理者和企业之间可以坦率地谈论遇到的问题。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减少或简化成千上万条法律法规。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部分内容关系到制度的重建，制定了长远的国家治理制度，逐步引进财产权利。制度逐渐成长起来，私人财产权利悄悄重现。70年代末，农民获得了对“他们的”土地的部分权利。80年代，私营企业主开始拥有生产资料，尽管法律的支撑还很脆弱。中央领导人开始公开会见私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释放出私营经济再一次在政治上被接受的清晰信号。城镇居民开始从国家手中长期承租住房，直到90年代末。2003年，农民在理论上获得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护。各个行业的立法纷纷出台，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等。私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法院再次活跃起来调解各类纠纷。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一切仿佛梦幻。

经济学家常受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茁壮成长，有的经济体却踯躅不前？有的经济学家说这主要是天气惹的祸——如果天气又热又潮，难免常受疾病侵扰；如果又热又干，干旱贫瘠的土地则会制约经济发展。这两种天气全让非洲赶上了，因此，有观点认为，非洲几乎没什么机会发展经济。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博茨瓦纳这样的经济体会与众不同——那里的经济发展得实在是不错。而它的邻居津巴布韦，却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地方，至少近些年如此。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首先应压缩政府规模，控制政府权力，简化企业经营的行政审批程序，降低税率，允许私人企业持续经营赚钱并创造就业。但是，当然我们也明白，如果这些规则走得太远，国家将会过于贫穷，不能保护弱势群体，也不能阻止势力强大的企业力量的渗透。这样的话，这个经济体就会走向不好的方向。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将重点放在“制度”，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方面。

当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企业，他们的财产权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世界银行课题组的调研人员跟踪了一家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受控股股东欺骗后申请保护的程序。该控股股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该上市公司卖给其所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他在窃取财产）。发现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商业制度在要求提交交易所需的完整文件方面做得非常周到，却不能很好地确保这类实质上有问题的交易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能确保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为该非法交易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分。世界银行调研人员还了解了对有罪一方提起民事诉讼，以使其他股东获得赔偿的难易程度。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不管怎么说，2007～2008年中国在全球181个经济体的投资者保护指数排名中名列第88位，不太理想。投资中国股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冒风险的企业经营。显然，这是正式规则与实际照以行事的不成文规定之间存在距离的一个实例。遗憾的是，在中国股市中，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经济学家尤其感兴趣的是捍卫财产权的制度，也就是保护普通人的金钱、房屋、土地等财产不被拥有财富和权力者窃取、占有的法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制度健全的地方，经济更有可能繁荣。其中缘由不难理解。如果你担心为修建厂房而购置的土地和设备有一天能赚钱的时候会被偷走或夺走，那你怎么还敢买呢？买房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借助法律体系，从你手中夺走你的房子，那你在买房的时候会再三思量。或者假如你乃一介农夫，如果担心某一天你的土地由于开发商的贿赂而被夺走，你还会在地里投入很多吗？或者，假如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如果你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发明，也没法阻止别人复制，你会花费数年时间来研究和开发吗？因此，能够保护财产权的好的制度非常重要。没有保障财产权利的制度，就没人敢开工厂、买房，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工程师也不能数年如一日地钻研新发明。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帮助下，我们将探讨制度在影响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全世界商业经营中面临的坏制度的挑战），看看其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能否适用于中国。阿西莫格鲁发现几百年前确立的法治给不同国家带来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今日中国人的生活中可能留下了帝制的烙印，同时受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的共同影响。历史的制度能够持久，是阿西莫格鲁透露出的信息。此外他的主要观点是，某一制度中的重大改变很难实现。我相信这是十分艰巨的挑战。

对于什么是形成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作出了一定的回答。阿西莫格鲁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这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九九藏书，该奖项只颁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是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中国营商环境的总排名为第83位，稍高于平均数。看看左右，是一些不太熟悉的邻居。肯尼亚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在中国前面，同样排在中国前面的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内地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高品质的营商环境远远甩在后面（这两个经济体都位居前五），韩国居第25位。这几个经济体的排名没有带来多大意外。但是，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排在中国前面。泰国（第13位）、马来西亚（第20位）的营商环境较为稳定。越南（第94位）排在中国之后。亚洲的另外两个巨人，印度（第124位）和印尼（第129位），落在中国后面，这算得上些许安慰。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美无缺——美国安然的造假、意大利帕玛拉特的财务欺诈、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不负责任”的收购，表明美国和欧洲的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未来几年必须经过显著的制度改革。但是美欧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不同。世界银行的调研暗示美欧的营商环境平均说来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处理一般的想钻空子的交易。

货物进出口所需的行政费用略有提高，在港口发生的费用也有所上升。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制度仍有相当大的缺口，一些不当的制度仍然存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对农田拥有的权利未受到正式的法律保护。每周都会爆出官员受贿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法院等执法机构有时候会屈从于一些因素。全国上下对于同样的法律和规定也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看到这里，人们会问今天中国的制度到底怎么样？

企业缴纳税款的种类和程序也有所简化。目前，大部分企业只需缴纳5种税，大大低于2004年该调查开始时的35种。计算应纳税额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下降，但一年中有504个小时用于清算税款，仍然十分繁重。与2007年所需的972个小时相比进步不是很大。

立法和执法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法院，陷入沉寂。游戏规则年年变，月月变。

物权登记的成本也略有降低，从物权价值的3.6%降低到3.2%。便宜了当然更好。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而且制度的弹性很大，全国人大是否应对通过的法律尽到监督的职责，法院能否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否做到公平。如果亲身卷入一场诉讼中，或许你对于中国的法治达到了何种程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参差不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改进，包括司法仲裁程序制度的改进，以确保将地方对商业监管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程度。可以开通全国性热线通报弊案的查处情况，扩大中央反腐部门的规模，明确其职责，等等。

在全国推广之前，对政府推出的所有重要的政策建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意味着由某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对所有需要使用公共资金的新政策作出评估，这一评估可在政策实施之前进行，或者在地方试点后进行。这一机构不同于国家审计署，它应该是独立的，它的任务是评估任何政府项目的资金价值。评估可以采用现代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可以评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对城镇消费者发放补贴、农村医疗保险以及新社保制度等。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十分明确——像审计工作者一样，应该被赋予查弊纠错、制止浪费的权力。同样，重心在于确保，当政府进行市场干预时，产出要大于投入。这样的改革应能有助于降低无效甚至浪费的政府干预。

开办企业所需的日期从48天下降到40天，相关行政费用减少了一半，最低注册资本也明显降低。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仍在途中，被释放的强劲有力的增长动力或许胜过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是，现在仍然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吗？假如今天的增长动力只是最初的改革步骤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相信，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特殊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否则将难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发展逐步老化僵化。随着2008年底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仿佛一夜之间，几个咆哮的增长引擎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开始追问，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点在哪里。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看看与这一宏大的历史理论怎样切合？中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但与一般的殖民地不同。19世纪，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国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东部沿海被很多西方国家借助所谓的通商口岸实行殖民统治。当然，殖民者进入的这个国家并非像他们在非洲和拉美进入的很多国家那样，是没有任何制度的国家。相反，中国早已有统治阶层，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规则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已有千百年历史，远比那些殖民国家久远和古老。因此，殖民者只对他们所控制的港口等地域内的制度施加了影响，或者制定了一些制度，如优惠税收制度以及他们所ｗww.９９lib.ｎeｔ控制地域的司法制度等（香港是个最大的例子）。但范围有限，而且在这些地方，地方性制度与全国性制度并存，包括皇帝—官僚政治制度、一整套土地所有权契约、全国性的税收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19世纪伴随清王朝的衰落，这些本土的制度也疲弱不堪，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殖民者到中国后，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们的制度也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

由此将我们引向本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的制度能有多大的改变空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环境基本上不会改变——社会建立的时候制度就被创立。但我认为，有理由怀疑阿西莫格鲁的悲观是否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没有了皇室家族滥用权力的担忧，而且，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沧桑巨变。尽管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继承了很多历史遗产的环境里，但现在怎么样，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还是陷在了哪一步？如果在哪儿被卡壳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劳动法律历来十分复杂。我们完全赞同有必要保护工人利益，但新《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似乎走得有点远。

申请建筑许可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审批仍需336天。时间仍然很长，但比俄罗斯快，那里需要704天。

我们可以再深入地看看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物权登记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是构成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原因很简单，财产登记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在一些非洲国家，物权转移的登记手续需要90天时间，需要的费用大约为物权价值的10%，尽管如此，所有权登记还总是混乱不堪，无法给所有者以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下，富人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普通企业主和中等收入家庭则不能。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不错。平均花费29天登记物权转移，费用为物权价值的3.2%。这给予中国在物权登记方面全世界第30位的排名。

但是，民主就一定管用吗？很多人相信，随着一个国家逐渐富裕，就会自然转变为民主政治，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多党制民主竞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由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

相反，在那些早期移民身体状况良好，大批移民随后跟至的地方，比较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当地人口少并且分散的情况，更有利于较好的制度的建立，原因是能够被剥削的人口数量少。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展起了相当好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令人惊讶的是，阿西莫格鲁的模型同样适用于非洲和拉美。在秘鲁，因黄热病减少了人口的西班牙早期移民遇到的是富裕的城市化的印加人，他们开始了对后者的持续掠夺，这意味着好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社会动荡、收入失衡、经济低增长，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依旧存在。非洲也有很多同样的故事，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比如，博茨瓦纳的情况就远远好于很多非洲国家。来到博茨瓦纳的大量早期移民保持了健康的身体状况，建立起与故乡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走向了富裕。事实上，这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错，它是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和中国经济增速媲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又比如刚果，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遭到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移民的开发，甚至始终未能成立一个政府，至今仍灾害连绵。

因此，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可能演变为民主制。更容易成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社会精英持有的财产不容易被剥夺；整个社会城市化。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with James Robinson，2005，这是因为：（1）收入失衡程度越低，转向民主政治后精英从财富再分配中不得不失去的财富越少；（2）如果精英能够保护自身的财富，将更愿意实行民主政治；（3）如果民众集中在城市，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财富的分配不均衡，人口基本城市化，财富是石油，如果将几家石油企业国有化，很容易控制财富。因此，富有的精英阶层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这些因素，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入政权的威胁，沙特阿拉伯转向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被降低。相比之下，譬如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里从一党制或军队统治下的国家转变为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韩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相当均衡，社会比较富裕，财富来自工商业，不易被剥夺。这意味着精英不会誓死顽抗民主力量，尽管韩国的城市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完成。

他观察了欧洲早期移民到达71个地方（后来均成为独立国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与今天的“坏”制度，即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着很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的解释很有趣，大致是这样：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高，导致前往那个国家的新移民减少。留在该国的为数不多的新移民希望确保他们仍然掌握领导地位，比当地人生活九九藏书网得更富裕，因此他们要确保法律和法庭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他们要确保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人所控制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法治。因此，真实的财产权利并未得到恰当的保护。阿西莫格鲁还发现，新移民抵达时当地人口密度也很重要。当地人口越多，越集中，那里的制度就会越坏。同样，这也是由于人数较少的欧洲早期移民希望确保将所有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操纵法律是保存自己的财富及窃取他人财富的最有保障的手段。

以下提出三点想法，希望对于改进中国营商环境具有操作性：

阿西莫格鲁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一般来说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出现的确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但是，当他观察到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了。“Revaluating the Modernisation Hypothesis”，with 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and Pierre Yared，August 2007换句话说，他相信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有说服力。在制度糟糕的国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整个社会，阻止社会向民主方向的任何迈进，同时也制约着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阶层能够阻止好的制度的形成。相形之下，在那些能够保护财产权利的社会里，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制度更适于培育民主。简单地说，要么是个良性循环，要么是个恶性循环，二者之中必居其一。对很多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让人郁闷的诊断。

银行潜在客户的信用信息更容易查找，理论上应该使得银行可以多向小企业放贷，但实际发生得并不多，银行仍然需要抵押，或者更愿意向大型国企放贷。

现在发生了什么？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表明，某些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某些制度很难被改变。“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只要河里的石头足够多，你也够勇敢，敢于不断地从一块石头跳到下一块。我的感觉，当前我们的制度改革正走在河中央，而且，不十分确定下一块石头在哪。在本章中我想说的是，冷眼旁观今天我们所处的制度，似乎对于支持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而言还不够完善。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对于汇聚资源，投向重工业方面是有效的。但当前的制度不能普遍适于私人企业、创新和服务业，也不十分适于自然环境保护。我们不妨借助世界银行所得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排名，来比较各种经济制度的优劣。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仅建成了一半。改革还会向前走，但动力显得不是很足，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为找到问题的根本，阿西莫格鲁深入历史，对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欧洲早期移民进行了研究。“Unbundling Institutions”，with Simon Johnson，October 2004，这一角度的确非常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做研究，原料是什么，用量多少，实验条件都尽在掌握，可以反复实验，改变用量，改变实验条件，记录下每次实验的结果。通过这种行为，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形之下，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真实生活，而且往往是乱如麻的真实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来反复做实验——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千人千面，禀赋各异，观点、经历和关系也林林总总、错综复杂。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声称X导致了Y，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素M、I、T没有起作用。从历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过去发生的事实最接近于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实验。当时现代社会尚未出现，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的大多数地方没有制度。因此，看这些地方制度的演进就像在皮氏培养皿里观察制度的生长。阿西莫格鲁认为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制度起什么作用。阿西莫格鲁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发现是，一地在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对该地发挥影响力。

对于这一理论的分歧很大。有人发现，人均GDP达到特定水平后（5000美元是常见标准），向多党制民主转型的社会更有可能保持这种状态。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标准，往往会滑向独裁统治，或被军队接管。近年，这一理论又被赋予新的含义。《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华盛顿外交政策评论家认为，试图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够理想、民主制度（新闻舆论自由，公民结社自由等）不够普及的国家创造出民主，往往会以失败告终。The Future of Freedom，2004 WW Norton and Company，2003，扎卡里亚相信“不自由的”民主的结果会是这样：有选举制，但铁腕统治者似乎从不会输掉选举；媒体受到审查；NGO数量很少。因此他建议，推进民主的更佳时机是等到经济成熟、社会繁荣之时。他的著作是对布什政府试图在阿拉伯世界推动自由民主的做法作出的回应。现在对伊拉克脆弱的民主制度能否坚持下去下定论仍显太早——从最初的情况看并不怎么样。但是很难说扎卡里亚的观点是否正确，或者布什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是否就意味着某些事情只在理论上可行——九九藏书网推翻专制政权、以武力建立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到伊拉克这个特例却行不通。

一整套综合的制度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其中部分制度是正式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但也有很多是非正式、不成文的（只意会身教不言传的）。对于老外（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经济的老外）来说，中国很神秘的一点是，正式的规则和实际行事遵行的法则之间经常存在不小的距离。某日我见到北方某港口城市的前任副市长，他笑言“不做官员你永远不会懂中国”，满脸的成就感。如今他早已卸任，拿着某港资房地产公司开出的高薪，帮助拓展内地业务，显然做得十分成功。他自豪地夸耀说，通过他的关系他们公司在上海以便宜的价格屯了很多地。他很懂潜规则。

对于那些没有诉讼经历的读者，还可以有一个参考指标，即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这一调查覆盖全世界181个国家（地区），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不发达经济体，围绕企业经营的多个方面提出问题，根据工商业人士的打分对各国营商环境做出排名。最近一次调查在2007～2008年完成。《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详情参见http://www.doingbusiness.org/，2009年度报告涵盖2007～2008年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数据。问题涉及财产权，同时也涉及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他制度问题。这一调查的目的是获得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正式规则如何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制度是我们与现实发生的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或不具强制性的规定）。有一类问题专门问修建一个仓库需要几道程序；还有一类问题涉及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某些方面中国的得分高于平均值。中国在合同执行方面排名世界第18位，物权登记方面的手续也非常容易。在获得建筑许可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手续最为繁冗的地方之一。开办企业也不是很容易，税负也相对较高（此次调研是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进行的）。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Institutional Causes，Macro-economic Symptoms：Volatility，Crises and Growth”，with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July 2002，拥有坏制度的国家更易发生高通胀、汇率高估和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对于这些问题，与制度的作用相比较，今天的经济政策（除汇率政策外）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实际原因是软弱的制度意味着精英集团能够也需要控制资源，这往往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通常还会伴随政治危机。那些不占有资源、不受法治保护的群体有时候会发怒。想到今天那些失败的经济体是由于可怕的制度而导致经济失败，真是让人悲观。如果殖民的历史处处限囿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新政府、一套新政策或者很多外国援助又能给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带来多少好处呢？

当然，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欧洲早期移民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确带来了一整套新制度。这些新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是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与以前的皇权专制制度、殖民地制度截然对立。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有趣的是，阿西莫格鲁没有发现移民来自哪个国家跟制度好坏有关系的证据（所以英国人要抛开英国人是“好”殖民者，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是“坏”殖民者的观念。这些观念几乎伴随着每个英国人长大。当然由于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等惨痛史实，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认同英国殖民者有什么高明之处）。他也没有发现宗教、地理或自然资源起到了任何作用。这就是关于制度的全部，几百年前的制度似乎全部关乎疾病和人口。

一整套庞大复杂的规则被官僚机构开发出来，掌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从权力中央管理国家，需要很大很大的规则成本。同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也需要非常强势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具备随时改变游戏规则的权力。也就是说，法治服从于党和党的领导人，这意味着某些时候游戏规则的稳定性很低，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整体。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一特点——没有规则的治理——对经济增长是无益的，也不能增进社会福祉。

世界银行未列出调查开展初期的整体排名，在有综合排名的最近两年中，中国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改善，世界综合排名从第90位上升到第83位。不错但还不够理想，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仍然十分普通，这也预示着仍需很多努力。

我们仍然借助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下面列出从2004～2008年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结果有喜有忧：

土地、工商业、房屋收归国有，取消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国家占有和分配资源。因此，唯一要紧的制度是那些决定价格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商业契约不再真正重要。

企业破产时，股东本金回收率略有上升，从1美元本金收回32美分上升到35美分。但还是不够高，股东本金回收率最高的经济体在90美元以上。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计划经济，计划官员制定价格、分配资源。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但是同时，制度的缺失——尤其是约束权力的制度www.99lib.net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糟糕的政策的出台，而其后果则要由广大人民来承受。

本章中，我们专门来谈谈制度——法治，包括各种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潜规则。制度为商业制定游戏规则。制度究竟是什么呢？这些制度好不好？有什么弱点？中国制度建设情况能有多大改变？得当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它们能够支持投资、创新和消费，制约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滥用是破坏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得到的经验，制度可以带来天壤之别。制度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

20世纪初，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摔成了碎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随后陷入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方案相互冲突的两派力量之间的内战，中国的20世纪可被视为重建制度的漫长斗争史——驱逐殖民者，取代清王朝的僵化统治。其间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多次走进死胡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和平，腐败丛生，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就。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殖民者被彻底驱逐出去，一个新的群体控制了中央政府并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新制度。这是对过去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革命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

但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制度有力或者薄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构建有力的制度，就可以走上帮助穷国走向经济成功的漫漫长路。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丹尼·罗德里克，我们已在第三章提到过他）认为，重大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他认为多党制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原因是这种政治制度通常意味着重要政策的波动较小，一般来说经济危机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也意味着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conomic Outcomes？”，with Romain Wacziarg，December 2004，也有人（包括很多我认识的在华经商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资源配置、设施建设、制定长期规划、为公众利益制定决策方面非常有效。他们对政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修条路盖座大楼的能力大为惊叹，这在具有详尽的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交口称赞中国，取笑印度乱哄哄的民主连路也修不了，工厂只好从一个邦搬到另一个邦，直到哪个邦工会允许企业经营。这些生意场上的朋友说得不错。但是，他们没有被赶出城里，他们的房子没有被强行拆除，他们自己没有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25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飞快的城市改扩建的拥护者往往是从中受益的人，而不是作出牺牲的人。

这不是白白流逝的历史，彼时发生的事情关系到今天。阿西莫格鲁发现，今天的人均GDP与16世纪和17世纪时新移民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暗示当今第三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归咎于”殖民统治，但不同于我们平常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殖民统治本身造成了今天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仍然这样认为），问题是由早期移民到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造成的。

那么需要做什么？理论上说，需要简化已有商业规则，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既有规则的日常强制执行。说来容易，难在落实。

经济学家都认同制度的重要性。但什么是制度呢？经济学界就这一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但归根到底，制度基本上关乎法治。制度包括议会、国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立法，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所有帮助法律实施的事情，如公共治安、诉讼体系，也包括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纠纷调解仲裁的所有规则。例如，在国际上，WTO这样一个机构制定并监督着一整套国际贸易的规则及实施，还有一整套国家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时的仲裁协调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你每天都在和制度发生着关系：制度确定你交多少电费，如果超速驾驶会领到罚单，也决定你为什么能轻易地在路边买到盗版光盘。简言之，制度就是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贯穿你的一生，或者至少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关系到你的金钱、时间、娱乐等等，占据你生活的一大部分。在一个国家里，只要规则在，违反游戏规则的人就要付出代价，受到经济处罚或其他惩罚。当然，在全球层面上，每个国家保留违反规则的权利——但意味着它们将面对不得不出局的潜在危险，并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平均水平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增长这么快呢？我想答案在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尤其在产权保护方面。过去30年来，厂房、房屋甚至土地的所有权更加清晰，也更加有保障，尽管离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拥有数量巨大且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与中国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地缘的接近（带来技术和投资），加上全球经济的开放，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作用。重组的制度改进使得这些根本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得以释放。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本章，那就是制度很难被改革，如果你不用上全部的气力，它们就不会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