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要感谢很多中国学者。我有幸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了如果没有他们我永远不会看到的风景。谢谢你们。

本书献给Thuyngan Pham。她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有趣、最美丽的非经济学家。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相遇后，和她共度的时光就照亮了我的每一天。她在我身上看到的我，我自己总是看不出来。哦，不过，经济学家也不是什么都懂。

同样，还要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很多专家，以及上海、杭州、宁夏、苏州、南昌、大连、深圳等地政府相关部门为我的研究给予的无价的帮助。借此我对他们每一个人表达真诚的谢意。

首先要特别感谢杨岩春和申岚，没有她们的出色翻译，你或许就读不到九九藏书此书。

如果你不介意我的啰嗦，我还想感谢我的妈妈和妹妹。她们仍在伦敦，我很少能见到她们，但时常想起她们。我猜妈妈并不十分明白我在做什么——但正是这些年来她对我的爱和关怀，让我成为我。

还有许多人，这里不便写下他们的名字，也要一一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渣打银行的很多好同事。与他们一起工作让人心情愉快，从他们那儿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人从忙碌的工作中挤出很多时间教会我这个那个。特别感谢Frank Wu、常钟和李炜。他们都是我在上海一起密切合作的同事。我要是有李炜那样的数学天分，我想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

我还要感谢媒体的朋友。我发现很多优秀的中国记者极为了解实际情况。我也希望他们能有更多机九-九-藏-书-网会将亲眼所见付诸笔端。很多记者慷慨地让我与他们的读者一起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特别要感谢《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杂志的记者朋友。

近五年来，我有幸拜访数不清的企业客户，深入他们的工厂调研，他们所在的行业从上海郊区的计算机生产，重庆的汽车制造，到深圳的小型沙发加工等等。能够了解他们对市场风雨的切身体验，是非常难能宝贵的。

感谢余永定、蔡昉、何帆、王小鲁、沈明高、祝保良。

许许多多人帮助我理解中国经济。没有他们，我永远不可能从事现在的工作，也无法独自完成此书。

已辞世的华大伟教授（David Wall），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以及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悉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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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我的博士学业，并给予我去伦敦最好的智库之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工作的机会。在那里，Victor Bulmer Thomas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经济学人》的Dudley Fishburn为我提供了在旗下年度刊物《The Worldin…》任职的机会，这一经历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同时为我学习如何正确地写作创造了绝佳机会。2004年，李籁思（Gerard Lyons）给予我目前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在渣打银行从事中国经济研究。他和常驻香港的我的老板关家明，给予我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让我想些什么就写什么。而绝大多数银行分析师很难有这样的自由。在中国，曾璟璇和渣打银行的其他高管给了我无尽的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渣打银行。

许多“境外”学者慷慨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和专长。他们十分友善，抽出时间与我交流，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我可以骄傲地将其中很多称为朋友。我要郑重地感谢（排名不分先后）：DanRosen、Nicholas Lardy、Steve Barnett、Eswar Prasad、Vivek Arora、Louis Kuijs、Wang Tao、Calla Weimar、Nicholas Hope、Harry Wu、Arthur Kroeber、Trevor Houser、Thomas Rawski、Terry Si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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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rlene Chu、May Yan、Jonathan Anderson、Paula Peltonen、Wang Zhi、Phil Colby、Ma Guonan、Fred Hu。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中将要谈到的研究者——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才得以完成此书。书中很多图表的原始数据来自他们的研究著作。感谢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伍晓鹰（Harry Wu）、黄亚生、德韦恩·本杰明（Dwayne Benjamin）、Loren Brandt（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Gabor Pula、黄佩华（Christine Wong）等人允许我在书中使用他们的数据。同时还要感谢CEIC允许我在书中多处图表中使用他们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