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十年代，是在一片噪杂声中度过的，或曰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对于“西化”现象，评论界终于达成一致，先锋小说家们要么收场，要么改弦易张，不要再当“中国的博尔赫斯”，而是要做自己。中国的文学终于在迷失自我的状态中逐渐向自我回归，但这种自我已不是先前的自我了，而是一个从世界文学中回归的自我。“民族的”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虽然还在争议不休，但多数作家和评论家还是赞赏以“世界的胸怀”来关照“民族的”这样一种关系。难点在于，什么是世界的？难道就是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作家的诺贝尔奖情结来自向世界融合的心情，但中国作家对诺贝尔奖的反感情绪则来自强权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种文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文化传统终于进入了文学家的视野。

我们看到，近三十年，汉语的叙事潜能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一些风格独具的作家，一出手就有自己独特的语感与语调，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如果留心会发现，语言的时代性变化是最大的，不管是先锋小说还是非先锋小说，都在变，而传统的叙述姿态、叙述语调和叙述语汇，不少已濒临消亡，有些语调今天看来甚至是可笑的。在这背后是其语境的消亡。比如，人们厌烦那种教训性、独断性、夸饰性、指路性的语气和语调，与教化性话语保持距离。莫言的纷繁错杂的语词搭配能力，人们已经熟知。在《马桥词典》里，作者放弃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方式，借词典的方式为马桥立传，使马桥的人、马桥的物、马桥的历史、马桥的生活方式、马桥的文化思想得以以标本状态存留。汉语这种表意文字与人类生活的互证关系得以阐释。作者在文中不时渗入对自己知青生活感受的反刍，其思绪因词典的形式和故事的穿插而得以成形固化。贾平凹是一位语言感觉特别敏锐的作家，他在谈及他在小说中越来越自觉地化用家乡“土语”时说，语言是讲究质感和鲜活的，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其中有一个最捷便的办法是收集整理上古语散落在民间而变成“土语”的语言，这其中可以使许多死的东西活起来，这就如了解中西文化的比较，在那些洋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里和中国人写的外国人的书里最能读出趣味一样。这也算是一种心得。

第三个阶段是在2000年前后至今，一切正在展开中：全球化，高科技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其无所不在的能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观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也大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作为变动不居的人文背景，它们实际上潜在地影响并渗透到了文学的方方面面，比如题材选择的倾向，主题的演进，思潮的焦点转换，价值的取向，话语的方式，以及叙事能量等等。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面对新的历史语境，站在新的立足点上，进行一些大的思考，比如：我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与关联如何？三十年中国文学在文体方面的演变是怎样的轨迹？审视三十年文学的审美经验有什么样的发现与收获？等等。

再次，与文体变化无法拆开的是语言。汉语的叙事能力有没有提高，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一个较少谈论却是非常根本的问题。现代白话文的历史并不长，但事实证明，现代汉语有丰沛而深厚的质地，其艺术表现力是深潜的。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随着创作经验的累积和对外来文学的借鉴，以及对民间新语汇的学习，近三十年文学从现代性的角度，探索着世界化——民族化的道路。文学的历史是变化的历史而非进化的历史，新的未必胜于旧的，这是对的，但就现代汉语而言，总体来看现在胜过以往。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承继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主张，提出了“立人”思想，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的这一追求，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导思想脉络。比如，《阿Q正传》就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追求，阿Q遂成为共名。在对阿Q的阐释中，有人指出它表现了人类性的弱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它首先还是画出了中国的沉默国民的灵魂，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非人的惨痛境遇，以及他们的不觉悟状态。“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它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声浪的覆盖下以更隐蔽的形式潜在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精神重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矛盾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这一形象即使在当时，也被有些人认为是最成功的，其魅力到今天也没有散失。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让人过目难忘，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我们还可以从《原野》的仇虎到《红旗谱》的朱老忠再到《红高梁》的余占螯，清楚地见到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英雄梦想和对原始强力的渴望。在关于知识分子主题的作品中，其发展脉络同样曲折复杂，但贯穿性清晰可见。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一叛逆者的疯言疯语，使我们感同身受一个“独战庸众”的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有所发现的紧张，以及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苍凉心境；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是个充满了自我矛盾的人物，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多余人”。而在几十年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上演了另一出文化性格的悲剧，他向往西方文化，却无时无刻不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被几个乖戾的女性折腾欲死，受虐而又虐人，忍受着无可解脱的痛苦。在杨绛的《洗澡》里有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弱点的解析；在宗璞《东藏记》里有对知识分子节操的追问，这些都是这一主题的延展。同时，我们在《活着》、《小鲍庄》、《日光流年》、《苯花》、《生死疲劳》、《玉米》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惰性因素的深刻挖掘，也有对其中的现代质素，如执著坚韧积极进取等品格的弘扬，并将这些优秀品格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加以丰富。

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是在喧哗与骚动中结束的。市场化是9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这决定性的转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河床的流向。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大众文化登堂入室，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尤其显著。小说界在不断地突围，诗歌界没有英雄。文学不但失去了轰动，而且失去了旗帜。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思想启蒙的声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都日渐衰弱，文学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藏书网漫激情，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世俗化和欲望化，一句话，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市场的刺激，促使文学写作中蕴含的商业化、娱乐化、消费化因素明显增长。然而，必须看到，尽管市场在诱导人们，只有迎合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审美情趣，才可能占有较大份额，才不致被无情淘汰。但具有孤独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大有人在，审美含量丰沛的佳构往往是在市场的一片喧哗声中卓然而起。90年代的作品在题材撷取上较前更宽泛了，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变化微妙，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一齐并存。这又恰恰是一个重新探讨文学精神的时代。1996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力量等，都是对文学精神进一步探索。大家一致认为世纪末文学需要新的人文精神，文学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诗意”的栖居地。

此外，中国文化也不仅仅指儒家和道家文化，还有多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从八十年代末以来，有自省力的作家已经埋头专注于自身脚底下的土地和自身的文化中。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后近年来出版的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等，将藏汉文化交融中的西藏文化生态尽情地展现了出来。张承志的《心灵史》和石舒清等人的小说则将神秘的伊斯兰文化凌厉地展现了一番。

回眸这三十年审美意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表达，它们是：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即复苏期、繁荣期和1985年的转折期。这个阶段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主线。第二个时段包含了整个九十年代，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这个阶段是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信息化大大改变和影响了文学生产机制的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和新的特点。

在思索近三十年文学精神的构成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就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靠近和学习。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影响是重大的，从哲学观念到艺术技巧，从把握世界的角度到价值取向。就文本来看，也许突出表现在先锋文学中。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人们总是将他喻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不仅是他，人们还把“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分配给他们喜爱的不同作家。这些指称的流行无疑是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学习的证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先锋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完足的实践。有人说，没有开放，没有向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学习，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学，不是没有道理；还有些外国文学翻译家骄傲地说，正是他们在实际上引领着文学的新潮，翻译家的语言甚至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风。部分的事实也确乎如此。比如，我们会在不止一部中国作品的开头，读到对《百年孤独》那段著名开头的模仿和改写。所以，不夸张地说，近一百年来西方文学的思潮在新时期三十年文学中被中国作家一一摹仿或借鉴过了。在小说界，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纳博科夫、渡边淳一、罗伯格理耶、格拉斯、帕慕克等等，成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榜样；在诗歌界，叶芝、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帕斯捷尔纳克、萨克斯、辛格、埃利蒂斯、卡内蒂、戈尔丁、塞弗里斯、布罗兹基、帕斯等一大批世界诗人成了中国诗人的标杆和偶像；在批评界，荣格、弗莱的原型批评学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伊格尔顿，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都成为批评家学习和依凭的学说甚至理论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三十年一样，如此众多的世界明星与流派在中国的文坛上交辉，组成了一个光辉闪耀的星群。中国的文学再也不是独自一统的文学江湖，再也不可能用一种文学的传统来统一了，它已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一道，融入了世界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并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去。

我以为，现在的相当一批作品超越了启蒙意义上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精神的、想象的、集体无意识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更加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态和文化品格；文化作为一种更加自觉的力量和价值覆盖着这一领域。由于中国社会向来以家族为本位，家族小说成了传统结构模式之一，也许作家们觉得，唯有家国一体的“家族”才是最可凭依的，故而乡土与家族结成了不解之缘。不妨以《白鹿原》观之，作品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为背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及其人格，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它的创新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扬弃了原先较狭窄的阶级斗争视角，尽量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诉诸浓郁的文化色调，还原了被纯净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本相。二、除了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之外，作为贯穿主线的，乃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是此书动人的最大秘密。三、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比较成功地融化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手法来表现本土化的生存，在风格上，又富于秦汉文化气魄。事实上，看清了《白鹿原》文化秘史式的写法，也就基本看清了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审美特色的所在，那就是“文化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对乡土生存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与揭示，这也是以往不曾有的。如《羊的门》《日光流年》《檀香刑》等都涉及到深层的“权力恐惧”心态。在《羊的门》里，作者从土壤学、植物学入手，把人也视为同一土壤上生长的物种之一，它要揭开的是民族生存中更惨烈的本相和民族灵魂的深层状态。从呼天成的驭人拢人之术中追溯探究专制文化根基和民众心态哺育等方面的历史生成，与其说这是一部官场小说，不如说是寻根小说的深入与拓延。还应看到，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我读《秦腔》，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无名状态，也就是再也不能用几种非常简单而明确的东西来概括今天的乡土的性质和型态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意象有两个：“土地”ｈｔｔp://wｗｗ.9９lｉb•ｎｅt与“秦腔”，它们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则以实写虚，原生态的写法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

于是，一批向中国传统文化进军的作家终于出现了。汪曾祺等人不可能带走中国的传统，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它总会重新发芽、开花、结果。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等的批判下已经与中国人分开得太久了，然而，在日常伦理生活中，我们遵循的却仍然是我们已然忘却了的传统。阿城的小说将道家精神在一篇《棋王》中传出了神，张炜、陈忠实则向中国的儒家(还有道家和佛家，但以儒家为主)伦理进军，试图在我们久违了的儒家精神中找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人学”来。李锐的朴拙里不仅有道家，也有儒家，他似乎走得还更远一些。近年来，他的一些小说似乎在寻找海德格尔所说的原初命名的文化源头。

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这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的不足和不满意，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有一种精神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了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守持。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走向边缘化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学与文学中国正在实现双重超越。我们需要总结，既给予求实的肯定，同时需要清醒的反思。把今天的创作放到历史的长河里，放到广大读者坦诚的反聩中，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它还是存在缺失和。我们还没有多少公认的、堪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体现本民族最高叙事水平的大作品，所以，当代文学的任务还很艰巨，要走的道路还很曲折漫长。

1980年，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所有中国青年为之动容。“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说的不就是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吗？“红色大街”、“疯狂”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心灵的钥匙丢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状况。诗人敏锐地道出了这种存在，并且“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这里，揭示一个时代存在的现状还不够，还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还需要新的构建。

文体意识的变化势必带动作品意蕴空间和表意方式的变化。近三十年文学在现实主义的社会性、人性反映之外，出现了一些表意性、象征性、寓言型的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一些作品在写实性与表现性的结合上发生了很大转变。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学总是缺乏超越性和恣肆的想象力，热衷于摹写和再现，虽有平实的亲近，却难有升华的广涵。说到底，作家的根本使命应该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有深度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当代性不应该只是个时间概念，主要还是作家对当下现实的体验达到的浓度是否能概括这一时代。很多作家都在情感和故事上浪费了太多。1980年代出现了一批先锋小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冲击，功不可没。然而，不久就因走向形式主义的怪圈，失却了现实生命的血色，渐渐搞不下去了。这主要是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先锋文学尽管暂时落幕了，但它所开启的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表意方面多样化非生活层面的努力，还是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丰富了文学的表意空间，提升了文学的艺术品位。到了1990年代压倒性的时尚是写实主义。但是，有一些作家仍不满于写实的局囿，努力拓展小说的功能，追求哲思，诗化，独异，人文情思与形而上意味，强化艺术感觉和语言个性，注重叙述策略，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注重渗入独特的个人化经验，扩大了时空的涵盖面，使作品面貌一新。

在这里，我想从“思想灵魂主线”、“艺术探索精神”和“与世界文学的关联”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三十年文学的精神和变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能够代表三十年文学发展状况的三个方面。

在民族自身的觉醒和用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对话而最终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首先需要一批对自身文化传统有认同感的作家。世界文化从文化形态上大致可以分为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前者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后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恰恰有趣的是，后三者正好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从文化心理学上来看，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起源于犹太教文化，更早则起源于不稳定的游牧文化和海洋商品文化，按钱穆先生分析，这些文化因天然的生存不足造就了文化的侵略性，而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则由于稳定的农业生存而造就了和平的文化心理。假如我们都认定人类最终的追求在于和平和稳定，那么，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理想，我以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应该在更大范围地进行，文学家应该更为敏锐地认识这一点，从而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这种文学的形象的探索肯定是极为有益的，它必将为中国人未来的文化生活开拓出新的前景。

不同时期的文学，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变异极大，比如八十年代的文学中爱情就是一个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大主题，是寻找“人”和发现“人”的一个重要场合。关于爱情，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理解和表现。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与传统的中国伦理不同的新伦理。这种伦理首先就是崇尚爱情本身的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只存在婚姻，不存在爱情。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铁凝的《玫瑰门》，王朔的《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苏童的《离婚指南》，八十年代的文学经过了对性的初次探索和对爱情与婚姻的质询，进入了九十年代。从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涉性小说，我们看到，九_九_藏_书_网爱情已经不再是精神层面的思考，而是灵肉结合不避性爱的探讨了。性文化成为一个焦点。这个时期，各个相关作品的共性是发现、展示、探索性活动与人性的关系，将之变成一种最强烈、最集中、最尖锐的声音。

事实上，情况已复杂到很难厘清、概括和命名的程度。具体划分，这三十年就思想文化背景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语境：

然而，必须看到，“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的人。笔者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曾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归纳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为什么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呢，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也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

第二个阶段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而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趋向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

整个八十年代，就是一个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学习的年代。“西化”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一种隐性的存在。汪曾祺、阿城的小说虽然受到赞赏，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汪曾祺去世时，有人说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死了，中国的传统文学精神也随着汪曾祺走了。先锋小说、先锋诗歌以及先锋戏剧和电影在八十年代基本都是实验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当时的批评界也一样，在新的文学样式刚刚上场时，就惊呼新的文学生成，文学进步了，不久，就有批评家批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实验主义。从今天来看，这种朝三暮四的文学景象就像一个人青春期的多场恋爱剧一样，是必然要走过的。一个人不经历青春就老去那是多么的悲哀，但一个人始终处于青春期的亢奋状态也未免令人担忧。文学总是要走向它的成熟期的。

新世纪以来，文学随着市场和受众群的细分而不断分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学叙事的重新转向都市。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张爱玲的“人性残酷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新世纪文学的都市是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的“世俗都市”。一个日常化的审美时期来临了。首先，“亚乡土叙事”值得重视。城市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文化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了异化、孤独、漂泊等精神现象。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当然不限于打工者，整个底层写作，作家们由最初的关注物质生存状态，进而关注其精神生态和灵魂深处的需求与期冀。，因为精神的贫困远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其次，人们不得不承认，青春与成长主题与80后写作一起，已悄然占据了文学的一席之地。再次是生态主题的萌蘖，由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自身的生态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生态破坏，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表象。从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到杨志军的《藏獒》等，作家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其它生命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批评论者不仅从西方生态思想汲取有益养份，而且开始发掘中国文化精神中的生态思想。虽然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文学界形成大的气候，但它必将成为未来文学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生态哲学思想的兴起会广泛地影响人与人、人与其它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向世界的学习，不可避免的是要向强势主导的欧洲中心文化学习，也就是“西化”。随着大众文化的洪流，这种学习变得更为汹涌。相反，自身文化的觉醒，以及用自身文化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话、重组又来得相当缓慢。然而，它毕竟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来临了。这也就是近年来人们常说的后殖民文化现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在文化意义上仍然属于弱势。不可否认，我们目前的文化基本都是西化的，包括我们的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文化，只不过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家庭伦理观念，男权文化下的女性主义，市场经济，商品文化主导下的经济模式，消费主义等，都是西来的产物，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潜伏着，直到九十年代以来强调复兴民族精神之后它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影响，中国人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中国自身的文化也苏醒了，国学受到重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一时在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首先，文学作品的题材更加丰富，历史题材、乡土题材、城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都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就历史题材来讲，与十七年文学比较，近三十年文学在历史领域有大面积的开掘，有纵深化和多样化的出色表现。众多作品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掘历史中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作家所持视角和方法却又各异，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出现了一个阐述历史的狂欢化的盛大景观。事实上，历史与今天、与文学有着怎样一种神秘的精神联系，是个有待深究的问题。重诉历史、重写文学史，是社会转型期人的精神诉求。大致看来，当代文学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是经历了由当年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的过程，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革故鼎新的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从而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历史领域因之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纷纭多姿，当然可争论的问题也很多。二月河就显然突破了一些规范。他的清帝王系列，没有那种过于拘泥于史实的板滞之态，相反给人一种龙骧虎步，自由不羁的放纵之感。这就涉及到他对真实与想象，正史与野史，雅文学与俗文学，认识功能与娱乐功能等一系列关系的处置了。唐浩明好像走着与二月河相反的道路，在史与文的关系上，侧重史，以史实的厚积，史识的深湛见长，特别敏感于捕捉凝结着复杂历史关系的蜘蛛式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不是帝王，但在精神和文化的涵盖量上又超过了帝王，他用这样的人作为打开历史厚重大门的钥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便是。《白门柳》以当代文人的手眼来抒写士大夫怀抱，写出明末之际“天崩地解”时代一批知识精英的嶙嶙傲骨，也写出大难临头时的巾帼不让须眉，全书浸透浓厚的文化气息，扬厉了中国传统的人文风采。我们曾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过于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敢越雷池一步，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而现在早已突破了，像《圣天门口》，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路子。作品的笔触指向了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以至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再像《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口吻，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历史叙事的一次创新，也在扑朔迷离的情节中质疑和追问了被讲述的历史真实性。99lib.net

不独在诗歌，更在伤痕、反思、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里，作家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生存的深处，人性的敏感处，历史的内脏，在寻找着“人”。与之相伴随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诘的时代。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弗洛姆、海德格尔、萨特、本雅明的思想被译介，它们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喧哗回荡。王蒙、张贤亮、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苏童、残雪、王小波们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将我们带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世界，人性的复杂性在最低的生存中被打开，人与性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以一种紧张的甚至魔幻化的形态呈现出来。

从“文革”结束到新世纪以来的今天，中国文学从逐渐复苏、寻找自我，到吸纳域外文化，强化自我，再到融入市场，调整自我，走过了近三十年挑战与应战交互作用的壮阔历程。这三十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皆发生了梦幻般的巨变，用翻天覆地、沦海桑田形容并不为过。就文学而言，这三十年是不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市场化的，文化——媒体化、高科技化的影响的三十年，涌动过数不清的作品、口号、现象、思潮和论争，不但其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不断转换，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也在不停地变幻，它是五光十色的，又是充满曲折和起伏的。但大体趋势却是，从狭窄走向了开阔，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本土走向了世界。

总之，这三十年，在人性的禁锢与解放之间，在欲望化与审美化之间，在世俗化与崇高化之间，在日常化与理想化之间，在城市化与民间化之间，文学以独特的方式寻觅着人类的精神家园，探寻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

其次，近三十年文学审美意蕴的丰富与作家文体意识的进步和表现能力的提高关系密切。文体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形式的同义语。在我看来，文体是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具体地说，它是一种艺术地把握世界和言说世界的方式。在优秀作家那里，它总是打着个人的鲜明印记。近三十年来的文学作品，不但在哲学内涵和精神价值上有了重大突破，在文体上也有重大的突进。

比如，《尘埃落定》借麦其土司家“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兼用写实与象征的表意手法，轻灵而诗化地写出了藏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延续了多代的沉重生活。作者对各类人物命运的关注中，呈现了土司制度走向衰亡的必然性，肯定了人的尊严的宝贵。小说有浓厚的藏文化意蕴，轻淡的魔幻色彩，艺术表现开合有度，语言颇多通感成分。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的叙述者在一座古园一棵死去的柏树下偶遇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思绪如泉，引起了对往事、生命、真实、死亡等人生永恒主题的终极思考。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结构的自由开放，作者自由地出入于小说与现实，叙事与思想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息性结构，不可拆解开来分析。另一个特点是悬置现实主义的写实成规，至少包含故事的叙述、对人的命运的哲性思考、对小说艺术的文论性思考等三个层次，彼此交织在一起，不实写故事而虚写情境，离开了日常谈话而大量设置形而上性质的对话。它在文体上是十分独特的，有如空谷足音。《日光流年》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开创了长篇小说中罕见的“倒放”式结构，从司马蓝的死逆向叙述到他的回到子宫，依次描写了他的死亡、中年、青年、童年和出生，文体正好与生死游戏仪式对应。作者重新编排生活，建立自己的本体寓言框架。生活的正常时序被“颠倒”着进入小说的叙述，时光倒流使故事完全寓言化了。莫言的《生死疲劳》写了五十年的乡村史，他以人变驴变狗变猪的六道轮回式的幻化处理，曲折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复杂性的深刻理解。这些作品都有足堪称道者。

虽然这些作家的作品大多还是在中国本土流传，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学中也才露出了很小的一点，但是，中国作家与世界当代文坛的交流日益频繁。余华、莫言、李锐、苏童、贾平凹等作家在西方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中国文学也日益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当代文学的交流将成为日常，中国文学也不再是自成一体的小系统，而是与世界文学相互交融的大系统。

三十年后的2008年，历史似乎注定了要让这一年最为艰辛悲壮同时最为扬眉吐气，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华民族承受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巨大考验，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中国为世界演奏了一曲无与伦比的伟大乐章。但就文学来说，一切却显得很平常，并无大事发生。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正在世界范围寻觅一位作家，来领取当年的奖金与荣誉。这项殊荣最终被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了。对此，中国文人的心绪也许是复杂的(世界其它地区的文人大概也一样)。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三流作家，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感正在散失，还有人进而认为，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去权威化，去中心化，趣味分散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师”已经不大可能再产生了。事实上，近些年里，中国读者都希望有中国籍的汉语写作者跻身此列，希图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长足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力图融入世界的健康的开放的心理。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中国本土的范围来审视自身的文学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逐渐学习站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或者说站在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下来盘点中国近三十年文学了。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就在寻觅与世界文学大传统的汇流，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开放化，抑或先锋文学的左冲右突，还是近年来中国作家不断在国外获奖，中国文学社团与整个世界文学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都在说明，文学的语境早已不是单纯中国化的，而是世界化的了。

近三十年文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创作理念、思想内涵、文化底蕴、文体实验、叙事模式、语言风格等方面，而且其中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下面将从我的亲身体验和阅读感受入手，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概括。

“八十年代”就像一个紧张的思考者。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激荡中，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99lib•net，开展“方法论”大讨论。一部分作家从生存、时空、叙事、语言、视角等几个层面进行文本实验，先锋小说家在对启蒙理性解构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新的真实观和对世界的解释，并崇尚“恶”的力量。新写实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先锋派是一个有力的的反拨，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存在主义，却由于冷漠叙事和原生态的生活流等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文化精神价值。

近三十年来乡土文学也有亮眼的拓展、更新和深化。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又是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积累最厚，力作最多，历史最为悠长的一片领域。鲁迅先生开创了二大类型：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与乡村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农耕文化传统是稳固而深厚的思想文化审美资源。现在的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地，“文学都市”无疑已占了优势，覆盖面大，出现了文学想象中心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80后的写作，已基本与乡土无缘。但是，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有很大比重。一些公认的文学精品和获奖作品，仍多以乡土题材为主力。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现代性的乡愁和新人格的艰难成长，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描绘现代化的中国也无法离开乡土这个根本通道，不了解乡土，就不了解中国。乡土叙述向来有三大模式，即启蒙模式、阶级模式和田园模式，各有一大批代表作。那么现今有些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吗？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在五四传统的启迪下，伤痕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潮流中奔涌的第一个浪头。“天安门诗抄”和最初的一批政治抒情诗，是最早对为极左政治服务的文学的反叛。诗人愤怒地控诉着，“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遂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今天看来，这些诗歌仍然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沉重有力的铁的声音。伤痕小说正面描写文革留下的心灵创伤，揭示个人或家庭的悲剧，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的牢笼，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就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独立思考的、阅历丰富的作家，提供了一批更富理性精神也更有思想深度，在更大范围回溯和反省历史的作品。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出现。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视野，增加了历史深度和思想容量，现实主义由之得以深化，种种禁区被冲毁，文学发挥了干预现实，干预灵魂的能动作用，开启了反思意识。嗣后，改革文学崛起，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向沸腾的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改革中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心理结构的变化。另一部分作家则越过社会现实政治层面进入了历史的或地域文化的深处，对民族文化性格进行文学的或人类学的思考，引出了又一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第一个阶段在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政治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时间保持了同步共进的关系；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文学反对瞒和骗，呼唤真实地、大胆地、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写出它的血和肉的“说真话”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被大量译介进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激荡，使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在这里，先锋文学的意义似乎值得单独一说。它不仅指马原、余华、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人开创的小说世界，同时也应该包括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的诗歌王国。韩东的《大雁塔》从宏大叙事模式格式化了的阅读中解放出来，还原了一个普通个体的真实。对于普通人来讲，登上大雁塔，不必像古人那样“怆然而涕下”，看一看周围的景色，然后下来，仅此而已。完全个人化的感受。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像叙家常一样展开了他和朋友们的日常生活情态；李亚伟的《中文系》在今天读来，似仍能闻到那间大学宿舍里的臭袜子味道。这些先锋诗歌意味着文学降落到人的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了，或者说，撩开了观念的屏蔽，还原了个体人的日常真实。时至今日，先锋文学的成败得失仍然是文学界莫衷一是的话题。重估先锋文学是必须的。与人的命运一样，文学也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探讨它的价值。先锋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精神即是如此。先锋文学重语言、重结构、重西化的人文观念和哲学理念，并为之演绎，融入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观念等，尤其注重探索心理深度。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先锋作家们从“写什么”转换为“怎么写”，从学科建构上看，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原先我们多以线性的思维来认识“必然和本质”，但先锋文学说，命运是非线性的，是偶然的，甚至是不可知的，不仅有一种命运，还可能有多种命运。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就这样从原来的总是质询时代的政治性主题和群体意识，转变为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探索，从集体的人指向了个体的人，人被从当下政治和种种社会环境制约下的现实的人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甚至摹拟的人。先锋文学后来遭遇质疑甚至冷落也是必然的。先锋文学最终因过分迷恋文本形式，沉溺于空心化、抽象化、叙事的游戏化，使先锋小说与时代现实人心越来越远，成为读者身外的“冷风景”；不仅仅小说，诗歌也一样，文学精神在这片实验田里被技术之剑刺杀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近常识，不证自明，难道还有不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吗？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变得那么复杂，成了一个需要费极大气力反复论证的论题，是无法离开具体的中国国情和政治文化的实际。就我的亲身经历看，当年秋天，1978年9月2日，《文艺报》在北京和平宾馆九楼集会，为《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写伤痕的短篇小说呐喊助威，这一举动震动了全国文学界。那天，刚跨进文艺报不久的我被分配担任记录，整整一天，笔不停挥，手都记酸疼了，却浑然不觉。那时还没有便捷的录音设备。会后，由我和闫纲师兄共同整理了八千字的会议纪要，以“本报记者”名义，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至今被一些文学史著作作为资料引用。到了这一年的12月5号，在新侨宾馆，一个影响更大的会议召开了，那就是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为一大批“毒草”平反的会，涉及作品极多，从《保卫延安》《刘志丹》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等，不胜枚举。又过了十几天，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回顾那个年头，那些日子，作为小人物的我，也有一种溶入历史、创造历史的奇特的紧张兴奋感，好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与历史的解冻声在一起共震。那时，百废待兴，头绪纷繁，上面顾不上文学，并没有什么具体指令，在文艺报社，有些波及全国性的会议的动议，竟是大家七嘴八舌聊出来的，当然与冯牧、孔罗荪二位主编的决断是分不开的。这个年头，对文学界来说，五四文学传统开始复苏了，作家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重新得到确认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慢慢抬头了，文学创作向着现实主义传统回归了。

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所谓纯粹的“文学自身”，纯粹的文学自身属于彼岸世界，而文学永远是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变动不居的；只有裹挟了现实的风雷和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文学，才是有力量的和回到了自身的文学；而“文学自身”作为一种境界，也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延续她自身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定型、完型。我们用不断回归不断游离再不断回归的复杂的交叉的过程来描述文学发展之路，才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