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汉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汉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汉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汉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汉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汉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汉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汉景帝只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还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其中包含的一个很显着的意思就是做人要学会谦虚谨慎。谦虚谨慎的领导能够在世上安居，并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领导者千万不要过于高调，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如果为人高调，又和别人私人关系较好，或许别人会在一段时间纵容，但心中已经有了不愉快，迟早会招来祸患。如果为人高调，又喜欢标新立异，自诩不和别人同流合污，那么肯定也不能和别人相处得长久，而且过得不愉快。

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出于贪图便宜，买下了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他使佣工拉回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

有些领导者喜欢把别人的成绩揽到自己的头上，进而骄傲起来，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行进的路上，车轮子吱吱地叫苦不迭。筋疲力尽的马十分惊奇地说：“我的朋友啊，你这是怎么回事？”车轮子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吗？哎！日子过得真艰苦……”马十分疑惑地转头看看车轮子说：“我的朋友，好像拉着这车的是我，而不是你吧！你为何要连声抱怨呢？”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些人满腹牢骚，到处吹嘘自己的功绩。其实，他所谓的功劳是属于别人的。

姜太公因为功高，周王把齐国封给姜太公。齐国有一个叫华士的人，为人十分清高，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与诸侯交往，所有的人都认为华士贤能。于是姜太公让人去召他为国效力，连去了三次，华士都拒绝了，姜太公便叫人杀了他。周公问姜太公：“这个人是你们齐国的杰出人物，你怎么杀了他呢？”姜太公说：“这个人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往，难道我还能希望他向我称臣，并且和我友好交往吗？肯定是不可能的，这种人是可以放弃的人，也是自我放弃的人。如果不杀这种人，反而纵容他，那么全国的民众都会仿效他，谁还会知道君王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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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吕僧珍因离乡日久，上表请求萧衍让他回乡祭扫先人之墓。萧衍为使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但准他辞官，还赐他使持节、任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即管理其家乡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领导者做人做得成功的，做事未必做得成功；而做事做得成功的领导者，做人又未必行。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封建社会中大丈夫的做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仍有些人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善终，当和他的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对于领导者来说，谦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格修养。但谦虚的前提是必须为社会付出过艰辛的劳动，而这一种劳动可能已经被社会所认可，可能还不为社会和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想成为谦虚的人就往往不止需要坦荡的胸怀，更需要一种勇气。臧克家评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时说，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一个将谦虚谨慎看作是重要的人格修养的领导者，一定会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谨慎立身，是对立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有了功劳，不要经常说起；有了恩宠，注意不可张扬；有了权力，注意不要滥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趋炎附势；有过去的不得志的朋友，注意不要嫌弃。志当高远，事当谨慎，这是历史指示的做人原则。

对于领导者来说，谦虚是一种美德，懂得谦虚的领导者必然懂得成功的真正来源。成功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客观环境，别人帮助和自我努力的共同结果。谦虚的领导能够很谦逊地对待他人，能够为他人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过分地关注自己的利益。

华士和少正卯之所以被杀，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人高调，但是不向政权低头，喜欢孤芳自赏，自命清高。姜太公和孔子杀了这两个人并不掩盖他们的光辉，反而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突出，后人称赞两人做事有魄力。而华士和少正卯两个人逐渐被人遗忘，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

然而，吕僧珍到任后，平心待下，不私亲戚，没有丝毫张狂之举。吕僧珍的侄子，是个卖葱的。他听说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卖葱了，跑到吕僧珍处要求谋九-九-藏-书-网个官做。吕僧珍对他说：“我深受国家重恩，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以为回报，怎敢以公济私。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干，岂可妄求他职，快回葱市干你的本行吧！”

吕僧珍字元瑜，是东干郡（今山东济宁市北）范县人，家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

高调的领导者在事情没有办的时候总喜欢信誓旦旦，说自己无所不能，这个我熟悉，那个我精通，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最后事情没有办成，高调的领导者往往受到奚落。而低调的领导者一开始就办事低调，如果事情没有办成，也不会有人说他什么，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许诺什么。如果事情办成了，大家就越觉得这个领导者可信诚稳。而高调的领导者即使事情办成了，大家也觉得这个领导者有那么多关系，办成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也不会给高调的领导者太多的褒扬和认同。

汉景帝初年，晁错建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便授于周亚夫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领导者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做事有做事的原则，做人和做事要分开。做人有做人的策略，做事有做事的策略，做人和做事都必须讲究策略，要花心思，而不要简单思考，犯幼稚的毛病。无论做人做事各有多少原则，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低调。华士和少正卯都是不能低调的人，所以最后只能落个被杀的下场。

《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这已被人们奉为至理名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谦虚的领导者最终会得到众人的肯定。

历史上那些被杀的权臣忠臣，为人可以说不是太高调，但是由于他们的赫赫战功，使他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因此不自觉地成为了高调的人，甚至有的人使下属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君王；只尊崇自己，而不尊崇君王。君王自然要杀了这个人，就像姜太公杀华士一样。

低调做人，低调做事能够保证领导者自身的安全，能够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而且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权力争夺之中。低调的人还给别人诚稳可信的印象，一些好的机会自然朝自己涌过来。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但他恨上了周亚夫。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汉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九-九-藏-书-网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被断了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

很多领导者认为自己并不高调，不会招来祸患，但是高不高调并不是个人的主观表现，而是他人对你的印象。如果一个领导者过于低调，结果反而让别人更加关注结果也会招来祸患。吕不韦就是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他被秦王嬴政罢黜后，在家休养，本来想颐养天年的，但是各国的诸侯使节络绎不绝地来拜会他，请他出山。虽然他拒绝了，但是秦王嬴政知道以后，心里总是有块心病，这块心病只能通过杀了吕不韦才能治得好，于是他赐吕不韦一死。也许吕不韦会觉得自己十分委屈，自己毫无怨言地被罢黜在家，已经十分低调了。那些诸侯使节是自己主动找上门的，他也一一回绝了，从来就没有想过做什么对不起秦王嬴政和秦国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杀他？其实他不知道秦王嬴政心里在害怕，害怕这个重臣有一天会谋反。与其继续担忧下去，不如杀了他痛快。总之，做人做事都要低调，如果发现自己变得十分高调，不论是怎么变成的，都要及时地功成身退，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

周亚夫出兵之后，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其余五国也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尉府，廷尉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

从南齐时起，吕僧珍便跟随萧衍。萧衍为豫州刺吏时，他任典篆。萧衍任领军时，他补为主簿。建武二年（495年），萧衍率师援助义阳抗御北魏，吕僧珍随军前往。后萧衍任雍州刺史，吕僧珍为萧衍手下中兵参军，被当作心腹之人。萧衍起兵后，吕僧珍被任为前锋大将军，大破萧齐军队，为萧衍立下了大功。

对于领导者来说，谦虚是思源感恩的一种必要理念。只有认真地思源，才能更好地感恩。谦虚是贯彻于思源感恩过程中的必要理念。一分为二地评价自己发展的原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这样就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更重要的是，谦虚有利于人们找准方向、积极进取。因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但身处其中的个人，往往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就是如此，在繁荣和歌舞升平中，衰退必将悄然降临。

晏婴是战国时齐景公的宰相，躯体不甚高大，但他很有才干，名闻诸侯。有一天晏婴出门，坐着车子，由他的马车夫驾车。那位马车夫的妻子很贤淑，当御者驾着车子，经过自己家的门口时，她便从门缝九_九_藏_书_网里偷看，只见她的丈夫挥着马鞭，显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当天晚上她就责问他的丈夫道：“晏婴身长不满六尺，当了齐国的宰相，而且名闻天下，但他是那么的谦虚；而你身长八尺，外表比他雄伟得多，却只做了他的驾车人，还洋洋得意。实在为你难为情。”

对于领导者来说，谦虚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学习作风。众所周知，伴随着知识经济的步伐而来的是一场学习的革命。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新思想和新知识，领导是应该视而不见、固步自封，还是潜心审视、敢于学习？互联网的发展使学习的渠道大为拓展，同样也使学习内容的选择和学习体会的深入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因此每一个领导者都需要踏实地学习。

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后来又由于其他事情，汉景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为人处世，须谨言慎行，不可得罪人太多。否则他人容易记过在心，关键时刻这些人不会帮你说话，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将你推至绝境。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孔子的门人三盈三虚，都是少正卯在鼓惑。孔子当了大司寇以后，便立即诛杀了少正卯。子贡对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十分有名的人物，先生却杀了他，先生不觉得有些不妥吗？”孔子说：“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人有五恶，只要得其一君子就要诛杀他，而少正卯却是五恶兼而有之，是小人中的小人，所以不得不杀。”

吕僧珍有大功于萧衍，被萧衍恩遇重用，其所受优待，无人可以相比。但他从未居功自傲，恃宠纵情，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中，既使是盛夏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萧衍，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实。有一次，他喝醉了酒，从桌上拿了一个柑橘，萧衍笑着说：“卿真是大有进步了。”拿一个柑橘就被认为是大有进步，可见吕僧珍谨慎到什么程度。

为人高调很难找到朋友。虽然大多数人喜欢和比自己聪明优秀的人交朋友，但是人们不喜欢和显得比自己聪明优秀的人交朋友。这并不矛盾。比自己聪明优秀是自己心服口服的；而显得比自己聪明优秀其实是并不心服的。正如一位哲人说，如果你想多一些朋友，就表现得比别人笨一些；如果你想多一些敌人，你尽可能地表现得比别人聪明。为人高调的人是表现得比别人聪明的人，是难交到很多朋友的。

聒噪的蝉一到夏天就叫个不停，让人觉得很烦；而报晓的公鸡只在清晨叫上几声，人们都称赞公鸡勤快。由此可知是否受到尊重不在于说话多少，而在于是否在关键时刻说了关键的话。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藏书网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的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汉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主审官说：“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这真是石破天惊之判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了，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亡。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汉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汉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汉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汉景帝，反而蔑视皇帝，因而皇帝深为愤怒。

下面这段问答是千古有名的。

对于领导者来说，必须学会谦虚。往往不会谦虚的人都是弱者，而强者往往是谦虚的。

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但由于他得罪了人，便有人寻机报复。

汉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

所以，领导者为人不要刻意高调，那样容易招来祸患；而一旦在别人的很大关注中成为了一个十分高调的人，那么要学会及时地退出公众的视线，而且此时不要发什么评论，因为已经十分高调，再发评论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盛极必衰。范蠡被越王拜为上将军时就认为自己居如此高的职位，是很容易树大招风的，于是他在越王复国后就不辞而别了。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北地，怎能为扩建我家而让他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一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是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做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王皇后要求封自己的哥哥王信为侯，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这还罢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汉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汉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但从此加深了他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