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也很值得称道，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小说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与反思国民性的需要。这在上述对旗人的“生活的艺术”的描绘中已可以看出，再略举一例，如书中对定大爷的描写：“他的字写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一笔两笔，或多了一撇。……他没学会满文，也没学好汉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劲，马上就都学会，于是暂且不忙着使劲……他自居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宽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维新主张与变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 “自幼儿就拿金银锞子与珍珠玛瑙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们是贵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与道士都说他有仙根，海阔天高，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别人为生活发急，便以为必是心田狭隘，不善解脱。……他渺茫地感觉到自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种人物，既记得几个满洲字，又会一两句汉文诗，而且一使劲便可以成圣成佛”.这种概括性的描绘很有力度，既起到了简洁地介绍人物的作用，藏书网又融评价于描绘之中，婉而微讽而又穷形尽相，非常耐人回味。

老舍从6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正红旗下》16属于其最为成熟的作品之列，在艺术造诣上几乎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小说，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只写了十一章便不得不终止，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但是从已完成的篇章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老舍在这部作品中的追求：即以自传为线索，表现社会风习与历史的变迁，尤其与他过去的写作不同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清末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对这一目的来说，自传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进入历史与审视民族风习的视角。老舍一方面又回到他以前创作的审视国民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不违背时代共名的前提下，他以个人所见所闻的民族风习及其变迁为叙述的中心，与本民族的历史保持一种亲熟的反省态度。这种态度与《茶馆》类似，是采取了一种把重大的历史事九*九*藏*书*网件与思想主题化入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之中的叙事策略，从而由时代共名走向对民族民间风习的诗意描绘。

作为一部小说的人物兼叙述者，小说中的“我”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我”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在已完成的十一章中是一个始终未超过十五岁的小涪子，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他却是一个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具有批判能力的人物，他叙述本民族的社会风习与历史变迁时，带有一种亲熟而又有善意的讽刺的态度，在亲切形象的描绘中也伴随着冷静的对民族性的批判与反省，由此出发，老舍对民族风习的表现才有了真正的深度与艺术魅力。满洲人入关二百多年，原来的勇武善战之气退化殆尽，清末的旗人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奢靡柔弱，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讲究“生活的艺术”，“二百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一汪死水里。”这种艺术说白了就是对“礼节规矩”与“玩”的讲究，象小说中的“大姐夫”父子，“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的细致，考究，入迷”，“他们老爷儿们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 在“小刺激”与“小趣味”中，他们消磨着自己的生命，“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这种死水式的生活在作家的笔下生动地表现出来，在字里行间隐含着讽刺与批判的锋芒。这种“生活的艺术”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妇女们极讲规矩”，尤其是年轻的媳妇，在聚会的场赶，怎样伺奉长辈，怎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端茶递烟，招呼周到，而且要“姿态美丽得体”“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必须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镐，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的更加活跃。”在较大的场赶就是“这种艺术的表演大会”.规矩与玩乐，这种“生活的艺术”甚至成了他们对付洋人、证明自己高洋人一等的手段，如定大爷对付牛牧师时，在邀请他时同时邀请了两个翰林、一僧一道、两个喇嘛，故意以各种规矩和讲究让牛牧师叨陪末座以给他难堪，这种心理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之下显得特别自欺欺人，从而构成一种蕴含的讽刺。老舍胜过以后的所谓“京味小说”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小说不只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深刻而沉痛的对民族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这种感情使他不至于落入油滑的泥坑。藏书网９９ｌiｂ.ｎet

在对“生活的艺术”的描写之外，老舍还写出了时代冲击之下旗人的分化，富裕的旗人在讲究着“生活的艺术”，贫困而老实的旗人则在贫穷中挣扎，靠举贷为生，而且随着政府的腐败没落，旗人的地位下降，赊帐越来越困难。“我”的一家就在这种贫困wｗw.9９lｉb•ｎet的生活中苟延残喘，每次领了饷银总是要还的钱比得到的钱多，而由于旗人的特殊地位，他们又难以拉下脸去做苦工。也有一些旗人，他们越过这种偏见，做某种在以前被认为是下贱的手艺，也与汉族、回族人民打成一片。象“二哥福海”，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可同时又是个“油漆匠”，还信“白莲教”，二哥是书中少有的有头脑的人物，“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象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穷人有穷人的活法，他们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一点点乐趣。书中对“我”“洗三”时的描写：二哥福海既办的经济，又不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白姥姥认真做着典礼中该做的事情，说着“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之类的祝词，一派贫穷而又融洽的气氛。类似这样的充满温情的描写，显示出作者对本民族社会风习的眷恋之情。书中还对旗人之中堕落为借洋人之势力欺负中国人的“吃洋教的”渣滓作了漫画式的描写，也暗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虽然在已有的部分没有来得及作充分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