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谈论过祖父。直到数年之前，我从未看见过一张他的照片。就好像整个家庭决定假装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他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这意味着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没有父亲。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给我讲了三个关于他父亲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我知道这些相互矛盾之处讲不通，但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即便我父亲也不知道事实。因为事情发生时他太小了——只有七岁——我想他从未获知确切的故事。但是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个哥哥肯定曾经告诉过他。

在上个月我从父亲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棵树，树后面有一幢木头大房子。一个完整的世界仿佛从这张肖像照中显现：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一种无法破坏的过去的感觉。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后来又笨拙地补好，这使背景里的一棵树怪异地悬在半空。我想当然地以为照片是偶然撕坏的，也没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时，我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这条裂缝，发现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没看见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人的指尖紧握着我某个叔叔的躯体；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其他叔叔并没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样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搁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见了。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张照片的奇怪之处：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图像扭曲，是因为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边的椅子上，他的一个儿子站在他两膝之间——而祖父不在那儿。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来：就好像他正努力从某个时间深处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个维度。

由于我的祖母直到28日才供认，所以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仍旧存疑。我祖父（那时三十六岁）晚上六点回到家，他带着“几套衣服”给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根据证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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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奥斯特夫人正在卧室安顿那个最年轻的孩子山姆上床。山姆［我父亲］声称那晚他被安置入睡时没有看见他母亲从床垫下拿出左轮手枪”。

“不久前，奥斯特夫人要求警方帮助她监视奥斯特先生，她声称他和一名年轻女子有染，她相信应该进行调查。警方就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知道‘范妮’的……

自杀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在最后一段，这位记者写道：“官员们暗示已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

“星期四下午许多人看见过奥斯特并与之交谈，这些人全都宣称他看起来很正常，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基诺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个移民大家庭的混乱状况中，出生记录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全都在八年间出生——他的母亲是个娇小而凶悍的女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她维系着整个家庭。她是女家长，绝对的独裁者，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原动力。

文章结尾有关于我祖父的一点信息。“哈里·奥斯特生于奥地利。若干年前他来到这个国家，并先后在芝加哥、加拿大和基诺沙定居。根据警方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一度回到了奥地利，但他们来基诺沙定居时，又在这个国家重新会合。奥斯特在第二区买了很多房产，有一段时间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南方公园大道建造了巨大的三层楼房，又在南方交换大街建了另一座被称为奥斯特公寓的房子。六或八个月之前，他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

似乎我祖父随后走进厨房修理一个电灯开关，我的一个叔叔（第二小的孩子）为他举着蜡烛照明。“这个孩子宣称，当听见枪声、看见左轮手枪的闪光时深感恐惧，于是逃出了厨房。”根据我祖母的说法，她的丈夫是开枪自杀的九九藏书。她承认他们为了钱争吵。“‘然后他说，’她继续道，‘对于你或者我，会有一个了断。’然后他威胁了我。我不知道他拿了手枪。我一直把它藏在床垫下，他知道这个。”

“昨晚两名奥斯特家的孩子成为警察公寓的客人，他们睡在警察宿舍，而今天早上，孩子们显然已经完全从发生在他们家的悲剧事件的惊恐中恢复。”

根据报纸的说法：“奥斯特不久前与妻子分居，而离婚诉讼仍在基诺沙县的巡回法庭悬而未决。他们在金钱问题上有过几次麻烦。他们也为了奥斯特［字迹无法辨认］与一位年轻女子关系暧昧而争吵，妻子称之为‘范妮’。人们认为，就在枪击案发生前，‘范妮’卷入了奥斯特及其妻子的麻烦事之中……”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揭晓。

我通读了十几遍关于谋杀的文章。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难相信我没有梦见过这些事。它们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力量在我周围隐约呈现，以与梦境同样的方式扭曲现实。因为宣告谋杀的巨大标题使世界上那天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渺小，它们赋予这事件某种自我中心式的重要性，就和发生在我们私人生活中的那些事一样。这几乎就像被某种无法诉说的恐惧所困的孩子的画作：最重要的事情总是最大的事情。透视法消失了，让位于比例——而比例并非由眼睛而是由心灵的要求决定的。

次日是验尸官的调查日。我叔叔作为事件的唯一目击者，被传做证。“一个眼神忧伤的小男孩，焦虑地卷动着他的锥形绒线帽，于星期五下午写下了奥斯特九九藏书谋杀之谜的第二章……他企图挽救家庭名声的尝试有一种悲剧式的可怜。一次又一次，当被问及其父母是否争吵时，他会回答‘他们只不过在交谈’，直到最后，他才想起自己的法庭宣誓，补充说，‘他们或许在争吵——好吧，稍微一点点。’”文章描写道：“这位男孩同时捍卫其父母两人的努力令法官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不安。”

当这个男人度假结束回家后，他找到了和这故事相关的报纸文章，他复印了那些报纸，寄给了我堂姐。这是他的信：

第一天的头条新闻，1月24日，几乎占了封面的三分之一。

我把这些文章当作历史来读。但也作为我自身躯壳的内墙上发现的洞穴绘图。

并不是我害怕真相。我甚至不怕说出这个。我祖母谋杀了我祖父。1919年1月23日，离我父亲去世正正好好六十年，他的母亲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弗里蒙特大街的住所厨房里射杀了他的父亲。事实本身并不比预料的更教人不安。困难的是看着这些被印在报纸上——它们未被埋葬，可以说它们从秘密的领域转化为了公共事件。有二十多篇文章，多数都很长，所有文章都出自《基诺沙新闻晚报》。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辨认的状态，即使因为复印件因时间长久和拷贝质量而模糊不清，它们依旧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我推断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新闻，但那并不能使之少耸人听闻一些。它们是丑闻和伤感的混合体，因为主角是犹太人而进一步加强——于是这事变得奇怪，几乎很明显——这赋予了整个叙述一种狡猾而居高临下的口气。然而，就算风格上有些瑕疵，但事实却在那儿。我不认为它们解释了所有事情，但毫无疑问，它们解释了很多。一个孩子不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地经历这种事情。

1970年，我的一个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欧洲度假。在飞机上，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个老人，然后，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聊天消磨时间。结果发现这个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我堂姐很开心有这样的巧合，便说起她父亲是孩子的时候也住在那儿。出于好奇，这男人问她家族的姓。当她告诉他姓奥斯特时，他的脸发白了。奥斯特？你的祖母是个疯狂的红头发小妇人，对吗？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个有红头发的疯狂小妇人。

在这些文章旁边，我刚好能够解读一些那个时代的小新闻故事，一些与谋杀相比可归为近乎琐碎的事件。比如说：从兰德威尔运河里找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尸体。比如说：凡尔赛宫和平会谈。然后，日复一日，还有以下这些：尤金·德布兹案；有关卡鲁索第一部电影的一条笔记（“情况……被认为极具戏剧性，充满激动人心的内心吸引力”）；俄国内战的战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三十一位斯巴达克思同盟成员的葬礼（“超过五万人排成五英里长的队伍游行。足足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敬献了花圈。没有呐喊或欢呼”）；国家禁酒修正案的签署（“威廉·詹宁斯·布莱安——使葡萄汁闻名天下的人——在那儿露出了微笑”）；由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们领导的、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纺织品工人罢工；“南墨西哥的强盗头”、艾米里亚诺·萨帕塔之死；温斯顿·丘吉尔；贝拉·库恩；列宁尼总理［原文如此］；伍德鲁·威尔逊；登姆普西对威拉德。九_九_藏_书_网

这整件事让我发抖。

然后他给她讲了那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旧记得重要的细节。

因为我祖母几乎不会说英文，我推测，这个陈述和其他归为她的陈述，都是记者们编造的。不管她说了什么，警方不相信她。“奥斯特夫人向不同的警员重复她的故事，而未做任何明显改动，当她被告知将被警方拘留时，她假装非常惊讶。她非常温柔地亲吻了小山姆与之告别，随后出发前往县监狱。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也对他们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报纸文章在我书桌上。如今书写它们的时刻到来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竭尽所能拖延这一时刻。整个早晨我都在拖延。我把垃圾拿去倒掉。我在院子里和丹尼尔玩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读了整张报纸——一直读到春季棒球训练赛的一行行比分。即使现在，当我写下我对于写作的迟疑之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地焦躁：每隔几个词，我会从椅子上突然站起来，在地板上踱步，聆听外面的风声吹打着松垮的檐槽。最小的事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