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将这图景留在脑中，与其他所有不会消失的记忆一起。

有一次，当我仍然住在巴黎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他去公共图书馆读了一些我发表在《诗歌》最近一期上的诗。我想象他在一间巨大的、荒凉的房间里，在某个清早尚未去上班的时候：坐在某张长桌前，大衣都没脱，弓着背读着那些对他而言一定是难以理解的词语。

对。

他衣着风格：好像落后了时代二十年。从折扣店货架上买来的人造革套装；从地下室廉价品箱子里弄来的无盒装的鞋。这不仅是他吝啬的证据，漠视时尚也使他更像一个不怎么存在于这世界的人。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孤独的一种表达，一种确认缺席的具体方式。尽管他甚为富裕，有能力买他想要的东西，他看起来却像一个穷人，一个刚从农场里出来的乡巴佬。

这工作永远需要同时应对诸多局面。有房屋的买卖，设备的购置和维修，好几个修理团队的管理，租借公寓，监督监管人，听取租户的投诉，处理房屋检查员的来访，与水电公司的经常联络，更不用说要经常去法庭——作为原告和被告都有——起诉欠租，回应违规。所有的事情总是同时发生，同一时间总会有来自十几个不同方向的攻击，而只有一个从容应付事务的人不可能搞得定。在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做完所有必须做的事。你并非因为完成了工作而回家，而仅仅因为时间已晚而你把时间都用完了。次日所有的麻烦会等着你——还会有些新麻烦。没完没了。十五年里九*九*藏*书*网，他只休过两次假。

一种近似于超人的耐心。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教别人开车时不发火也不紧张的人。就算你一头朝路灯柱撞去，他仍然无动于衷。

朋友们每当遇上麻烦就会打电话给他。比如午夜有辆车在某处抛锚，我父亲会从床上爬起来赶去救援。从某些意义上说，别人很容易利用他。他拒绝抱怨任何事。

几分钟后当我回到办公室，我父亲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明白这场景很可笑，但我太窘迫了，无法一笑了之。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对我动怒或者取笑我。他大笑，但他大笑的方式也使我大笑。随后他扔下了手头的工作，带我去街对面的伍尔沃斯，为我买了一些新衣服。我一下子觉得有可能与他亲近了。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跟他一个个去收租。我太年幼以至于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东西，但我记得它给我的印象，仿佛正因为我不理解，对这些经验的原始感知直接进入了我，直到今天它们还在，就像扎入拇指的刺一样直接。

恶意破坏财产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做任何形式的修理都变成令人泄气的事。房子里的管道刚装好，盗贼们就马上把管子拔出。窗户经常被打碎，房门被砸开，走道被堵塞，还有火灾。同时，房子也不可能变卖了。没有人想买。处理它们的唯一方法是遗弃它们，让城市接管。就这样大笔大笔的钱没了，整个一生的劳作没了。最后，当我父亲去世时，只剩下了六七幢房子。整个帝国已经解体。

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是个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说糟糕不够准确的话，至少是令人失望的，我是混乱和伤感的源头。对他而言，制造出一个诗人儿子毫无意义。他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的年轻人毕业后要找一份在墨西哥湾的油轮上当海员的工作，随后又无缘无故地跑去巴黎，在那儿过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我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自我恢复、每天又是如何走进那儿的。习惯的力量，或者仅仅是倔强。这不单令人沮丧，还很危险。他好几次遇袭，有一次袭击者猛踢他的头部，使他的听力遭到永久性的破坏。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他的脑子里总有一种微弱的鸣叫声，一种永不离去的嗡嗡声，甚至在睡觉时也有。医生对此无能为力。

生意处于巅峰期时，他和兄弟们拥有近百栋房子。他们的地盘是北新泽西可怕的工业区——纽瓦克的泽西市——几乎他们所有的租客都是黑人。有人说是“贫民窟房东”，但在这件事上这不是个准确或公平的描述。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不是个缺席的房东。他在那儿，他投入的时间之多，哪怕最有原则的员工都会想去罢工。

有一种失控的、完全令人迷惑的相斥的力量。我现在理解了每个事实都被下一个事实抵消，每种想法都引起一种相等而对立的想法。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说任何东西：他好，或者他不好；他这样，或者他那样。所有这些都对。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同时书写三四个不同的人，每一个都清晰，每一个都是其余几个的对立面。碎片。或轶事，作为一种知识形式。

在他死后我打扫屋子时，我在一个厨房抽屉底下碰巧找到了这封信。在我找到的所有东西里，我最高兴的就是找回了这个。它以某种方式把账做平了，在任何我的脑子偏离事实太远的时候，它给了我活生生的证明。这封信是写给“山姆先生”的，笔迹几乎难以辨认。

最终，他出门上街时右手总拿着个活动扳手。那时他已超过六十五岁，他不想再冒险。

“孩子们总有一种倾向，要么贬低、要么夸大他们的父母，对一个好儿子而言，他的父亲总是最好的父亲，没有任何主观原因便崇拜他。”（普鲁斯特）

他对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从来不感兴趣。他继续东修西补，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永不让他的船沉没，但也一直不给它机会浮起来。

木屋的过道阴暗而荒凉。每扇门背后，都有一群孩子在光秃秃的公寓里玩耍；都有一个母亲在熨衣板前弯着腰，总是闷闷不乐，工作过度，疲倦不堪。最鲜活的是气味，就好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更是一种生理感觉，一种侵入你大脑的恶臭，令人无法思考。每次我和父亲走进一幢房子，我都会屏住气，不敢呼吸，就好像那气味会来伤害我一样。每个人总很高兴遇见山姆先生的儿子。人们给了我不计其数的微笑，还有很多人会来拍拍我的头。

今天早上我在教丹尼尔如何做炒鸡蛋时，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句子。

几年之后，生意开始衰落。生意本身并没有错，而是生意的性质错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在那特定的地点，再也不可能幸存。城市正在解体，看起来谁都不在乎。我父亲曾或多或少颇有成就的工作，如今变成了单纯的苦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厌恶去工作。

他喜欢那些聪明的小把戏，对能在自己的游戏里智取全世界的能力引以为豪。在生活最微小层面的小家子气，既荒谬又令人沮丧。开车的时候，他总是把里程表断开，伪造里程数以保证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卖价。在家里，他总会自己做修补工作，而不雇用专业人员。因为他对机械有一种天赋并知道事物运作的原理，他会走古怪的捷径，使用在手头的随便什么材料，采用鲁比·戈德堡法解决机械和电路问题——而不是花钱用正确的方法去做。

“‘如今我想知道’，这女人说，带着一种可怕的力量，‘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世上的任何地方找到像他一样的另一个父亲。’”（伊萨克·巴别尔）

有一次，当我稍微长大些时，我记得和他一同驱车在泽西市的一条街上，看见一个男孩穿着一件九-九-藏-书-网T恤，我几个月前也穿过但现在穿不下了。这是件非常容易辨别的T恤，有特别的黄蓝条纹，毫无疑问这件衣服曾经是我的。无法解释地，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他对租户们心肠很软——允许他们迟付租金，送衣服给他们的孩子，帮助他们找工作——而他们信任他。老人们，因为害怕遭劫，会把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交给他，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在所有的兄弟中，他是人们有麻烦就会去找的那个。没有人叫他奥斯特先生。他一直是山姆先生。

无动于衷。而因此，有时近乎安详。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稍微改变了一点点。重新成为单身汉很可能令他感到震惊：他意识到假如他想拥有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像样一些。并不是说他出门买了昂贵的衣服，但至少他衣橱的基调改变了：沉闷的褐色和灰色由亮色所取代，过时的风格让位于更艳丽更时髦的形象。格子长裤，白鞋，黄色高领毛衣，大搭扣的靴子。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他穿这些衣服的时候看起来从不自然。它们不是他个性的组成部分。它令你想到由父母打扮的小男孩。

他对我最经常的描述是我“想入非非”，或者我“不脚踏实地”。无论哪种，对他而言我看起来一定不太真实，就像我不知何故成了水蒸气或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在他眼中，你要工作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根据定义，工作是能带来钱财的某种东西。如果它不能带来钱财，就不是工作。所以说，写作不是工作，尤其是写诗。它至多是一种爱好，一种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之间消磨时间的愉快方式。父亲认为我是在挥霍自己的天赋，并拒绝长大。

考虑到他与金钱的古怪关系（他对财富的渴望，对花钱的无能），他在穷人中谋生不知怎么倒也合适。与他们相比，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然而，在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们中间过日子，他就能一直看到一幅世上他最害怕的图景：没有钱。这使他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他http://www.99lib.net不觉得自己吝啬——而是敏感，一个知道美元价值的人。他不得不保持警觉。这是唯一一样把他和贫穷的噩梦隔开的东西。

有偶尔慷慨的时候。在那些很少见的时候，当世界不对他构成威胁时，他的生存动机似乎是仁慈。“愿伟大的主永远赐福予你。”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并不亲近，但仍保持联系。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一年也许去拜访三四次。每次我的诗集出版，我都会尽责地寄给他，而他总会打电话来致谢。每当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都会准备好一本，并确保在下次见面时给他。《纽约书评》对他毫无意义，但《评论》杂志里的文章会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他觉得如果是犹太人在出版我的作品，那么也许它会比较重要。

更大些时，十三、十四或者十五岁时，有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做木工、油漆、修理来挣些钱。有一次，在仲夏暴热的一天，我被安排帮助一个人在屋顶上涂焦油。那人的名字叫乔·莱文（他是个黑人，为了对一位曾在年轻时帮助过他的犹太杂货商表示感激，他把名字改成了莱文），他是我父亲最信任最依赖的工匠。我们把五十多加仑的焦油桶搬上屋顶，并开始用扫帚把那东西涂在表面上。照射在黑色平顶上的阳光暴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觉得非常晕眩，我在一块湿的焦油上滑倒摔了下来，碰巧撞在一个打开的桶上，焦油溅得我全身都是。

我最后待在泽西市的时候（至少十年前），这地方看起来像个灾区，仿佛被匈奴人掠夺过一样。灰色的，荒凉的街道；到处堆着垃圾；流浪汉们来来回回曳步而行。我父亲的办公室被抢过那么多次，如今里面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金属桌，几把椅子和三四部电话。甚至连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丝色彩都没有。不再真的是个工作场所，而是个地狱里的房间。我坐下望着街对面的银行。没有人走出，没有人进入。仅有的活物是两只在台阶上交配的流浪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