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三条路他都没选。

问题是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合理。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果像万历这样尚未成年又该如何？抱歉的是朱元璋并没有留下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时的首辅和阁臣要想严守制度，就只能当维持会会长混日子，熬到皇帝亲政。

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就从“事事由朕独断”变成三十年不朝，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操切就是鲁莽急躁。操切而且苛严，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这就有点像王安石。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况乎全国，况乎举朝？

请问，这是谁之过？

当然，张居正也可能别无选择。海瑞就说，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语无分明。为此，他还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来执行。这就跟张居正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海瑞根本没想要为自己打算。

所以，在万历十二年五月，张家被丘橓他们整治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已经接替张四维担任首辅的申时行，也只能这样替他们求情：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宪典，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典已正，众愤已泄矣。

问题是，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严嵩倒是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跟张居正的区别，只是活着被打倒，或者死后被清算，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也不过保全了性命，但体统无存，颜面尽失。

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就应该另有原因。

这话是在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已无从稽考，就连是不是海瑞所言也无法确认。但，两人有过书信往来是真的，相互同情也有可能。事实上他们都对帝国的现状不满，也都主张改革。区别仅仅在于，海瑞要反腐，张居正要治惰。

示范作用www.99lib.net或许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则红口白牙的，谁相信呢？

的确，反腐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就连腐败分子也不敢公然反对，更不用说正派人。所以，尽管海瑞的廉政风暴刮得应天十府落叶满地，高拱和张居正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适度的肯定。高拱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张居正也有“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云云。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样看，张居正更可悲。

然而同时，两人也都认为海瑞过激或过当。不过张居正只是说说而已，高拱却讲出了道理。他说：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则易。海君当极弊之余，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有紧迫感。尽管张居正不断将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小皇帝，但他对未来其实没底。明朝毕竟是皇权至上的时代，而人是会变的。因此，必须抢在那孩子亲政之前将生米煮成熟饭，庶几可成不世之功。

不敢妄测张居正的心理。也许他过于自信，自以为秉公执法，老成谋国，问心无愧，不必也不屑于左右周旋。也许他身不由己，无法也无意改变官场，只能和光同尘。也许他心存侥幸，不认为皇帝会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

看来，此公虽属正直，也很九九藏书世故。

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

可惜张居正太想做事，又可惜他做事的环境太好。两宫皇太后完全放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又通力合作。也许，正是这过于优越的条件让他忘乎所以，毫无顾忌地向王朝积弊和官场陋习发起进攻，全然不管那会触动整个文官集团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而那些升官发财计划泡汤的人，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开相业事疏》引海瑞语。">

两个人结局不同，原因或许在这里。

问题在于，无论公愤还是私愤，也不至于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就只能理解为积怨太深。是啊，当年张居正是那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容不得半点批评，因言获罪和敢怒不敢言的都只能忍着。然而忍着就是攒着，时间越长ｗwｗ•9９liｂ•nｅt积攒的怨恨就越多。口子一开，便火山爆发，洪水滔天。

当然，高拱的意思，是要继任者接着做下去。因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失去民心，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何况事情是海瑞开的头。贪官和乡绅们就算有怨气，又岂能发到后来人头上？只要不“过激不近人情”就行。

显然，申时行很清楚张居正犯了众怒，而且这“众”还包括万历在内。据正史记载，某次上课，小皇帝误将“色勃如也”的勃读作“背”，张居正竟然声色俱厉地纠正说：这个字要念勃！小皇帝吓了一跳，其他人也大惊失色。

结果不难想象，到了清算的时候，问题可就不是错别字那么简单了，何况张居正也并非洁白无瑕。为了排挤高拱而大权独揽，他跟冯保少不了私下里的交易，倒张运动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只不过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哪些事情是真，哪些是假。但士大夫交结宦官，是引起公愤的。

也许吧，也许。

于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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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夏言攻倒张璁，却被严嵩暗算。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反倒广为流传。

后来他被清算，这是罪状之一。

嘿嘿，至少动机是好的。

高拱和张居正的这些话，都是对海瑞的继任所言，因此值得认真分析。高拱的原文是：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三字，显然要比张居正所谓“不必尽变其法，以徇（曲从）人也”更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众愤已泄，呵呵！

实际上，张居正原本有三个选择：要么像海瑞那样干干净净，无懈可击，那就真可以只为理想而奋斗。要么像徐阶那样委曲求全，维持局面，也不妨碍发家致富。再就是接受刘一儒的建议，在厉行改革的同时兼顾安定团结，培养举国上下的浑厚元气，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高拱说这些话，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但“极弊之余”四个字，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贪腐也好，懈怠也罢，都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

这种态度，没必要吧？

但是张居正这样做，合理不合法。因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官职以后，明代就没有宰相，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尽管民间仍然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相爷或相公，当真以宰相自居却是违法，张居正就犯了这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