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主持阁务的八年却值得注意。这八年几乎决定了帝国今后的走向，刚开始的想法反倒单纯。亲操权柄的皇帝绝不愿意再出现张居正和冯保，申时行同样不希望重蹈恩相的覆辙。这个共同的目标其实得以达成。朝廷里固然再没有可以抗衡或者代行皇权的人物，功成身退的申时行也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职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诏赠太师衔，谥文定，比严嵩、高拱和张居正的结局都好。

就连提高行政效率，也没有必要。帝国的治理目标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太平，那又何必提高能力和效率？相反，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只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官不聊生必定朝野动荡，因此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反而是人间正道。

实际上，酒色财气有没有，还真不能摆到桌面上，除了装糊涂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只是申时行没有想到，万历却学会了耍赖皮。以后遇到难题，甚至仅仅心情不好，就来个装聋作哑，留中不发。哪怕事情十万火急，也如此。

阴谋这才未能得逞。

苏州吴县人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这样的首辅并不多，前面一位就是好好先生李春芳。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申时行被推荐入阁，排名第五。十一年四月论资排辈升到首辅，十九年九月以太傅衔致仕。四个月前皇帝又上了朝，之后就只有二十三年正月这一次朝会记录。九九藏书网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打工仔加和事佬。

但这怪不了申时行。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了万历的不视朝，并非他的责任。按照雒于仁的说法，陛下身体不好也是真的，只不过事出有因而已。但，皇帝的私生活又哪里是申时行管得了的？也只能说些“清心寡欲”的空话。何况留中不发的事情也早已有之，史载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就是证明。那时，雒于仁还没上书。

太平无事，无事即太平。

这个麻烦，就是立储。

这里面未尝没有性格和为人的原因。舆论也公认，严嵩阴毒，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申时行谦和。更重要的是他严守君臣的界线，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尽管万历一直客客气气称他为先生，申时行却绝不会有非分之想。

雒于仁倒不怕死。他明确表示，只要陛下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他愿意马上就刑。这就杀不得了，杀了就等于承认他说得对，而皇帝是绝对不肯承认的。相反，他见到申时行便极力进行自我辩解，声称酒色财气一条都没有。

万历马上打断：他还是出位沽名！

心灰意冷而且无力支撑的申时行只好辞职，第十一次时万历也没好意思挽留，何况两天前次辅许国已经离去。其实这时京城里充满紧张的气氛，皇帝与廷臣闹僵，左右逢源的和事佬也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受气包。因为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大麻烦，以至于陛下对文官集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他在此后拒不视朝，甚至不批奏章不补官，这是原因之一。

万历点头：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他的不视朝，应该另有原因。

呵呵，从此君王不早朝。

考成法却只能废除。这不仅出于“去张居正化”的政治需要，也出于申时行自藏书网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做风不够检点等等问题外，最大和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完全不懂如何治国。

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对申时行的攻击就开始了。有人企图以寿宫（皇帝死后的陵墓）选址不当为由，要求申时行下台，同时密谋另推三辅王锡爵继任。幸亏二十三岁的皇帝并不糊涂，他愤怒地斥责那些人说，阁臣职在佐理，难道是风水先生？王锡爵则因为闹事的有自己的门生，而宣布引咎辞职。他说：大臣不能帅群臣，师长不能训弟子，老成而为恶少年推荐，三条有一条，都该自己走人！

当然，申时行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应该认真想过考成法的初衷和利弊，结论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事实上，税赋能否如额征收，盗匪能否按时捕获，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又岂是圣朝气象？

朝廷走出了张居正的阴影。

想想也真是可悲。海瑞以身作则，希望能够以道德清除积弊，引来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试图运用法令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极力靠调和来维持团结，终至纷争不已。他们都败给了无形的敌人。

申时行只好和稀泥。他建议将奏疏留中不发，同时传谕大理寺，让他们暗示雒于仁因病请辞。结果，是该官被罢但没有受到廷杖，皇帝的面子和他的屁股都得到了保全。http://www.99lib.net

事实上，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希望自己在将来得到关照的。这一点申时行没能做到，也做不到。他只能听任万历定张居正的罪，抄他的家，顶多能为老太太求点情。但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捏造罪名，要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开棺戮尸时，申时行毅然出手救援。他向皇帝指出，此奏以暧昧之词诬人谋反，如若查办，只怕谗言就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万历最怕别人说自己是昏君，张居正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体面。

这个滑头耍得善意。

申时行也立即顺着说：是啊是啊！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

于是，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时，申时行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少到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结果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表面上看，这未免过于乖巧圆滑，显得没有担当。然而正是这并不高尚的定位，让他得以行善积德。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七品芝麻官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鉴于皇帝陛下久不视朝，祭祀祖宗也让别人代理，便学习海瑞写了《酒色财气四箴疏》给万历，直言不讳地批评陛下圣体违和，根本原因是酗酒、好色、贪财和乱发脾气。这种病非药物可治，只有戒掉那些不良嗜好和陋习，才能够有光明的前途。藏书网

万历看完，恨不得杀了那家伙。

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然而要将万历皇帝不视朝归罪于申时行，也不大能够讲通。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申时行担任首辅后，视朝次数明显增加。十一年只有13次，十二年就变成38次。接下来，十三年37次，十四年41次，曲线呈上升趋势。以后的次数虽然锐减，十五年和十八年各7次，十七年只有2次，但十六年也有18次，不比以前少。

申时行的好日子却也到了头。正如张居正不知道稳定比效率重要，这位和事佬也忘记了官场还需要洗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游戏也就做不下去。何况朝廷养了一大帮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他们要尽职尽责就得找茬挑毛病，以至于这些人跟内阁竟势同水火，相互为仇。

申时行当然知道雒于仁所言不虚，此人上疏那年皇帝视朝便只有两次。但他不能附和，更不能反驳陛下，只好含糊其辞打圆场说：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

如此，堪称善于谋身。

但他又说：朕气他不过！

不过，最让申时行为难的，还是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