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官不补则一如既往。到万历三十年，六部缺正职首长尚书三名，副职首长侍郎十名，中央言谏监察部门缺官九十四名。省级地方官，缺中央特派员巡抚三名，相当于省长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共六十六名，另缺知府二十五名。应该派遣御史巡行的差务全国原本有十三处，竟九处无人。

三十二年群臣齐伏文华门请愿，并非没有道理。

万历却不管，说不上朝就不上朝。

当然，陛下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单独召见阁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多半偶一为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由于给生母慈圣皇太后做寿，万历御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然后又与首辅王锡爵谈话。辞别时，王锡爵可怜兮兮地说：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可见首辅见他，也不容易。

万历却对此心心念念。其他人的奏章，事情再急也爱理不理，矿监和税监的却随到随看随批。三十四年正月，云南发生民变，作恶多端的矿税太监杨荣被杀死并焚烧，皇帝听说居然几天不吃饭，直到惊动慈圣皇太后才肯进食。

弄钱是因为开销多缺口大。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陛下为诸皇子婚事索要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的回答竟是国库已空。这可怎么过日子？尽管那日子过得也太奢侈。但皇帝是不能寒酸的，尤其当年张居正还老讲什么勤俭节约。即便为了出这口鸟气，也不能紧紧巴巴，缩手缩脚。

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

也就是说，都在万历二十四年。

太监监管矿税，祸国殃民。

不踏实的感觉早就有了。十四年九月底，皇帝便开始称病不朝，那时他才二十四岁。因此礼部的一个官员就说，头晕眼黑这样的病，不是年轻人该得的。不宜有而有之，则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皇上可别吓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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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万历的怠政岂止缺官不补。四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叶向高的总结是：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总之该做的事情统统不做，就连朝臣提出辞职有时都置若罔闻。

此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阁臣叶向高向皇帝报告：中央九大政府部门，正副首长硕果仅存八人，坚持上班的正职一人，副职二人，其余五人全都杜门不出，内阁也只有他自己在岗，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意思很清楚：这活咱干不了啦！

皇帝却还是无所谓。

四十二年八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

这其实是被逼无奈。万历十八年以后，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面都见不到，群臣心里如何踏实？

皇帝的“正当理由”是身体不好。他对王锡爵说：朕也要与先生每（们）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这是一件不大说得清的事。要说装病，恐怕夸张。有太医院在，生龙活虎的人可怎么装？数十年编造病状也很麻烦。但要说丧失工作能力，同样夸张。更何况，万历还是挺管事的。

结果也令皇帝满意。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共得银五百多万两。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农业税和盐税，但要比关税和商税多。可惜陛下并不知道，他那点收入远远不及那些太监的进账，仅仅广东税监李凤就贪污了五千万两，敲诈勒索得来其他财物还不计算在内。这皇帝，岂非冤大头？

国家机器眼看无法运转。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忍无可忍的首辅赵志皋上书皇帝痛心地说，吏部掌印无官，四司诸务停阁；朝廷和地方官员旧者不升，新者无职；监察部门无人无力，狐鼠豺狼一切不问，各处司道郡县官员悬缺未补者甚多。凡此种种，可都是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啊！

看来，这位皇帝真是“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了。

这倒真该叫作有病。

这可真是尽孝无力，敛财有方。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大小官员，从内阁大臣到六部堂司再到言官御史，齐刷刷地跪伏在文华门。官员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奏本，请求皇帝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而且看那架势，批复恐怕还得立即下达。九九藏书网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首批矿监被派往京畿，没过多久便迅速扩大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和陕西五省。十月二十二日，税监也到了通州。值得注意的是，派出首批矿监的七天前，仁圣皇太后病逝。皇帝因病缺席了嫡母葬礼，之后却并没有耽误派出税监，力度之大不像病人所为。

好在，到三十三年十二月，他总算不采矿了，却也继续不上朝，不见人，不批奏章，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出缺也不补，就连吏部尚书的职位空着他都不管。很难判断皇帝这样耍无赖是不是要跟内阁和群臣赌气，但是中央部门正职首长长期空缺，开此先例恰恰与派遣矿税太监同时。

那又如何？万历无动于衷。

这时，赵志皋已经七十四岁。他原本就性格懦弱，被人看不起，此刻夹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更是左右为难。万般无奈之余，赵志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养病，一养就是三年，最后病死在官邸，得到了太傅的头衔和文懿的谥号。

实际上那个李廷机早就罢工。他是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的，第二年十月就请病假，还杜门谢客拒不赴阙。此后四年，他名义上是首辅，实际上养病，最后选择了自行下岗，真正在内阁工作只有十一个月。

走的这些人，可都在藏书网要害部门。

没奈何，大家只好自己走人。

何以如此却是个谜，甚至从晚明开始便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不该让申时行这样不讲原则只知迁就的，担任内阁首辅的重任。万历的偷懒和耍赖，也都是他惯出来的。

四十年九月，首辅李廷机拜疏自去。

同年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

这倒也罢了，反正“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模式古已有之，能够祭祀天地祖宗也算尽职。可惜，这件事皇帝也不想做。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是他最后一次祭祖，以后就全由别人代劳。看来，他连祖宗都不想见，何况臣下。

如此请示工作，实属罕见。

当然，皇帝花钱，也不完全是报复性消费。有些事仍属必须，比如打仗和修复宫殿。不过他最想做的，还是要绕过六部广开财源，增加内帑。这就只能依靠太监。于是，负责采矿的矿监和负责税赋的税监，便被发明出来。

其他时间，就靠叶向高维持。

真是这样吗？

地方上却苦不堪言。想想看，太监哪里懂采矿？也只能胡来，要么遍地开花乱挖，要么借此名义刮地皮。反正作威作福是会的，横征暴敛是会的，贪赃枉法是会的。何况他们系皇帝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政府官员管不了，也没有制度保障。除了搞乱经济，激起民变，岂能有他！

那就来看申时行。

管得最多的，是弄钱。

叶向高当时其实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多岁，但同样深感心力交瘁，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成功辞职。想想也是，独木难支的他为了增置阁臣，奏章竟写了上百份。最高监察官员都御史十年无人担任，六部尚书只剩赵焕一人，后来还拜疏自去，陛下却始终不肯补员，换谁都会觉得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