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情况与北朝不同。西晋覆灭后，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界限愈益显著，汉族认为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定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建立在南方的各朝，始终享有正统的威望。宋、齐、梁、陈四朝皇帝虽出身素族，百家士族的尊严地位仍不可触动。在皇帝的统率下，百家士族和贵族共同执掌政权，职官的设置、律历的制定，以及政治经济若干措施，大抵沿袭晋时的旧制，单位量值基本保持不变。北朝却无本可循，无源可溯，官吏又贪多取于民，任意制造长尺大斗重量秤而不受制度的约束。由此可见，造成度量衡混乱和单位量值急剧增长的原因，9９ｌib•ｎet除了剥削阶级的贪婪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没有严明的制度。从一部中国度量衡史中可以说明，凡制度严明，度量衡则保持统一，反之则必然造成混乱和单位量值无节制地增长。

尝考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而其增长率之甚，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

东晋以后，以淮、江为界，分为南北朝。北朝政权主要掌握在鲜卑拓跋氏手中。《通典·边防典》说，鲜卑族原属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九九藏书牧迁徙，射猎为业”。他们只凭着残酷屠杀和掳掠，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国家政权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则保持原始社会的旧习惯。鲜卑拓跋部落以掳掠来鼓动军心，统治者未着力于建制立法和管理国家，而是对各族人民施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征调重税徭役。北魏建国后的八九十年中，官吏没有俸禄，初则靠战争掠夺来的财富分赏官兵。中原既定，官吏便贪赃枉法，自行搜刮勒索，政治腐败至极。对度量衡更没有严明的制度，管理尤为混乱。鲜卑贵族与汉族官吏、地主勾结，任意增大尺、斗、秤，恣意掠夺而不受法律的约束九九藏书。这是北朝度量衡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北魏中后期，孝文帝亲自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俸禄制、均田制，严惩贪污，规定赃满一匹者处以死刑。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下诏统一度量衡，明令严禁使用长尺、大斗、重秤征收租调，另颁小制，意欲将已经增大的度量衡单位量值恢复到原来的古制。在较短的时期内，吏治有所整饬。但各级官吏贪污舞弊相沿成习，不久，各地又恢复使用长尺大斗重秤。《魏书·杨津传》说：“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受调绢匹，度尺特长。”自太和至延昌不及20年，其弊已如此。当时的豫州刺史张普惠看到这种现象，www•９9lｉb.ｎｅｔ上疏进谏云：“高祖(即魏孝文帝)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百姓，从薄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各级官吏征收赋税时，如果发现布帛不够匹长，金玉不够重量，则鞭户主，连三长。而当时的相州刺史奚康生，在征收民岁调时，一匹本当长40尺，他却要按七八十尺一匹来征收，以取悦上官。“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由于度量衡法制不严，朝野上下均滥用职权，用长尺、大斗、重秤多取于民。张普惠要求：“审法度，平斗尺，租调务轻，赋役务省。”尽管张普惠多次上疏希望九_九_藏_书_网改变百官利用度量衡的混乱以多取于民的积弊，此后北魏末年高欢也曾提出划一尺、斗，禁止私造，但均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后周武帝灭齐后，又提出颁行划一度量衡通行全国。这些都说明北朝时期，度量衡量值不断增长，虽也曾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终究无力控制度量衡急剧增长的趋势。

“欲多取于民”，确实是度量衡量值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急剧增长大都发生南北朝的北魏统治时期，却有它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从中国封建社会度量衡制度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度量衡单位量值基本上是呈增长趋势。历朝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记现存历代尺度》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