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叛军如此锐不可挡，玄宗才开始忧心如焚。他年青时也曾经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和骄人的成绩，是个奋斗型的人物。追昔往日的风华正茂，所向披靡的雄图伟业，那残留的一点热血在这个老人身上重新躁动了起来。玄宗决定亲征，于是下诏，急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劲旅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其余悉数由本镇节度使率领，在20天内务必会师于长安。廉颇虽老，依然能食。他要大展雄风，让世人知道，他依旧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唐天子。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

安禄山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但严庄并没有忘记。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安禄山起了异心，将主要精力用在奉承太子安庆绪上。正是此人，在后来叛军的内讧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潼关失陷了。纵观潼关内讧的经过，几乎就是大唐王朝衰落的一个缩影。

潼关是唐帝国首都长安的大门。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哥舒翰微微舒了一口气，开头总算还是不错。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安思顺。

出师的那天，场面极为壮观，哥舒翰一生的荣耀达到了顶峰。玄宗亲自在勤政楼犒劳哥舒翰，为他饯行，并命满朝文武百官至郊外相送。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但主帅一直没有和适的人选。这时，玄宗想起了正在京师养病的哥舒翰。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天黑时矢已射尽，才知道烟雾中并没有敌人。

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后，骂道：“你平常看不起我，现在如何？”此时的哥舒翰，不过是一个风霜残雪中的老人，饱受了病痛的折磨、权臣肘制的愤怒、皇帝不信任的寒心，心中的愤懑无处可泄，已经气慨全无，面对多年的仇人，再无半分锐气与争雄之心。为了活命，当即伏地谢罪说：“臣有眼不识圣人。但现在天下还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今山东郓城），鲁炅在南阳，请让我写信招之，他们就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喜，立即拜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下门下平章事。火拔归仁自夸其功，安禄山大怒说：“你叛主，不忠不义。”将其斩首。

大唐王朝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倘若此时玄宗能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大局为重，毅然统领大军讨伐安禄山，无疑会使朝廷上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亦会使前线将士士气倍增，无不视死如归，英勇杀敌，这对扭转整个战局，加速平叛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玄宗为了讨一个妇人的欢心，抑或他只是顺势下台，轻而易举地放弃足以改变大唐王朝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九*九*藏*书*网措。这件事后，朝廷上下更加痛恨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与祸国殃民。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在这一场好戏中，最失望的人大概就是太子李亨。他从这件事上应该能够看出，不除掉杨氏兄妹，他或许永远登不上皇位。太子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多年的压抑生活造成了他隐忍的性格，但到了这个时候，几近生死存亡，他再也忍不住了，心中开始酝酿新的计策——不是对付叛军，而是如何对付杨氏兄妹。上天眷顾了他，6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计划顺利实现了。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此刻，日已西落，险峻如铁的潼关模糊了刀剑的铿锵和马嘶，只剩下死者的浓血，生者的眼泪。关墙巍峨，在群山拱卫之下显得雄壮而悲凉。在它怜悯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看到长安华丽的金宫银殿，即将化作一捧焦土。开元的千秋伟业，将要一朝烟消云散。自古多难的山河，又开始了万千哀愁。

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于南北连城间的坑兽槛谷，即禁沟口。唐天授二年（691年），又迁隋潼关城于黄、渭河南岸。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如后世诗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哥舒翰晚节不保，令无数人无比惋惜。史书上因此评价他说：“丑哉舒翰，不能死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但他是胡人出身，对汉人所谓的气节之类并不是特别看重。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哥舒翰依旧是天宝中后期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早年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所以同时代大诗人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唐朝廷也没有因为哥舒翰被俘投降而将他一棍子打死，为哥舒翰追赠太尉，谥曰武愍。唐朝廷为哥舒翰追谥一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唐开放、宽宏、博大的精神。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这种一览天下的气质便逐渐远去了。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站后，张贴告示，收集残兵败将，打算重新夺回潼关。然而，其部下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见唐军大势已去，便暗中商议劫持哥舒翰以投降安禄山。之后，火拔归仁率百余心腹围住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谎报说：“叛军已到，请你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你所率领的20余万大军被叛军打败，有何面目去见皇上。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们

九九藏书

还不如向东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说道：“我宁可像高仙芝一样死。”说完便要下马。火拔归仁立即将哥舒翰的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凡是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也都捆起来。此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顺势投降了他，与哥舒翰等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就在大唐最高统治者上演御驾亲征的闹剧时，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情急欲僭号。于是，他在洛阳苑中的凝碧池旁大宴百官，迫不及待地称帝僭位了。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任达奚殉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安禄山身穿衮袍头戴珠冕，由侍从官簇拥，登上宝座。安庆绪、安庆恩两个儿子侍坐两旁，文武官员、各部酋长左右分席，依次列坐。一切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圣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玄宗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要他统领20万大军出征御敌，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不愿意接管这样一个乱摊子，以身体不适坚决推辞。但玄宗想凭靠哥舒翰的威名号令三军，又因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势同水火，怨恨极深，任用他对付安禄山，玄宗也觉得放心，因此迫令哥舒翰一定要出征。为表示恩宠，玄宗同时任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玄宗又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以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麾下，又将调集来的河陇、朔方兵马及蕃兵、高仙芝旧部统归哥舒翰指挥，号称20万，进驻潼关。同时还令各地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圣旨大如山，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副元帅的称号，扶病上马，率军前往潼关。

哥舒翰生平好纵酒，官场得意后又开始恣情声色，以至身体非常不好。一次，他到土门军中视察，竟然体力不支，在洗澡时晕倒，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件事让哥舒翰感慨很多。之后，他回到长安，抱病不出，在家中静心修养。这时候，他已经50多岁，以为戎马生涯从此结束，预备好好颐养天年。然而，天不遂人愿，安史之乱爆发了。

杨国忠却因此而心惊肉跳，惊恐万状。杨国忠专权前，为了讨好巴结李林甫，充当了李林甫的“打手”，极尽陷害打击太子李亨之能事。二人之间的积怨极深，非死方能化解。杨贵妃姐妹恃宠飞扬跋扈，极大影响了朝政，太子李亨早对杨氏家族深恶痛绝。倘若太子李亨真的从此主持朝政，对于杨氏家族来说无异于大祸临头。所以杨国忠急召杨氏姐妹，神情紧张地说：“太子素嫉我家，若一旦监国，我等兄妹，都危在旦夕了！”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收回成命。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九_九_藏_书_网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叛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量抽调精锐支援其他战场。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部被迫退出河北，河北诸郡得而复失，叛军后方得以巩固。唐军的士气也因为灵宝之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之后，唐军在各战场之间难于互相呼应与支援。自灵宝之战后，唐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局面。

唐朝廷这时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安排得当，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这是天赐良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朝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七日，玄宗不知怎么突然雄心勃发，决定率兵御驾亲征，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玄宗对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此时安禄山的处境非常困难。潼关久攻不下，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无法向南面突破。而唐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计划放弃东都洛阳，北逃回范阳老家去。但又舍不得洛阳的花花世界，所以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于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兴乱，仅用了短短35天的时间便攻陷了东都洛阳，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河北地区，虽然在河南地区遭到一些抵抗，但亦是所战皆捷，屡创唐军。此时对唐朝来说，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勤王之师尚未赶到京师，长安守备空虚。因此，长安城中人心惶惶，躁动不安。然而，叛军进入洛阳后，热衷于掠夺财物和妇女，未能抓住有利时机乘胜攻打长安。而安禄山本人则忙于登基称帝，无暇顾及战事。安禄山的短视给了唐王朝难得的喘息机会。各路勤王之师相继赶到长安，相比与一个月前京畿附近无兵可调的状况，守备大为加强。

就在这期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唐军在河北接连取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唐军士气大振，叛军军心开始动摇。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时见唐军开始了反攻，而三军统帅正是他的大仇人哥舒翰，不禁开始惊慌起来。他后悔不该起兵造反，招来谋士高尚、严庄，斥责说：“几年来，你们一直劝我起兵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西进之军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归范阳之路也被截断。朝廷的军队从四方云集，我们所占者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困守在这里，叫什么万全！你们的谋略何在？自今以后，不要再来见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潼关在商代时隶属定国，称桃林。周代时为畿内地，隶虢国，称渭。春秋隶晋，称桃林塞，战国时隶魏。秦惠文王六年（前332），设宁秦县，潼关为宁秦县辖地。汉高祖五年（前202）设船司空衙门，专管黄河、渭河的水运事项及船库工作。之后就以官名设县称船司空99lib•net县。新莽建国元年（9年），改船司空县，为船利县。东汉时又复名船司空县，属华阴。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属华州华山郡的定城县。西魏时撤定城县，改属敷西县，直到北周。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安禄山称帝后，便一直滞留在洛阳，醉心于花天酒地的享乐。而唐朝廷的勤王军逐渐集结到潼关，据守天险，唐军与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潼关在东汉以前还没设关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并废弃函谷关。有记载说：“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为大路。”始有潼关。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对于此时的哥舒翰来说，他只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再无当年提枪跃马的英姿。他也看到了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连连失败，非常清楚唐军的失败不可避免，因为安禄山的叛军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哥舒翰还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够安享晚年，但他的内心，却隐隐有不详的预感。

因为安禄山长子已经为唐朝所杀，二子安庆绪在同一天被立为太子。但是，他的宠妾段氏和段九九藏书网氏所生第三子安庆恩却因为此事相当不高兴。各人的心思各有不同，祸根却也因此在这天埋下了。

当哥舒翰跨上马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毕竟，前途不容乐观。再一次回望长安，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丝悲壮。出于对强敌安禄山的了解，他相当清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这座天下最繁华最宏伟的城市。于是，为了让自己没有任何遗憾，哥舒翰想到要趁皇帝恩遇正浓时做一件事：除掉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思顺。只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潼关迅速失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唐以及他个人的最大灾难。

高尚与严庄之后极为害怕，好多天都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刚好田乾真从潼关回来。田乾真小名阿浩，文武双全，是叛军中有名的骁将，很受安禄山器重。田乾真知道事情经过后，便为高尚、严庄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凡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帝王，却都有胜有败，怎么能够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朝廷军队虽多，都是新募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战阵，根本敌不过我们的劲锐之兵，用不着忧虑。高尚与严庄都是佐命元勋，你如果与他们断绝关系，诸将领知道后，就会上下离心，情况就会更危险。”安禄山听后高兴地说：“阿浩，你真懂得我的心事。”于是重新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投宴席招待。安禄山还为他们唱歌以劝酒，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唐军使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哥舒翰屈节求生，也仅仅多活了一年。至德二年十月十月（757年），安庆绪为唐军所败，逃跑时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的唐将全部杀死。

哥舒翰果然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但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哥舒翰不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早知道哥舒翰招降其他唐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不过要借此炫耀征服哥舒翰的胜利而已，便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之中。

前面提过，安思顺此人在安禄山谋反前便多次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安思顺此时已经被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杨贵妃当然晓得此中利害，为了维护其家族的整体利益及其自身的地位，于是脱去簪珥，口衔黄土，匍匐至玄宗前，叩首哀泣，即所谓的“衔土请命于上”。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年间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一代贤君明主，而堕落成倦怠朝政、沉溺声色、偏听偏信、亲近邪僻奸佞的昏君。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决心躬临前线，更乏传位于太子李亨的诚意，见杨贵妃如此“恳请”，令人心疼，便顺势作罢。

灵宝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叛将崔乾祐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凭借有利地形，取得大胜。而玄宗迫令哥舒翰过早出关反攻，使唐军完全丧失了有利的局面，成为由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转折点。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这时，崔乾祐命同罗精锐骑兵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当时潼关关外挖有三条大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人马坠落壕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只要看看在这之前玄宗对高力士说过的话：“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便可知道玄宗此时说传位给太子的话是言不由衷的。皇权下皇帝与太子关系微妙，这其中的利害玄宗还是太子时已经亲身经历，所以他宁愿将朝政托付给宰相。而且，他也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想要传位于太子李亨。既然玄宗是故作姿态，那么御驾亲征自然也就是虚张声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