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非常尊重张九龄，对张九龄的风节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为张九龄所提拔，张九龄失势后，李林甫控制了朝政，王维自然受到了冷遇。

上元二年（761年），王维病卒，时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有感，向左右索求笔墨，写信给时在凤翔的弟弟王缙诀别，还写了数张诀别书信给生平亲故好友，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丝毫不提及政事、家事，写完后郑重搁笔而死。此时他的心中，应该是平静如水吧，六十年的苍茫岁月，他梦想过，追求过，抗争过，放弃过，最终一切都如云烟一般飘逝了。

唐军收复了东都洛阳后，王维因为接受过伪官，有过“失节”的行为，被唐军囚禁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等待处理。王维不免惊慌失措。宰相崔圆知道王维善画，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当时崔圆功勋很大，深受宠幸，王维指望崔圆解救，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所以作画时“运思精巧，颇绝其能”。

王昌龄的结局极为悲惨，也是间接死在了安史之乱的兵锋下。至德二年（757年），王昌龄为了避安史之乱的刀兵之祸，弃官回乡，不料被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年约六十。

王维死后不久，当政的代宗爱好文学，对已经当上宰相的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天下文宗”。

孟浩然后来壮年病故，却是因为吃错东西的缘故。当时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王昌龄来到襄阳，听说孟浩然欲仕而遭黜后，立即前来拜访，有惺惺相惜之意。王昌龄当时被誉为七绝圣手，名满天下。他有名作《出塞》：

王维因文才出众，得以以文士身份出入王侯将相家，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还曾经发生过他写诗助人团圆的故事，被传为一时佳话。宁王李宪为玄宗长兄，因为曾经让贤，支持立三弟李隆基为太子，玄宗登基后感恩图报，对兄长宠幸无比。有一次，宁王李宪在逛街的时候，发现有个卖饼人的妻子长得纤白明媚，一见之下大为心动，便许给卖饼人重金。卖饼人利欲熏心，竟然同意将妻子卖给宁王李宪。宁王九九藏书李宪将卖饼人妻带回府中为侍妾，“宠爱逾等”。但卖饼人妻始终郁郁寡欢。宁王李宪有所觉察，便问道：“汝复忆饼师否？”卖饼人妻默然不答。宁王李宪便派人将卖饼人召来。卖饼人妻不能忘记旧情，目视着前夫，当场泪如雨下。当时多文士在宁王府作客，见到此情此景，都觉凄然。王维当时也在场，就此赋诗一首道：“莫以今时宠，难忘异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一出，满座皆惊。宁王大为感慨，命其他文士赋诗，竟然无人敢应，均担心被有王维珠玉在前，会被王维诗比下去。于是宁王将卖饼人妻还给了卖饼人，“以终其志”。自此，王维以诗书驰名于公卿之间。

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在四十岁之前，他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不过，孟浩然选择当隐士，其实是类似求仙访道的“终南捷径”。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可以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但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要他出力的诏书，这让他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他到长安寻找机会。京师文人荟萃，孟浩然出口成章，立即语惊四座。文人竞相与之结交，其中就有张九龄和王维。

因受家庭的影响，王维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将他当成伶人（即乐工）使用。开元九年（721年）春，岐王李范在九公主的府邸举行宴会，王维独奏了琵琶新曲《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加称赏。王维便向公主献上了自己的诗作。公主大为惊骇，说：“皆我素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为之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意思是说，公主非常喜欢这些诗，经常吟诵，她还一直以为是古人所写。于是命王维换掉伶人的衣服，坐在客人席上。之后，公主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及第。

重新回到王维的话题。王维受张九龄提拔后，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展宏图。这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改变了王维的人生，整个唐朝的政局也因此而改变。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林甫专权，牛仙客阿私，便上书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令于朝堂决杀之”（《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张九龄也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的罪名被罢相位，左迁为荆州长史。

他的一些边塞诗气势豪迈大气，昂扬奋发，反映了盛唐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气魄，在艺术上造皆都很高。

有一次，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召玄宗的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歔欷泣下，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把他“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99lib•net管弦。”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这首诗后来传到肃宗的耳朵里，大为感慨，因此成为王维后来的救命稻草。

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玄宗仓皇逃往蜀中。王维当时在京师为给事中，来不及逃出长安，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刻意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王维的影响相当大，他因为这件事也完全变了一幅脸谱。

为了躲避现实的政治斗争，王维还开始潜心向佛。他在京师时经常与名僧来往，经常捐赠钱粮给寺庙僧人，日日只“以玄谈为乐”。而他本人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其他一应豪华物事一概没有，与他的名士身份极不匹配。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个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后也不再续娶，没有子女，一直是“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王维的人生可以说是波澜无惊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已经不抱有任何责任感，所以即使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掌权，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也没有再波及到他。他的一生，本来可以就此安逸地度过。然而，万事不关心的王维，还是逃脱不了时代动荡的冲击——安史之乱爆发了。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他长年在京师做官，多与亲王贵主交结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有诗佛之称。他擅写五言诗，因为精通音律，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所以传播既广，声名亦高。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经历此事，孟浩然大受打击，觉得掉了隐士的身价，因而心灰意懒，形骸也开始放浪起来。后来采访使韩朝宗入京，决定带上孟浩然一起去，以便向朝廷推荐。但孟浩然因为与人喝酒，错过了出发的时间。韩朝宗大为生气，独自而去。“浩然亦不悔也”。也许到此时，他总算明白了，写诗和做官是两码事。

不过，张九龄没有忘记这位极有诗才的“孟夫子”。他被免去了丞相职务，贬为荆州长史后，还聘请孟浩然为幕府。幕府相当于从事现在秘书之类的文案工作。

唐朝廷收复两京以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是出仕安禄山伪朝廷的官吏，或贬或杀。只因肃宗曾读过王维的《凝碧诗》，加上他弟弟王缙大力营救，王维未受任何处罚，仍授太子中允。其他陷“贼官”者，十八人被斩，七人赐自尽，余则杖刑。跟王维一起落入叛军之手的张璪便被贬为衡州司马、移忠州司马。但越是如此，越是突出了王维，王维惭愧得无地自容，终生引以为耻。

青年时期的王维，有着盛世之人所具备的抱负和热情，对政治还是相当热衷的，他也希望能为国家出力。这从他所创作的许多首关于边塞、游侠的诗歌中便能看出来。或写少年豪迈９９liｂ•neｔ，或写大将英武，或写征戍之苦，或写凯旋之乐，无不表现出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如《陇头吟》：

王昌龄，字少伯。开元十五年（727年），以进士擢第，授秘书监校书郎，历江宁丞。因王昌龄为人不拘小节，故屡见贬斥，后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闻其遭贬，写过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颇有同病之惜。诗曰：

建功立业是中国文人们的最大心愿，而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当文人们在仕途不能一帆风顺后，便只能在时代的边缘自怜自嗟，而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往往便是诗文。这点在王维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政治上失意后，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那类劲挺雄拔的诗句如“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这类与世无争的山水诗。

史载闾丘晓为人“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闾丘晓杀王昌龄，不知道是因为旧怨，还是因为忌才。这个闾丘晓后来不肯出兵救睢阳张巡，导致睢阳被安禄山叛军攻破，张巡等人壮烈殉城。河南节度使张镐一怒之下，杖杀了闾丘晓。闾丘晓临死前，以家中尚有亲人请求免去一死。张镐冷笑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意思是说，你闾丘晓当初杀王昌龄时，怎么没想到王昌龄家中还有亲人呢，闾丘晓这才哑口无言，闭目受死。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唐帝国皇帝玄宗仓皇逃往蜀中，京师长安兵不血刃被安禄山叛军占领。此时，长安城中还滞留有不少王公大臣，这些人自然落入了叛军之手，一些声名显赫的文化名流也在其列，这其中，便有王维、张璪等人。大诗人杜甫也被叛军逮住，押送回长安。神奇的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杜甫竟然又设法化装逃出了京师，写下人生中最惊险传奇的一笔。而王维和张璪则因为名气太大，属于当时的知名人士，都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处。安禄山爱惜他们的才华，将他们关押在洛阳普施寺，逼迫二人做了“伪官”。

两位名诗人一见如故。孟浩然不顾大病初愈，与王昌龄浪情宴谑，多吃了些生猛鲜腥之物，竟然因此引发旧病而亡，时年五十二岁。

意境高远，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有一谚语“活剥王昌龄”（《大唐新语》），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偷窃名士文章的俗人，可见当时王昌龄七绝之盛名。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到张九龄的赏识，举荐为右拾遗。这期间，他结识了到长安谋求出路的孟浩然。

这首诗是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孟浩然的本意，是表明求仕之心未灭，希望皇帝重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入仕做官的美好愿望就在这首诗中断送了。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勃然变色道：“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遂放还，不复见录。

王维与孟浩然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有一天，王维邀请孟浩然到内署作客。两人正聊得兴起，玄宗突然到来。如此大好机会，孟浩然竟然慌作一团，匆忙间躲到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便责问王维。得知是孟浩然在此时，玄宗高兴地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浩然拜见了皇帝。玄宗让孟浩然朗诵他得意的诗作。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刻到了，拜侯封相的希望就在眼前。孟浩然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仔细想了想，他选择了寓意深刻的《归终南山》：

王维兄弟均奉事佛道，平时只吃蔬菜素食，很少吃荤腥，不穿文彩锦绣衣服。

有句成语叫“双管齐下”，讲的便是张璪的故事。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故事拾遗》中记载说：“唐张璪员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尤于画松特出意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九九藏书一为枯干，势凌风雨，气傲烟霞。”是说张璪在绘画创作上，有一绝技，能两手各握一支笔，同时画两棵松树：一支笔画的松树“润含春泽”，生机盎然；另一支笔画的松树“惨同秋色”，憔悴干枯。两种不同的形象却一样地生动传神，他这“双管齐下”的本领，人们无不叹服。安史之乱前，张璪官至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

王维，字摩诘，因后来官至右丞，世人称其“王右丞”，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后随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的祖父是个管音乐的官，父亲去世较早，母亲虔诚奉佛。王维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便写出了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名噪一时，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当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于是辟举他到朝廷任职。在洛阳期间，王维三十岁的那年，妻子因病去世。他对妻子感情很深，之后终生未娶。妻子去世后，王维感觉“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于是开始学佛。王维的字“摩诘”，便是来源于《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又号金粟如来，据说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善论佛法，深得佛祖尊重。王维视维摩诘为心中的楷模。

乾元中，王维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虽然如此，但王维经历乱离的局面之后，变得更加消极避世了。他名义上还是唐朝廷的官，实际上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位于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寄情山水，遁入空门。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所作多为田园山水诗。王维后期的作品基调大多消极低沉，因为艺术性极高，反倒容易感染读者，尤其容易被那些失意的文人所欣赏。

之后，王维通过了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唐朝设有太乐署，负责主持国家祭祀宴会时的歌舞奏乐，并管理乐工伶人。太乐丞是太乐署的副长官，主管音乐。这个官职倒是与王维志趣和长处吻合，但不久后便出了一件意外，王维署中的伶人擅自舞黄狮子，因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一定要有皇帝在场观看才能舞，擅舞即是越格，王维为此受到牵连，被贬为济州（今山东济宁）司仓参军。

王维多才多艺，精通音乐，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山水”，而“山水”则是由王维开创了新生命。王维首先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新意境，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破墨”是指一种用浓淡墨色相破、渗透掩映，以达到滋润鲜活效果的用墨技法，此法所作山水，叫做“破墨山水”，最早见于南朝萧绎《山水石松格》。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受到了王维的巨大影响。宋朝大学者苏轼盛赞王维是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代董其昌推之为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