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完全吻合，这首诗的效果有如一颗小宝石，照例充满他漫不经心的美感。诗中微妙地恭维这个少女，李琪因此变成文学上不朽的人物。中国诗的技巧限制很多，用典及用同一韵脚来“和”朋友的诗需要高度的技巧。不知怎么苏诗押韵比别人自然，仔细检查，他的典故也含有更深的意义。他的散文具备各种力量，由最庄重的质朴古文到流俗作家可爱的闲话，无所不包。两者之间原本很难选择。他被公认为大文豪，原因在此。

电击后五年，一位道士对皇帝说，他看到苏东坡的英灵在天宫担任文相。皇帝更加害怕，连忙恢复苏东坡生前最高的爵位，后来又加封一个比生前更高的荣衔。政和七年（1117年）皇室在同一个君主治下竟也收集苏东坡的文稿，每件出价高达五万钱。宦官梁师成花三十万钱（约三百美金，以当时生活水准来说算相当高价了）买英州石桥上（被人妥善隐藏）的碑文，还有人出五万钱来买苏东坡在一位学者书斋匾额上所写的三个字。生意旺盛进行着，不久这些珍稿就收入宫中或富豪的家里。金人攻下京城，他们特别爱搜掠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作品，因为苏东坡生前大名就已传到中国域外的北方部族里。苏氏某些最好的字画随着两个身死异邦的皇帝被运往敌国，（当时徽宗已退位给儿子）。不过还有数万件苏东坡的文稿获得保全，由物主带到南方。

闪电击中党人碑使苏东坡死后名望不断增高。最初十年，一切刻有他笔迹或文章的石碑都奉命拆毁，他的书本被禁，他也被除去生前的一切头衔。不过当时有一位作家在杂记中写道：“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但是构成永恒特质的“真诚性”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清清楚楚表达了他对写作和文体的意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苏东坡为文体下定义，正好贴切地描述了他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动笔收笔都象“行云流水”，揭露出文章和修辞的一切奥秘。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结束都没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作家的思绪很美，只要他能忠实、诚恳、妥当表达，魅力和美感自然存在。这些不是硬放入作品的东西，词达而造成的单纯、自然和某一种自由感正是好文章的秘诀。这些特质具备了，文体不虚浮空洞，就可以写出真诚的文学作品。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他在宋朝最好的皇帝手下成长，服侍过一个用意良好却野心勃勃的皇帝，等那十八岁的昏君登上龙座，他就不断蒙羞受难了。因此，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就等于研究国家因党争而陨落的过程，结果国力消减，政客小人横行霸道。《水浒传》的读者对这种暴政都很熟悉，正直的好人为了逃避税吏或避开贪官的“公理”，一个接一个走向绿林，成为书中受人爱戴的绿林英雄。http://www.99lib.net

不过我们别忘了苏东坡主要是诗人兼作家。他的盛名也靠这方面得来。他的作品有一种难以解说的特性，在译文中比较看不出来。名作就是名作，只因为各时代的人都觉得“佳文”应该如此，追根究底来说，文学上不朽的声名要靠作品给读者的乐趣而定，谁能说读者要怎么样才能满意呢？文学和一般写作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取悦心灵的音律、感官和风格的魅力。名作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超越一时的文风而留传下去，必定是基于一种所谓“真诚”的特质，就象真宝石能通过一切考验。“文章如精金美玉”，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说，“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

中国有句俗话说，盖棺才能论定。人的一生就象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差别是——人生的戏往往连最聪慧、最精明的演员也不知道下一幕会演些什么。不过真实的人生永远随一种必然性自然推展，只有最好的戏剧能够企及。因此写过去人物的传记有一项最大的方便，我们可以检视一幕幕已经终了的情节，眼见许多事情因外在事变和内在性格的必然性而自然发展。我彻底研究苏东坡的一生，明瞭他为什么一定要做所做的一切，内心却渴望弃官隐居。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中国占星家笔下某人一生的预言，清晰、明确，绝对无法避免。中国占星家可以逐年列出一个人一生的过程，为了丰富的酬金也愿意把整个预言写下来。但是传记家的后见之明永远超过占星家的预测。今天我们能认清苏氏一生起起落落的明图，看出同样的必然性，但也确知无论问题在不在星宿，阴晴圆缺总要发生的。

然后他停下来继续和客人谈天，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两句平淡无奇，而且全诗又没有写完。苏东坡继续吃喝谈笑，李琪上前要他写完。“喔，我差点忘了。”苏东坡说。他再度提笔，马上完成后两句：

苏东坡死后一年，政客小人当道，北宋还没有断送给横跨蒙古野地而来的狼主，一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元祐党人碑的设立，也是整个时期斗争的象征和总结。“元祐”是苏东坡党人当权时的年号（1086～1093），这个党人碑有309个元祐时代人物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圣旨规定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永远不能在朝为官。忠贞家庭的子孙不准嫁娶“元祐党人”的子女，如果已经订亲，也要依皇令解除。列有黑名单的石碑在全国各区设立；有些至今还留存在中国山区里。这里根绝一切反对势力的措施，也是作者心目中让这些人永远受辱的方法。因为中国被社会改革家断送在北方强敌手中，这些石碑所带来的效果也就和作者当初的意愿大不相同。一百多年间，黑名单人物的子女为先人名列石碑而自夸自豪。因此元祐党人碑才会名留青史。事实上有些人的祖九_九_藏_书_网先并不值得尊敬，因为党人碑的作者一心要根绝反对势力，把所有仇敌都列上名单，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没有看见他们斗争的结局，以及中国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情景，不过苏东坡亲眼看见广泛宣传的“社会改革”造成了可怕的结果。他看到王安石“热爱”的“农民”不得不逃出家园，不是因为饥荒或洪水，而是丰年怕回到村里交不出政府强迫农民借的贷款和利息，会被官吏抓去坐牢。他呼声震天，不能自己。有些不诚实的官吏觉得隐瞒政府的弊端——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颂扬它的优点比较有利。只要谎言够大，说得次数够多，谎言变成真话也不是现在的新发明哩。宦官要谋生。就这些不负责的人玩弄着国家的命运，仿佛他们自己逃得掉最终的结局似的。苏东坡至少能维护他的灵魂，为此付出代价。皇帝正直的本心不足以成为昏庸的借口，因为重大问题方面他判断错误。苏东坡却是对的。铁腕政治以社会改革的名义强加在人民身上。在疯狂的权力斗争中，党争超越了爱国的兴趣，国家的道德和经济纤维被削弱耗尽，正如苏东坡的预言，使国家轻易落入西伯利亚方向的强敌手中。小人甘愿在“区域独立”的名份下替北方的强邻当傀儡，效忠异族。难怪北宋覆灭，中国要退到长江以南。宋室焚毁之后，史学家在焦木废墟里漫步，才开始检视原野，用自大的史学眼光来考虑灾祸的原因，可惜太迟了。

今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苏东坡的肖像在我脑海中十分清晰，原因有二。首先，它发自苏东坡本人杰出的脑袋，印在他的每一行作品中，就象我见过那两张苏东坡所画墨竹上的黑影，闪闪生辉，仿佛一个钟头前才着上去似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如此。莎翁生动的诗行直接发自他敏感而丰富的脑袋，到今天仍然清新无比。虽然一代一代的学者努力研究他，我们对他外在的生活仍然所知不多；但是他死后四百年我们还觉得借着他注入作品中的情感，我们已深知他思想的隐秘。

第二个原因是苏东坡一生的记录比中国其它的诗人要完整些。材料包括各种记载他漫长而多采的政治生涯的史籍，他自己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将近一百万字），他的杂记、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当时人物把他尊为最敬爱的学者而谈起他的许多随笔——由他同代人物以杂记和传略的方式留传到今天。他死后一百年间，没有一本重要的传略不提到这位诗人。宋朝的学者都擅于写日记，著名的有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人；也有人不屈不挠地写传略，王明清和邵伯温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复杂情势，以及苏东坡时代政治斗争的炽热和刺激，这段时期作家所保存的资料——包括对话在内——特别丰富。苏东坡本人不写日记；他不是爱写日记的人——那样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忸怩了。但是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项旅程、思想、人物、地点和事件按日期或不按日期的记载。别人也忙着记下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的信件和附笔都由崇拜他的人仔细保存下来。身为大家争相寻访的书法家，他习惯在酒宴后做一首诗来描述那个场面，或者www.99lib.net描写自己的思想和评论送给朋友。这些短笺都被人妥善保存，传给子孙，有时候也高价出售。这些即兴短笺包含了不少苏东坡最好的作品。他有八百封信和六百则著名的亲笔小记和题跋留传到今天。其实是因为苏东坡太受欢迎了，黄庭坚等后辈学者才争相收集他的随笔和便条，集成一册出版。苏东坡死后，成都有一位艺品收藏家马上开始收集苏东坡的亲笔短笺和私人信函，刻在石头上，把拓印本当做书法来卖。苏东坡为某一场合而写的诗篇立刻由国内学者传阅和背诵。当时所有好学者都被逐出京师，这些抗议政府作风的诗句天真诚实，使统治者的怒气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几乎害他送命。他后不后悔？放逐期间他表面上对不太亲密的朋友说他后悔了，但是对好朋友却表示毫无悔意，若再有必要吐出饭菜中的苍蝇，他仍会重蹈覆辙。由于这种心灵的流露，他发现自己处在当时正派学者的领导地位，不免觉得悲哀。徒然和政客小人斗争一番后，他第二次遭到流放，远走海外的海南小岛，多少有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

要不是今天“民主”一辞已遭到滥用，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民主大斗士，他接触人生百态，朋友中有皇帝，有诗人，有大臣，有隐士，药师，酒店老板和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好友包括爱诗的和尚、不知名的道士以及比他更穷的人。他喜爱作官的荣誉，但是群众不认识他，他最高兴。他为杭州和广州建立良好的供水系统，建立孤儿院和医院，设置狱医，对抗杀婴的恶俗。在社会改革的余波中，他一个人热心赈灾，不顾官僚制度的巨大阻力。简直好象只有他关心广泛的饥荒和流浪的灾民。他始终替人民对抗政府，为穷人争取债务免还的德政，最后终于成功。他只想维持自己的本色。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真是一个现代人。

现在苏东坡已死，政治狂热的风暴已经过去，南宋的皇帝坐在杭州新都内，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奏议表状。他们愈读愈钦佩此人大无畏的忠心。他的孙子苏符因皇上顾念他出名的祖父而获得高位。这一切都使苏东坡死后的盛名和地位达到最高点。乾道六年（1170年）孝宗谥给他“文忠公”的荣衔，并赠太师的官位。皇帝写下至今留存的最好赞文。圣旨和皇帝亲笔题的序文印在苏东坡“全集”一切版本的前端。颁谥“文忠公”头衔的圣旨如下：

苏东坡具有非凡的天分，可以破除一切限制，似乎毫无疆界可言。他的诗词永远清新，不象王安石偶尔会达到完美的境地。苏东坡不必求那份完美。别的作家都受诗词字汇和传统题材的限制，苏东坡可以写诗描述澡堂按摩的滋味，可以结合俚语，使它在诗中产生美好的效果。就是那种别人达不到的特殊风韵使后辈诗人不得不佩服他。“词”本来限于描述相思，他对“词”的主要贡献是他能将这一种格调化为描写佛道和哲学议论的工具，这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冒险工作他却做得很成功。他通常写得比别人好也比别人快，因为他常常要在宴席上当众赋诗。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和掌故也用得较恰当。有一次朋友在黄州为他饯行，席上一位女歌姬请他在披风上题诗。他驻黄州期间没有听过这位歌女李琪的名字，他叫她磨黑，并提笔写了一个平淡的开头：

因此苏东坡在

九-九-藏-书-网

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是基于他诗和散文的魔力，也基于他敢英勇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他的个性和主张构成了盛名的“骨干”，而文风和用语的魅力则形成了灵性美的“肌肤”。我认为一个缺乏正气的作家无论文笔多么灿烂，多么迷人，我们不可能真心仰慕他。皇帝为苏氏“全集”所写的序文强调他“气节”的伟大，使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佳文”，也使他的盛誉名实相符。

王安石热衷社会改革，自然觉得任何手段都没有错，甚至不惜清除异己。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这种发展趋势逃不过苏东坡敏锐的心灵，甚至有点违背他的幽默感。他的行径和王安石不合；彼此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要认识一个死去千年的人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对同市的居民——甚至市长的私生活——所知是多么有限，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至少有一点，活人的一生还没有过完，谁也不知道他碰到危机会做出什么事来。酒鬼会改过，圣人会堕落，牧师也许会和唱诗班的女团员私奔。活人总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而且活人有隐私，某些隐私往往在他死后很久才真相大白。因此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批判，他的一生和我们太接近了。象苏东坡这样的古诗人就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杂记，他的一千七百首诗词和八百封私人信件。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以诗词伟大的标准——清新、自然、技巧和同情心——来说，我认为李白已达到更卓越的成就，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完整印象。但是毫无理由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苏东坡。

总而言之，苏氏作品的特色就是给人快感。写作的时候最快慰的是作者本人。“生平最快乐的时刻”，有一天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说，“就是写作时笔端能表达一切思想的脉络。我自忖道‘人间自乐莫过于此’”。苏文对他同时代的人也有类似的效果。欧阳修说他每次收到苏东坡的新作，就会快活一整天；神宗皇帝的一位侍从曾经对人说，每次皇帝吃饭半途放下筷子，一定是读苏东坡的表状。甚至在苏东坡放逐期间，每次有新诗传到朝廷，皇帝都会当着众臣赞叹一番。正因为皇帝的赞叹使群臣惶恐，只要神宗在，他们就尽量让苏东坡流放久一点。

因此这个人成为文学闲话的中心，死后尤其受到深广的敬重，也是很自然的。拿西洋作家为例，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是一个燃烧自己展现出瞬间壮景的文学彗星。杜甫就象米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的古典比喻写出了丰富的作品。苏东坡永远年轻。他性格比较象萨克莱，政治和诗词的盛名则象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还叫我们感动，米尔顿的瞎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甘斯伯劳的特色，而且象波普用诗词批评政治，又象史维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史维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了。苏东坡的道精神由于遭受许多困难而更加醇美，却没有变酸。今天我们爱他，只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多了。

他曾一度坚称，给人快慰的力量便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晚年曾想弃笔不写文章，因为一切麻烦都是写作惹来的。他给刘沔的回信中写道：“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这时出一篇见娱，由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由于作者自由创造活动中所得到的满足，以及文章给读者的快乐，文学便自有存在的价值。

难怪苏东坡被列为中国的大诗人兼散文家。此外他还是第一流的画家和书法家，著名清谈客，也是大旅行家。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为伍，也是第一个把佛教哲学注入儒诗的诗人。他曾说月亮上的黑点是山脉的影子，果然猜得不错。他开拓一种新画派“士人画”，使中国艺术独具一格。他开凿湖泊和运河，对抗洪水，建筑堤坝。他自采药草，被视为药学权威。他试行炼丹，几乎到死前还兴致勃勃寻找不朽的灵丹。他祈求天神并与魔鬼争吵——偶尔还赢哩。他想夺取宇宙的奥秘，半受挫败，却含笑而死。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大群卓越的学者围在皇帝朝中，北宋末期却一个也不剩。著名的国家资本主义者王安石第一次迫害学者，整肃御史，任用属下，至少还有二十位名学者和正义人士愿为自己的罪名而受苦。等小昏君第二次施虐，好人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很快流放而死。这种削弱国力的举动是由这位大信仰家以“社会改革”、避免“私人资本剥削”，维护可爱的中国人民“利益”的名称而发动的。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诗人兼人道哲学家苏东坡以他的常识来对抗经济学者王安石的逻辑，他所颁授的教训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至今还没有学会。

仿佛是天意，崇宁五年（1106年）一月天空出现了一颗陨星，文德殿东墙上的石碑被闪电击中，分裂为二。再没有更清晰的天怒指标了。徽宗大惊，又怕首相反对，就叫人连夜将端（礼）门上的另一块石碑偷偷毁掉。首相发觉，十分懊恼，但却愤慨地惊叹说，“碑可毁，这些人的名字却永远难忘！”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预言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