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徐渭《南词叙录》说：“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然其九宫二十一调，尤唐、宋之遗也。特其止于三声，而四声亡灭耳。”

当诗和词都已经走向衰亡的时候，统治者和文人雅士又把眼光投向民间，到民歌中去寻找新的形式，去汲取新鲜的养料，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他们所寻找的，就是这些自唐代以来不断发展着的“俚曲”和由这些“俚曲”派生出来的包括唱词在内的艺术形式，比如诸宫调、唱赚、陶真、鼓子词、院本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艺术体裁——散曲。散曲中的许多曲牌，如《货郎儿》《蔓青菜》《豆叶黄》《十棒鼓》《村里迓古》《鲍老儿》《山石榴》等，一望而知是出于民间的。

王世贞的说法，是金、元人9９lib•nｅt的歌词，宋词的曲调不能与之相配，所以“更为新声以媚之”。徐渭的说法，则是北曲本身就已经存在，是北方民族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随着金、元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权的建立而流入中原，渐渐被中原人民所接受。虽然他对北曲（即散曲）有一些偏见，如说它是“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浅俗可嗤”，但大抵是符合事实的。至于他说到的“九宫二十一调”的问题，“三声”“四声”的问题，是元曲的艺术特色，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

蒙古族是生长在北方的民族，北方的语言、音乐、戏剧、曲艺等都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现在的北方人，喜欢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单弦等，但他们一般不会喜欢广东的粤剧、福建的莆仙戏，粤语和闽南话让他们听不懂，而那种带有很重南音色彩的曲调也不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反之也是。尤其是在推广普通话之前，好多南方人也听不懂北方话，当然更谈不上欣赏北方的艺术了。在北方，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和散曲已经逐渐成熟，它们都是采用北方语言，汲取北方民歌、小曲等的因素形成的。九九藏书

但是，在民间，那些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即如今天所说的乡土歌曲、民间歌舞，却是生意盎然、久传不衰。它们不断地为文人的创作和各种形式的歌舞戏曲ｈｔｔｐ://wｗw•９9ｌib•ｎｅt提供着取之不竭的养料。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的教坊曲中，有许多明显是出自民间的小曲，比如《迎春花》《摘得新》《恨无媒》《墙头花》《卧沙堆》《煮羊头》《剪春罗》《牧羊怨》《一捻盐》《劫家鸡》《杨下采桑》《唐四姐》《麻婆子》《山花子》《拾麦子》《采桑》《沙碛子》《镇西子》《北庭子》《醉胡子》《西国朝天》《赞普子》《蕃将子》等。它们显然既不同于唐诗，也不同于宋词，而是带有民间色彩和其他民族特色的新的艺术形式。教坊所奏，不过是这一类曲目中极少的一部分。唐代的参军戏、踏摇娘、大曲、法曲，宋代的带有戏剧色彩和曲艺形式的院本、陶真、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已经从其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

词所用的语言，是唐、宋以来一直流行的南方语言系统，与蒙古人习用的北方语系区别很大，与“胡乐９9ｌｉb•nｅｔ”不能很好相配。而南方的曲调，也为蒙古人所不喜欢。

宋、元时期，戏剧和散曲都已经得到高度发展。在北方，是杂剧和北曲，在南方，则是南戏和南曲。元代前期，杂剧和北曲居于统治地位，南戏在元代后期发展迅速，但元代散曲却一直以北曲为主，南曲的地位一直不高。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但是，普通老百姓喜欢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听懂的，不是那些古、近体的诗歌，而是《竹枝》《柳枝》《渔歌》《采莲》《采菱》《插田歌》，是踏摇娘、参军戏、拔头、大面、兰陵王、曲子词乃至变文。宋代的老百姓，喜欢的也不是那些文人抒情言志和雅化了的词作，而是柳永一类的作者所写的“俗体词”。但是他们更喜欢的，还是在勾栏瓦肆中表演的那些小唱、陶真、叫声、唱赚、嘌唱、鼓子词、诸宫调等。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九九藏书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他所说的“新声”，就是散曲。

散曲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词无论是语言还是曲调，都不符合蒙古人的欣赏口味。

唐诗的歌法，到宋代已经基本失传了。词到宋末，很多都已经不可歌了。一方面，是文人创作过分雅化，丧失了词的通俗性和生活化特色，已经远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少数文人雅士案头的玩物。一方面，是旧谱的零落。宋张炎《西子慢·序》就说：“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阴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张炎作此曲时，距吴文英不过三四十年，已感叹“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其余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宋末元初的战乱，旧谱的散失更厉害。就是可歌之词，大多已经传唱数百年之久，早已没有新鲜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