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的题情之作不算多，但也有一些写得比较好的。比如〔中吕·山坡羊〕《闺思》：

咏的是野梅，其实是以梅自喻自伤。“梦不到白玉堂前”，不是暗喻仕途之不畅吗？“伤心故园，何日是归年”，是干脆直说了，仕既不行，归又不成，这样的日子，何日又才是尽头呢？

朱权说小山曲“有不食人间烟火气”，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类作品。但是，张可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的作品中，也有愤慨叹世之作，比如著名的〔中吕·卖花声〕《怀古》二首之一：

张可久的一生，都处在一种仕既不成，隐又不能的尴尬境地。他的〔中吕·满庭芳〕《野梅》描写的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痛苦的心情：

张可久一生足迹遍江南，九-九-藏-书-网游历过金陵、扬州、苏州、绍兴、天台、洞庭等地。与贯云石、卢挚等人交往。久屈于下僚，志不获伸，对他这个以儒学传家、读书万卷的人来说，是一种悲剧，是怀才不遇与寄人篱下构成的人生悲剧。

张可久是元代比较少的全力写作散曲的人，他的散曲九_九_藏_书_网作品，在生前就自编为《今乐府》《吴盐》《苏堤渔唱》《新乐府》四个集子，现存有小令八百五十三首、套数九，是元散曲家中留存作品最多的，是作品存世第二的乔吉作品的四倍。

张可久的散曲，走的是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路子，没有前期散曲家那种敢喜敢怒、敢骂敢笑的精神个性，也缺乏那种充满市民精神和情趣的通俗语言，而是比较雅化，更向词的意境和语言靠拢。有人说元散曲的特点是情语多而景语少，而张可久的散曲，则明显地是景语的加强和情语的淡化。换句话说，则是前期散曲作家言情比较直接，而张可久则将情语寓于景语，亦情亦景，亦景亦情。比如〔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

张可久的散曲格律严谨，用词典雅，他被奉为散曲的“正宗”，对明代以后的散曲创作影响很大。

再比如下面几首：

现在的元曲研究，一般认为元散曲可分为豪放和清丽两派。豪放派以马致远为首，清丽派以张可久为首。

三高祠在吴江县垂虹桥南，祭祀的是春秋时的范蠡、西晋时的张翰、唐代的陆龟蒙，他们都是著名的隐者。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做生意，后来成了著名的富翁陶朱公；张翰为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便命驾归乡。唐代陆龟蒙，曾为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号天随子。但作者在这里感叹的，是“前程那里，心事谁问”。

张可久（1279—约1354），字小山。又有说他名小山，字可久或字伯远的。庆元（今浙江宁波）人。贯云石为张可久的《今乐府》作序，说他“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他读书万卷，既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家学渊源，也可能是因为元朝后来的开科取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不得而知，但是“四十犹未遇”，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很不幸的事。这一段时间，他寓居杭州，与马致远、贯云石等人交往。四十岁以后，迫于生活，开始求仕，但只做过一些小吏，先后在绍兴、衢州等地为路史十三年之久，六十岁之前，在处州做过一任酒税都监。此后，在浙江德清隐居了三年，然后又出山，任徽州歙县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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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由路史转升民务首领官”。七十岁了，他还在昆山做幕僚，八十岁左右还“监税松源”。他这一生，沉沦下僚，寄人篱下，一直郁郁不得志。

张可久有不少登临怀古之作，既不以之玩世，也不以之戏谑，更不是借以抒写满腹牢骚，更多的，是对古人的一种倾慕和向往，当然也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感伤。比如〔中吕·普天乐〕《次韵怀古》：

张可久的散曲中，有不少说到归隐田园，友猿鹤而侣渔樵，但他一生，归隐林下，不过短短三年，其余时间，都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甘为小吏，所以，他的写归隐之乐的作品，大多是理想中的虚幻世界，或者是对前辈隐者的艳羡。比如〔黄钟·人月圆〕《客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