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在后面，从拥有大城墙的挹江门入城，扫荡民宅里的败兵。我们指挥班几乎没有扫荡，但其他的部队抓住了全部可以称为男人的男子。“这个奇怪，这个可能是士兵”，边说边拉扯着抓起来带往仓库去。这样的事一直反复进行着。

33联队是先头部队。那天晚上12点，33联队和38联队进行了交接。那里可以看见两公里前的和平门。上头下达命令说，上去三个分队拿下和平门。我们身后山炮和联队炮都开打了，这时就有人叫我“快上！”可其他两个分队的人却说：“冲得太快只会丢了性命，还是先在这里休息。”所以，三个分队中只有一个分队上去。我给轻机枪上了500发子弹后跑了50米。子弹“啪啪啪”从城门上打下来，我们已经分散射击了，可还是有人被盯上了，结果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当时南京最先陷落的是和平门。而最先进那座和平门的是我们！我们是挥舞着太阳旗进去的。1000名左右的支那兵还不知道，扛着军旗排成四排从城门外进来，我们抓住了这些支那兵，接着把俘虏装上卡车带到下关，让他们排成四排，开炮打死了他们……

其实，松冈环小姐向我们提供的102位日本原老兵的“口述”史也仅仅是被中国守军的尸体染红的长江水中的一些点滴支流而已。真正的血流大潮被另一个记忆者永久地深藏着，它就是南京城——

好了，无须再多将日本老兵们的“记忆”一个又一个地取出来作为大屠杀第一天的“日方”证明了。仅仅上面这些人的“记忆”就足够让我们看清日军暴徒的残忍和歇斯底里了！

大川俊介（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机枪中队机枪手）：

“使役”做过两三次，每次都是把中国败兵从货车里拉下来装上筏子让其漂流，我命令小队用机枪射击。对准漂流过来的筏子多次射击。筏子有各种各样，有的是绑起铁桶，把圆木排在上面；有的是用木材拼起来的。有做筏子的士兵，做这些东西的是工兵队吧。“使役”做了一星期左右不到两星期的短时间，但我还记得“使役”的经历。其他部队对败兵也不捆绑，体弱的就这样载上筏子，我们只是用重机枪射击漂过眼前的败兵。

筏子能载二三十人。我们在对岸用重机枪对准从激流中漂过来的筏子上的中国败兵射击。有的败兵“叭”一声跳起来后掉入江中，也有好多兵就这样顺流漂去。最近距离的机枪射击那当然是百发百中。败兵被击中就痛苦地落进江中。谁做的筏子我不知道。大队本部的命令下到我们第2机枪中队，我按中队长的命令当“使役”的。

下村宇一郎（原日军第16师团33联队炮兵手）：

据说除了用机枪处置以外，还有在外城墙埋下地雷，在这上面集中败兵，一爆炸就炸死几百人。南京陷落后，我们日军的任务就是收拾中国败兵。总之，收拾败兵用了相当的日子，做了这些事。在南京听说了大量其他中队这样那样杀人的事件，这就叫南京大屠杀吧。我们执行了这样残酷的任务，那是真实的事。

……扫荡时，师团发出“必须一户不漏地扫荡。如发现敌ｈttp://wｗｗ.9９ｌib•ｎｅｔ人潜入有外国权益的房子时，可以进行临场检查”的命令。由联队划分扫荡区域。联队全部参加扫荡，我们受命令去这处那处，在被分配的街头一角挨家挨户地临场检查。说是抓敌人，但不知道谁是敌人，就把感到可疑的称得上是男人的男人都抓起来了。什么地方都进去。我们进了挹江门就在紧靠边上的地方扫荡。

埋的人数有多少？根本没有注意在那里埋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摇摇晃晃的。听说那时光6中队就杀了大批的人。

在此，笔者必须给读者介绍一位名叫松冈环的日本女子的事迹。松冈环出生于战后的1947年，是个日本教师。1987年后，松冈环女士开始研究近代日本侵华史，南京大屠杀事件触动了这位年轻而善良的日本女子的心，后来日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等一帮政治家不断在日本国内发表言论，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出于正义的良心，松冈环越来越强烈地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让日本国民了解历史的真相，于是在她的发起下，于1997年10月10日至12日三天里，她同“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的同伴们一起设置了一个面向参加南京战役的原日本士兵的“南京大屠杀信息热线”，令松冈环没有想到的是：“热线”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百上千的当年参加南京战役的老兵纷纷来电，要求“倾诉”他们经历的“那些事”。这让松冈环激动、感动不已，从此她开始了一项长达5年多漫长而艰难的被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称之为“勇敢不屈、坚韧不拔的伟大工作”——采访日本老兵。

5年间，松冈环和同事们访问了200多位老兵，并且一定要访问清楚是不是刺死了不使用武器的中国市民和有无强奸等残暴行为。她常常不得不与那些成心想否认暴行的老兵及其亲属们大吵大闹，直到最后他们“吐出真情”为止。后来，松冈环在采访200多名老兵的基础上，正式整理出了102位老兵的亲口讲述材料，编册成书在日本出版。松冈环视自己的这一工作是“黑暗中将有一道微光照到历史”。

仓库的入口处有9中队的一个分队，10个左右的兵，架着两挺轻机枪，枪口对准仓库里面警戒着，以防发生暴动。第9中队担任监视的任务，另外两挺轻机枪是用来杀中国人的。把塞在仓库里的男人拖到外面，让他们每五人左右一批由码头往栈桥上跑，从后面用轻机枪“哒哒哒”地射击。还有的是，让五人左右站起来，面对码头跑，这样反复着将他们全部杀害。男人们穿的是当地人的服装，有的是工作服。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让他们从码头开始跑，然后从后面将他们击毙。我们相互说“干得太惨了”。遭射击的中国人往扬子江中跳，因此不需要收拾，任其随江流去。

松冈环之举甚为可贵，朱成山先生出于对这位日本女子的崇高敬意，特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墙上开辟专栏，介绍了松冈环的事迹和她的书。

扫荡结束后，听说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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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我们就跑到码头边，去看杀中国人。

穿着军服的俘虏拿着枪，我从中队去跟后方的大队长联系时，有五六个俘虏在，我就说“把你的大枪放了吧，放了”。在南京陷落后，枪对他们来说性命攸关，他们当然不肯放下，于是他们就往下关方向逃去。我想反正在扬子江上也会被杀，就随他们去了。投降的敌兵很多。因为太多了，也就不去跟大队联系了，回来把附近的投降兵都抓起来，带到工兵事先埋好地雷的地方去。还有一部分支那兵换了便衣躲在避难所里，后来也全部查出来拖出去。现在想想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大概其他的城门也有，有城内的人，也有从外面来的人。我们部队只把在太平门附近的人抓起来杀了，太远的地方没有去。我们干了相当残酷的事。听说现在南京城墙上刻有死亡的支那人的名字，想去看一次，但很害怕，去了也会被认为是无益之举，所以没去。

德田一太郎（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上等兵）：

听说过在下关将活着的人用机枪处置的事，但没有看到过。据说那是因为支那人太多了，在下关用机枪杀不完，所以在太平门引爆地雷杀死了。

我们用重机枪射击渡过扬子江上逃跑的中国兵。扬子江很宽，很多人都在逃，我们是从后面开的枪。我当时是射手，因为是战争，所以开了枪。部队渡扬子江时我担任掩护射击，说是掩护射击，但对方没有还击过。我们“哒哒”地追赶着射击。当时只有我们一方射击。……没去收拾尸体，在激战中死去的支那人的尸体到处躺着……

12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进入南京的太平门……士兵没有接到命令不得乱动。记得当时分队长说过“把男人都杀了”。进了南京以后，我们被提醒“有外国权益的地方绝对不得进去”，因为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国际问题。我们只抓男人，因为没有命令抓女人，只有命令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只要是男人都带来检查。“以前是当兵的吧”，就这么随便地说着就抓来了。太平门附近有大量的俘虏，一个个都是惊惶不安的样子。接着不管男女老少，三四千人一下都抓了起来。在太平门外，门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人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们把抓来的人集中到那里，一拉导火线，“轰”的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尸体堆成了山一样。据说是因为用步枪打来不及，所以铺设了地雷。接着，我们登上城墙，往下边浇了汽油后，点上火给烧了。堆成山的尸体交错重叠在一起，非常不容易燃烧。上面的人大多死了，但下面还有大量活着的人。

用被害方的话来佐证，有人或许会说是不是掺了水分，那么这些日军士兵自己当年实时记下的“日记”难道不是最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吗？其实，参与这场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者和实施者至少有数万日军，对刀枪尖上的罪孽他们中间有人并不以为然，而有的则终身备感负罪，有的则在离开战场后再不愿在他人面前提及当年的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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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有人则出于良心上的强烈自责而在日后以“倾诉”的方式坦白了自己的罪孽，于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最终获得了内心的某种释放。这些日本老兵后来的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

一个大队中有机枪中队，一个中队有4小队，一个小队有重机枪2挺。我是代理小队长，所以拿着2挺重机枪去执行“使役”的任务。

壕沟大致是宽2.5—3米左右，长度就不知道了。深度大致是一个人高，2米左右吧。那样的沟挖了多少完全不清楚。

“老人们都过80岁了，即将迎来人生的终点，如果现在不查明真相，这段历史将被埋入黑暗中，一旦失去调查南京大屠杀高峰期日本兵对中国人民实际做过的无数暴行并取得资料佐证的机会，将不会有第二次。”松冈环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但在日本要做这样一件被右翼分子骂作“卖国行为”的事，谈何容易。“调查虽然开始了，但即使找到了老人们，许多人也是有的不讲南京，有的顽固得连见过尸体都否认，有的说自己的部队什么也没干。除了反复访问，用足劲采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松冈环没有放弃，她继续前行，“反复访问期间，触及南京大屠杀核心的证言增加了，协助我们调查的原士兵也出现了，这给了我们勇气。我们认为必须收录更多的证言。”于是又增加了访问原士兵的次数，到日本各地去录访。

在引用这些日军当事人的材料时，我曾经想过是否用第三人称来对他们所说的话进行“文学”的叙述，后来发现我无论怎么“艺术”、怎么“真实”，也比不上刽子手们亲口讲述的那样鲜活与血腥……战争是可以改变人性的，战争让犯罪的人并不感到罪恶，这是最大的悲剧。我们除了从这些老兵的口述中知道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第一天的一幕幕“现场实景”外，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和触摸到这些刽子手们在杀害我中国同胞时的那份狂欢、那份平静、那份自然、那份处心积虑以及那种麻木。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与魔鬼打的仗。这就是失败国的悲剧。

……扬子江表面流速缓慢，深处是急流，落水的中国士兵一个也上不来。听说扬子江畔有在中国人尸体上浇油焚烧的事。那么多的人，一下杀不完吧。（杀的人数）大概有几千几万，因为把称得上男人的人都抓来了。仅仅我们一个中队是处置不了的，其他部队都干的。南京的屠杀一直成为问题，可能指这些吧。不是士兵的好人也被杀了很多，职业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当作了士兵，邮递员也被抓走了。在日本，不知道的人很多，他们是怎样想的呢？连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都被当作士兵抓去杀了。

在下关码头有一大排大仓库，里面扔满了被抓来的中国男子。哪个仓库都塞满了中国人，人头黑压压一片，不知塞了几百个人。

笔者因此也得到了如下的珍贵九-九-藏-书-网材料：日军老兵回忆1937年12月13日那一天他们所看到和直接经历的——

古川康三（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机枪中队机枪手）：

泽田好次（原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防化兵）：

我们虽不知道地形和详细的地名，但下关这个地方却是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下关。为了去那里，我们（边看着地图边确认）经玄武湖畔，由北转到西，进入下关。

用重机枪击毙的败兵，无法区别他们是军人还是民众。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穿着像日军那样的军服，有的穿着普通的衣服，败兵中是否有农民不清楚，但大致都当作败兵来处理。

12月13日，从紫金山追赶逃跑的中国兵下山时，看见好多被踏烂的尸体躺着，也许是被坦克轧的。跨过尸体，我们中队追击下山。在进入下关以前，路上全是死尸。南京陷落是跑得快的部队先攻下的。步兵前进得太快，一下蜂拥至城门，后面的重炮、大炮误把步兵当作敌人打，因此有的士兵中了友军的枪弹。

在南京，我砍了五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也曾经把中国人绑在房子烧剩的柱子上，叫部下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大别山的战役很激烈，平均有一个人战死就有三个人受伤。当时38联队的第2大队全数覆灭，被杀了1000个人。我们当时认为，马是武器，士兵是消耗品，很悲惨。所以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我当时就想，只要打下南京，日本就能结束战争了。

我们挖了壕沟，把土盖在尸体上面埋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所以可以看得到尸体。在不长草木的山背处，尸体就埋在那儿，还可以看到脚露在外面。尸体当然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早已全部挖出来，火葬后成为遗骨。

扬子江岸被飞溅的血染得通红。仓库里被两挺机枪瞄准着的中国人坐着，日本兵“哦”地举起手，就让中国人站起来往码头跑。不听日本兵命令的绝对是当场被杀，往江边跑也遭射击，跳入江中的也许有一丝得救的希望，其概率是极低的。

挹江门附近一带到处散乱着死尸。由于日军攻击的速度很快，所以敌人没有逃跑的间隙。死尸有的穿着正规军制服，也有的穿着普通衣服，各式各样。不但是城门附近，连扫荡进南京城内也全部是死尸到处躺着的状态。不仅是我们部队扫荡，其他的部队也在扫荡，所以有重复的地方，先到的先将中国人杀了。有时觉得那家中没有人的气息，一看里面的人全被杀了。也有的是看到日本人踏进来了想要逃，被从后面“砰”一枪射死的。各种各样都有，非常凄惨，想起来真的毛骨悚然。觉得可疑的人都杀了，又杀气腾腾地将逃跑的人带来扔到码头上。所谓南京大屠杀，我看到的就是让中国人往码头上跑，然后从背后用机枪将他们全部射死。码头这个地方很大，一个藏书网仓库能装多少人呢？中国人黑乎乎地坐着，有几百人吧。那样的仓库有许多，人数非常惊人。听说用机枪杀不光，最后点火烧仓库把他们都烧死的。那么多的人全部用机枪杀的话，花几小时也不够。

除了用机枪、地雷以外，还目睹过残杀行为。参加战斗的日本新军官、从干部候补生升上来的军官中的绝大部分，成为任官制少尉（受一年的培训后任官）后当上小队长的，他们常常说一句“试砍”，就以败兵为名把中国人抓来砍头。在士兵前是新小队长砍，而且说砍后脖子上留下一层皮最好。我清楚地看到过近在眼前的砍头。在南京陷落以前我也看到过好几次，进攻村庄抓败兵，小队长将败兵的脖子砍了。

在经过太平门时看到了城墙，大概壕沟就在那附近。没有其他的部队，就只有我们中队。不知为什么，好像俘虏不是在那儿处置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所以不知道。但是，恐怕就是这样的。那尸体的一部分，好像还在抽动……

下了紫金山以后中队在南京集中，平静了两三天后，接到了“使役”即收拾中国败兵的任务。我们扛着重机枪去了下关扬子江尽头的货车站。那儿货车排成一大排，里面挤满了中国士兵。打开车门，由于挤得太满，虽然是在极其寒冷的冬天，但他们都热得喘不过气，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这（情景我）还记得。我们让衰弱得东倒西歪的光身子士兵下了货车，乘上在扬子江上漂流的筏子，用重机枪向他们射击。

……分队长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检查尸体，把还活着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软绵绵的尸体上查找还活着的人，发现了只说一句“这人还活着”，接着就有其他的士兵上来将他刺死。刺刀往喉咙口猛刺下去，血就像喷水一样喷射出来，人的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经常听到“啊呀”的惨叫声。支那人非常不容易死。其他中队的人也在，中队长也在，我们中队主要刺致命的一刀。是以中队规模干的。那些尸体的处理由其他部队干，暂时先放在那里。据说是把尸体用电线拴在一起，让马和卡车拉到下关去处理。堆成山的尸体占地面积用农田的尺寸来说的话，大约有100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笔者注）。

冈崎茂（原日军第16师团第38联队第1大队上等兵）：

2002年，由松冈环编著的中文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朱成山给该书作了序。

紫金山激战中，仅三天就战死了大量的士兵。下了紫金山，联队里有很多同乡和朋友，遇到时就相互说：“啊，还活着。”这成了打招呼的话。

现在想来，对中国人确实做了太残忍的事。提起这样的话，那情形就会在梦中重现。直至数年前，晚上还无数次做到被中国兵追赶的战争梦。梦境极其可怕，我被噩梦魇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半夜常被妻子摇醒，问我“怎么了”。现在再想起来还要被噩梦魇住的。

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太平门前有敌人的壕沟，壕沟里埋了大量尸体。那时是早上，有的“尸体”还在抽动。可以想象敌人在那里抗击日军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