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说日本人都是坏人，即使是当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兵，他们中间也有相当多的人在战后慢慢地变成了有独立思考、基本判断的人，虽然战争让他们犯了罪，而且也由人变成了鬼——“鬼子”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统称。鬼即魔鬼，将人变成魔鬼的是战争和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故而最有罪的是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日军侵华时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之罪应归于当年制造这场战争的天皇和他领导下的日本国家机器里的决策者。

其实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真正敢于否认日本在二战时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企图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也就那些个别的右翼执政者，比如像安倍晋三，他的身体里所流淌的本来就有二战“准战犯”的血。问题是像安倍晋三这样的领导人，他不仅自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复辟者，更可怕的是他借“爱国”“强国”之名，将亿万日本国民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旧轨道上，这才是最危险的。

国民是无辜的。然而当无辜的国民被右翼势力强拉到如二战那样的战争犯罪的轨道上时，国民也会变成当年屠杀南京市民的魔鬼，这是根本性的危险和错误，所以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日本侵华史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其意义便在于此。

中国人在不断重提南京大屠杀一事，是因为几十年来，日本没有对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真正认罪过，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真正的认识与认知。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认罪态度和彻底告别战争的诚心。

中日之间的漫长而深刻的对立，既是对历史问题的分歧，更是对现实和未来的相互不信任，我们认为责任当然是在犯罪的日方。然而日本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里，他们对中国一次次蓄意挑衅并否认其历史罪行的态度，不能不让世人感到严重担忧，这一点连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很忧虑。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日本老兵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与忏悔，从另一方面更加证实了我们重新提及此事的意义所在。

曾根一夫，是一位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战时老兵，他1937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当时是一名上等兵，直接参加了淞沪战役和南京大屠杀全过程，后来又在侵华的另外一些战场上作战过。曾根一夫对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忏悔，在笔者看来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是位具有深刻反省意识的日本人。他对战争和大屠杀的种种剖析式的反思，不仅对当今的日本全社会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对我们中国人认识日本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军队及他们的士兵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73岁时，曾根一夫写了一本叫作《南京屠杀和战争》的书，于1988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这位日本老兵对日本为什么发动侵华战争和日本兵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进行屠杀、奸淫中国妇女等等罪行作了比较客观的自我剖析与反省，笔者认为值得尊重。因为曾根一夫说了很多人话，同时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鬼事。这是笔者在众多历史资料中，尤其是日本人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章中，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在日本投降之后，当时负责处理战败事务的日本政府的东久迩宫内阁在国际压力下，曾公开承认日本国对中国和亚洲诸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并使用了“一亿人的总忏悔”这样的词。由于当时日本国民反省了战争的犯罪行为，所以很多日本人也有一定的共识：其国家的罪恶也有全体国民的责任，因此大家必须一起来为战争的罪行进行忏悔。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日本民众中也掀起了一阵搞清战争真相的活动。这样一来，认为“战争是罪恶”的声音突然一度变得高涨起来。由于来自各种立场的人从各种角度对战争罪行进行阐明，于是侵略战争这一怪物的真面目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曾根一夫所言：一直被神秘面纱所笼罩的日本对华战争，一下在公众面前变得很丑陋。让日本国民从此认识到：本来以为是为了东亚和平的“圣战”，其实原来是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罪恶之战。而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想将势力范围从狭窄的岛国扩展到广阔的大陆，即侵略他国领土。

“战争结束后，我从自主的立场上回顾了一下，发现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胜算的。”曾根一夫说，“战争期间，我们被‘打倒敌人’的口号所驱使，鲁莽地进行战斗，无暇去思考，但后来想想，这是一场欠考虑的战争。明明连中国这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战胜，却把同盟国这一世界上的强国集团作为对手而战……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所以败北是很正常的。”

在中国战场，战场上的日本军人有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众多残暴行为。曾根一夫忏悔说：“我也奔赴了中国战场，并乘势乱来，做了残忍的事情。首先是杀了人。虽然作为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我毫无理由地杀害了平民。我还从当地居民那里掠夺了粮食和其他物品，发现女性后作为战利品强奸了她们，还放火烧了民房。作为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应该做的。我有时会想起曾经做过的这些残忍的事情，并想，中国人那时受到的伤痛现在已经消失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渐渐明白了。”

曾根一夫的认识是正确的。有一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某一年吧，当时有一群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由中日友好团体组织访华，日本老兵走访中国的不少地方，其中也到了上海的吴淞一带。当这些日本老兵沿着当年战争时他们所走过的路线走访上海和南京等地时，途中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群日本老兵在一个他们与中国军队曾激烈战斗的村庄“重游故地”时，当地好奇的中国百姓纷纷围拢过来，结果一听是噼里啪啦日本话后，有人连喊“东洋鬼子来了”！这让日本老兵极为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百姓中有一批与日本老兵年龄相仿的人用异常仇视的目光愤怒地盯着他们，就像当年中国的丈夫们听说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强奸和霸占了一样做出憎恨与欲杀不能之状。

“老兵们看见这种情形时感到中国人受的伤痛还没有消失，并想起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听到这些，心中的旧伤隐隐作痛。”曾根一夫以此例告诉他的日本同胞，“曾经有现代日本的政治家说过：‘就算战争中日军官兵做了过分的事，40年之后也过了时效了。中国把战时的事情拿出来对日本的行动说三道四属于内政干涉。’这肯定是错误的。”

曾根一夫认为，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军队蹂躏，很多人被屠杀，东西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奸，遭受了以上种种巨大伤害的中国人民的伤痛是不容易消失的。日本人必须铭记，他们到现在还怀有怨恨。持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很多去过中国战场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以自己亲身的参战经历告诉世人：“在去过中国战场的人当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断言‘我完全没做坏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在说谎。即使没有干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等穷凶极恶的事情，应该也干过偷田里的蔬菜和家畜之类的事。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官兵的罪行就是如此之多。”

1987年6月20日，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战争”主题访谈中，有一位与曾根一夫经历相似的日本老兵也曾经对自己为什么敢于面对世人承认自己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的罪行，以掏心窝的语气，说了如下的“重话”：“苦闷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纪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只能哀叹自己有气无力。……如果有人断言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衣冠禽兽……即使老伤疤里有污血涌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恶魔的真面目，并祈祷尽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战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在彼此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出现了少有的友好与和睦，也正是这种和睦，使得一些曾经在当年侵华战争中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日本老兵和反战人士纷纷起来讨伐战争。“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曾根一夫这样认为，“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进而指出：“处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而关于战争给予别国人民所带去的罪恶，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他毫无疑问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奸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炮击、机关枪和步枪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爆炸以外，我全部体验过。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晚年时的曾根一夫，对“战争犯罪”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样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没干过，性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这位曾经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了日本国投降的诏书，当时在战场上的曾根一夫与其他侵华日军的将士一样，当他们听到天皇的“诏书”内容后，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为战争结束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天皇的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但每个人都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日本国内民众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战争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会里厌恶战争的风气，那些曾经被当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队员也成为“落魄特攻队”。1946年，日本国正式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能拥有军队。

大和民族因此也进入了反战的和平重建岁月。然而随着远离战争的时间变长，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渐渐抬头。又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国民心理又开始淡薄起来。如今不时出现一些颂扬战争的人，尤其是某些本来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想方设法开始企图掩盖其在侵略战场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断公开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侵略”改为“进入”等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

为何如此，曾根一夫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欲地操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到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据说，日本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杀和战争》一书后，攻击他是“胡说八道”，或称内容是“虚构”的。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劝笔者“慎用”这类材料。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个有悔悟的日本老兵，这比起那些在中国和亚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愿或不敢承认和忏悔的“鬼子”来说，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犯罪事实的。相反，掩盖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虚构历史，在胡说八道，在有意睁眼说瞎话。今天日本人中说中国“编造”南京大屠杀的人还少吗？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怀好意地颠倒和篡改历史事实才是最可憎、可恶的。在曾根一夫等广大日本国民看来，这好比“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像曾根一夫这样的人终于忍受不了被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者“强奸”的耻辱，尤其是一部所谓的《国家秘密法》的出台，让曾根一夫这些经历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情变化的老兵，不由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现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曾根一夫的想法，绝非是杞人忧天。再看一看又过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现状，难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讨厌战争的日本国民所担忧的吗？

从根子上认识和反思战争，才能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之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曾根一夫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杀反思——他说他的这种心灵忏悔式的“坦白”有时在回忆起战争期间干过的坏事时“很羞愧”，但说出来后又“异常解脱”。这是一个受过战争之伤又彻底厌恶战争的“鬼子”所说的人话，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华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时的“心灵独白”（小标题是笔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