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城一片混乱之际，贺龙率领红军立即绕过贵阳，向黔西北疾进，先后攻占扎佐、修文，摆出经息烽北渡乌江、直取遵义的样子。敌人据此判定红二、六军团要走一年前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马上调集一个纵队在乌江北岸布防。不料红军突然转向，向西面乌江的上游鸭池河扬长而去。

1935年11月19日，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约21000名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此刻，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调集了140多个团的兵力，围攻长江以南仅存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妄想聚歼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二、六军团。

第二天，红军按预定方案离开石阡。先西进，随即南下，再西进，第九天突袭占领了距贵阳仅六七十里地的龙里。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所有人马在石鼓等处顺利渡过金沙江。

守在渡口的16个地方团丁，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突破澧水封锁线，悠然自得地哼着小调，倒背着枪晃来晃去。红军侦察员悄悄接近守敌，大吼一声：“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有个团丁还不耐烦地回叫道：“谁他妈的开这个玩笑！”当他们眼前出现真的红军时，一个个都傻了。

连续三昼夜急行军的红军先头部队，顾不上片刻休息，换上团丁的衣服，乘上他们的木筏，悄悄渡到对岸，把南岸渡口的敌守军也收拾了。累极了的战士刚想打个盹，忽然又听见江中有划船声，船上手电光忽闪忽闪地晃动，立即架起机枪，设下伏击圈。

“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就像突然爆发地震，昆明全城惊恐万状。老谋深算的龙云，这时已没了主意；他的一批高参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地相互问道：“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一份份十万火急的电令从昆明传到正在普渡河“守株待兔”的滇军那里，内容都是：“火速返城保驾！”昆明附近的保安团也接到了赶往省城保驾的命令，连军官学校的学生们也被紧急动员，拉出来充当守城卫士。

翻过了哈巴雪山，红二、六军团来到康藏高原南部藏族聚居的重镇中甸。

他习惯地用烟斗敲了敲桌子，开始说明酝酿已久的行动计划：“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敌人合围的结合部钻出去，然后以猛虎掏心的动作开进云南，捅捅龙云的老窝。”部队开始秘密突围。那是敌两个纵队之间的狭窄地区，行动必须非常隐蔽。

在捷报频传之时，贺龙喜得“千金”。大家忙着给她起名字。王震说，红军打了胜仗，就叫“捷生”吧。这个在战火中出生，在襁褓中跟随红军长征的贺捷生，后来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以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将红三十二军正式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哧”的一声，勤务员的手和贺龙的脚都本能地一缩，火柴灭了。贺龙点燃新的火柴，又递过去，就这样一根接一根地烧，直到伤口的嫩肉烧得如同焦炭，才满意地拍拍小陈的肩膀说：“行了。”勤务员如释重负站起身来，只见军团长满头大汗，却微带着笑容，仿佛在说：“这算得了什么，我还要用这脚板拖垮敌人呢！”在藏书网野马川一间简陋的民房里，贺龙召集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

天寒地冻，山高谷深。1万多人的红军在渺无人烟、缺粮少水的大山中转来转去，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海拔5300米的哈巴雪山，挡住了红军的去路。来自南国、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将同大自然作殊死的搏斗。

“你还是那么精神，只是有点瘦了。”可亲可敬的总司令朱德紧紧握住当年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战友贺龙的手说。接着又握着任弼时的手说，“你们来了，我的腰杆子硬了，团结北上就更有力量了。”粗中有细的贺龙显然听出了朱总司令的话外音，胸有成竹他说：“对付分裂，我有我的办法。”一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摆在贺龙的桌上。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里面把毛泽东、周恩来称作逃跑主义路线的代表。贺龙轻蔑地看了它一眼，随即命令道：“什么‘必读’，谁也不许读！小册子都收起来，放在政治部，一律不准下发。”贺龙深知张国焘是仗着人多势众闹分裂的，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巧妙地编些理由向他要人要枪，结果把原一方面军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要了过来。不知是计的张国焘以为这样能取得贺龙的好感，有利于控制红二、六军团呢。

1936年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石阡一个天主教堂里开会。

朱德总司令解放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人数虽不多，但搞了他一部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家长制，但对弼时、贺龙却有点害怕。贺老总是促进北上、维护统一的有功之臣啊！”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的征途上，遇到了茫茫草地的艰难险阻。不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红军战士，最后倒在了渺无人烟、遍布沼泽的草地上。贺老总心如刀绞，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他宰杀了曾在战火中救过他命和长征中救过许多伤病员的心爱的坐骑，分给断粮的战士们吃；组织了由党团员和干部组成的“野菜检验组”，带头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将确认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成立了收容队，反复命令各部队：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尽力抢救，带出草地；还亲自带人到草地里的小河去钓鱼，煮鱼汤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良，瘦了好几圈，裤腰带重新打眼才能系紧，以至关向应副政委急得跑到担任前卫的红四师十二团，给团长、政委下达特殊任务：“赶紧想办法为贺老总找酥油。”可是不要说当时难以找到酥油，即使找到了，贺龙还不是让给伤病员吃？

“马蹄都裹上布了没有？凌晨行进骡马会不会发出喧叫声？”心细如发的贺龙问道。刘队长深知这些都是关系到整个部队行动成败的问题，拍胸脯保证：“这次绝不会有问题，你就放心吧，总指挥。”“这次可没下一次了，不能有一点闪失。”贺龙的这句话，让刘队长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

吸取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刚开始长征时“大搬家”的教训，贺龙让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轻装前进，每人只带3天粮食，两三双草鞋。第二天夜晚，风雨交加，担任前卫的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一举突破澧水封锁线，击溃敌李觉纵队1个团又1个营。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玩江渡口洞庭溪扑去。

当然，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相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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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早已想好了对策。

贵阳是贵州省府所在地，由于敌人倾巢出动追剿红军，眼下成了一座兵力空虚的城府。被蒋介石派到这里来督战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刚飞抵贵阳，就遇上这一紧急情况，慌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唯恐贵阳失守，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引起震动，急令驰援贵阳。与此同时，贵阳城开始全城戒严，一时掀起抢购食品风潮。地方保安团纷纷向城里靠拢，还逼迫居民出城修筑碉堡。有些官吏豪绅判断贵阳可能守不住，纷纷卷起细软准备出逃。城里流言四起，一片混乱。

“向哪里突围呢？”行进中，不少干部战士小声地议论着，揣测着。但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听“胡子”的，准没错。

顾不上抖落一路的风尘，忘记了途中经历的磨难，两支从未见过面的红军部队都沉浸在相聚相识的欢歌笑语之中。

他的双腿深陷在雪窝里，身上裹着一条薄毯，眉毛、胡子全白了。忽然，他发现有个战士倒下了，马上跑上前去，搂在自己的怀里，解开自己的衣扣；又抓起一把雪含在嘴里，将溶化了的温雪水喂进这位战士的口里。那位战士渐渐苏醒过来，吃力地张开青紫的嘴唇，断断续续他说：“总指挥，别……别管……我，你们……继续……前进吧！”说完头一歪，再也醒不过来了。

带着陕西口音的参谋长李达不紧不慢地发言：“会前贺总让我侦察一下敌情，我先把情况通报一下……”敌军的部署是北截、西堵和东、南两面追击，步步进逼。贺龙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西渡乌江，挺进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敌人可能早有防备，我们要打乱他们的部署。”他接着提出了佯攻贵阳的方案，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许。

蒋介石和陈诚急令汤恩伯纵队连夜赶到邵阳守护，不料红军却急转向西疾进，突破了敌陶广纵队六十二师在瓦屋塘、金屋塘设置的防线。然后冒着纷飞的大雪，日夜兼程西进，于1936年1月上旬顺利进入黔东石阡地区，把大部分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1936年10月22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继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之后，抵达甘南会宁县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作为主力之一，在贺龙等领导下，历时一年，转战8省，行程万余里，作战百余次，终于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

一往无前志更坚，三军过后尽开颜。

原来，有一次贺龙正在院子里开会，听到墙外传来马蹄声，脸一沉，马上派人把刘队长叫来，劈头就是一顿批评：“你这‘老把式’，责任心哪里去了？”刘队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批评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不明白？你的运输队里是不是有匹骡子没挂掌？这样在石头路上走，骡子会跛脚的，你不明白？”刘队长听了转身出院察看，果然有一匹骡子的后掌掉了。“总指挥真是神了！我怎么就没听出来呢？”他举起拳头打着自己的脑袋，跑回院子向贺龙检讨，说：“下次一定注意，一走不出岔子。”在贺龙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红二、六军团1万多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樊崧甫和郭汝栋两个纵队之间的夹缝中突围，进入黔西盘县一带。正在这时，红军总部与红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遂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之会师。

第二天，大部队攻占离昆明20公里的重镇富民，全歼守藏书网敌。

敌人正惊慌失措之时，贺龙却下令：“向滇西进军！”绕过昆明，一路向西，昼夜兼程，不仅把敌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且势如破竹，几乎每天攻占一个县城，得到了大量的给养。有的红军战士在那些天里，连有名的云南火腿都吃腻了！

“胡子”，是大家对红二军团（该军团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军团长贺龙的亲切称呼。从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任总指挥，这位始终蓄着一字胡、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名将，使敌人胆战心惊，而穷苦百姓和红军战士一谈到他，既肃然起敬，又格外亲切。

“陈伢，你慌什么呀，不碍事的。”贺龙平静他说，好像受伤的不是他，而是勤务员。说着，他拿出一小盒凡士林，往开裂的脚底抹了起来。又摸出一个火柴盒，说：“来，帮个忙！划火柴烧一烧。”勤务员以为首长要烤火，转身要去抱柴禾，不料军团长一把拉住他，指着自己的脚说：“往这儿烧。把凡士林烧干，伤口就不会流血了。”小陈不禁吸了口气，颤抖的手划了几次火柴，都没点着。贺龙笑了，“你怕什么呢，这个土办法很顶事的。”说着，从陈伢手里接过火柴，划着后又递过去。

东南方向有澧水、沅江两道天然屏障，大部队行动困难，敌军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突围，就没有没重兵把守。贺龙偏偏“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选择这一方向为突破口。

城内几百户藏民，由于听信了反动宣传，纷纷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名叫归化寺的喇嘛寺，是当地的统治中心。贺龙、任弼时对部队约法三章，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及其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贺龙亲自接待前来谈判的归化寺喇嘛代表，耐心细致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消除了喇嘛们的误解和恐惧。归化寺的活佛和八大老僧请贺龙去寺里作客，破例在佛厅为贺龙举行跳神仪式。贺龙向活佛赠送了锦幛，上面写着“兴盛番族”四个大字。僧侣们深受感动，回赠了洁白的哈达。然后下令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数万斤。躲进山林的藏民们也回到镇里，积极帮助红军筹粮。有的喇嘛自愿带红军北上甘孜。

“一定要抢在天黑之前翻过雪山，同志们加油呵！”已过不惑之年的贺龙，不间断地动员道。他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骡子，骡子驮着一位因受冷患重感冒的通讯员。

敌人不甘心地隔岸放枪。几个红军战士一起笑着大声朝对岸喊道：“别‘欢送’了，谢谢啦！”按照预定方案，红二、六军团开进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在那里的95个乡、镇、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贺龙，充分利用他的名望和经验，在这里争取了不少有影响的上层民主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周素园先生，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后来周素园先生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同他畅谈，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和同志。

“把背包打开，裹着身子！继续走，不能停啊！”贺龙大声提醒战士们。

正在南京开会的湖南军阀何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求蒋介石火速派兵“驰湘协剿”。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红军在湘中这块富庶的地区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筹集物资经费，还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其中，工人出身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锡矿山一地就扩了几百名产业工人加入红军。

“娘希匹，都是饭桶、废物！”这回轮到敌“剿匪”总司令陈诚自己挨骂了，骂他的自然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把‘老把式’找来。”贺龙吩咐道。这“老把式”是供给部运输队队长刘金魁，50多岁了，管理牲口很在行。不一会儿，他就来了。

叼着烟斗坐在船头的贺龙，乐呵呵地冲着敌机笑道：“现在才来送老子啊，迟啦！”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率领下继续一路向南，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先后占领了辰溪、溆浦、新化、蓝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湖南报纸惊呼：“共军深入腹地，危及根本！”

贺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贺龙领导的红军把新开辟的黔、大、毕苏区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在20多天的时间里，仅扩军就达5000余人。

当最后剩下两个团时，敌人的追兵也已赶到，交上了火。贺龙立即下令对岸的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最后两个团全部渡过河来，然后将桥毁掉。

通往山顶的路上，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贺龙的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絮，张大嘴呼吸也觉得气不够用。但他仍一再鼓励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雪山就是胜利！”老天似乎故意要为难我们的红军，快到山顶时，突然一块乌云挨着山头压过来，狂风骤起，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会儿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战士们全都成了雪人，冻得浑身发颤。

敌实施“追剿”的5个纵队正日益迫近。贺龙与红二军团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一起分析形势，决定退出湘中，向西面的黔东地区转移。作战参谋很快拟制了一份西进的路线图，呈给贺龙。“不，不是这么个走法，我们要和敌人玩捉迷藏。”贺龙深吸了一口烟，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在路线图上画了一道继续南下的线路。作战参谋不解地望着贺龙，只见他又画了一条线，箭头指向黔东，方才恍然大悟：“先南下，再西进。”连续9天，红军大踏步向南，到达湘南岩山、洞口一带，逼近邵阳县城。

鸭池河上很快搭起了浮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大队人马迅速渡过河去。

胜利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一路向北，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程。正带领红四方面军滞留在康北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给他们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多次以“神来之笔”带领部队化险为夷的贺龙，这时却遇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严峻挑战。

“哦，自己人，别误会。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说这话的也是一个营长，是敌军得知红军突破澧水后，赶紧派来加强沅江防务的。

突破口的选择，关系到战略转移的成败。在宜昌“行辕”的大楼里，敌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不无自信地对手下说：“我料定贺胡子他们将向西转移……”正说着，一位参谋报告：“总座！有急电。”陈诚接过电报，看到上面写着“贺龙主力向西运动”的字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敌军中计了。贺龙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正带着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南方向急行军。所谓“贺龙主力向西运动”，不过是贺龙派出的掩护主力转移的红十八师“大造声势”的结果。

船越来越近了，依稀可见船上密集的人影。一共3艘大船，首尾相接，像是一条长藏书网龙。也许听到渡口有动静，船上开始发问：“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李司令的。”组织设伏的三营李营长回答道。

“我们非得过普渡河再渡金沙江吗？”在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上，贺龙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设想：“龙云把老本都押在了普渡河上，家里却唱起了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给他来个猛虎掏心——当然不是真打，但龙云必定吓得调兵回防昆明，我们随即掉头，赶到西北方向的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会议一致同意按这个设想行动，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不无幽默他说：“这下敌人赤脚也赶不上我们啰！”4月10日凌晨，红军突然向南疾行，当天先头部队闯进距昆明府仅15公里的沙郎地区。

1936年7月1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3艘大船乖乖地靠上了岸。提着马灯跳上船去的红军战士，像收拾货物似地把这300多个敌人押送了下来。敌营长怎么也想不到红军会这么快抢占渡口，嘴里还是一个劲地自问：“这是怎么回事？”

最快尾追而来的滇军刘正富旅，气喘吁吁赶到金沙江畔时，不见红军的踪影，却看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

22日上午，当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大队人马乘船渡江时，陈诚在他的行营里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嚷：“撤李党的职！他是个饭桶，废物！”临时派兵堵截已经来不及了，陈诚像输急了眼的赌棍，马上派飞机去轰炸正在渡江的红军，以求一逞。

这时，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贵阳，咬牙切齿地对部下说：“这次，我来亲自指挥，不一举消灭贺龙，誓不为人！”他调集了5个纵队围攻，又令两个纵队防堵，妄想用120个团的优势兵力，聚歼红二、六军团于黔、大、毕地区。

敌人似乎察觉到了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滇黔“剿匪”总司令龙云派出其近卫第一团、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又令各路纵队加速追击、合围，妄想围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

鸭池河敌守军仅1个连。但河流湍急，两岸山岩陡峭，滩头狭小，要拿下两岸渡口，保证大部队尽快渡过河去也很不容易。贺龙指示担任前卫的红六师，派出精干侦察分队首先抢占东岸渡口；再派出一支部队急行军到下游几十里远的地方，穿过铁索桥绕到西岸守敌背后，两面夹攻，结果全歼守敌1个连。

“看来这个地方地瘠民贫，不适合大部队驻扎，我们原先想在这里建立苏区的计划只好改变啰！”说这话的是带有浓重的湖南汨罗口音的任弼时政委。大家点头称是，开始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

一天，细心的勤务员陈文科发现贺军团长走路一步一破，便在宿营时端去一盆热水，让首长烫烫脚。“啊，这么多血。”看到军团长的脚底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淋淋，小陈惊叫了起来。

1936年2月27日至3月28日，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与敌人展开了一个多月的回旋战。

红二军团军团部就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