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投资于人是投资于人的才能，投资于人的才能最典型的是投资艺术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收藏家家里闲玩，发现他是这么投资于人的才能的。他说他把一个画工笔画的人给买断了。那个人从五六岁就开始跟着家里学工笔画，现在四十七八岁，已经练了40年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他画得好，他画出来的羽毛，看上去跟真的似的，比拍的照片还真，他能画出那种感觉。收藏家把这个人买断了，买断15年。今后15年里，这个画家所有的画他都收，一英尺4000块钱。买断以后，就开始包装和向市场推广这个人。现在，这个画家的作品已经到一英尺一万了。但他不需要先给画家钱，画家画完一张才给一次。他说这种画画得特慢，一张画，大一点的要画两个月，太精细了，所以产量也不会大。那么15年以后，这个人为什么就不值钱了呢？他说，画工笔画的15年以后手就哆嗦了，功夫就不好了，所以15年以后的价值一般要往下掉。这就叫买人的能力。又比如说现在的球星，为什么转会费很高，这都是要买断他的能力。所以投资于人的能力是一个基本共识，投资于人的特殊能力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市场的价值空间也比较大。

数理统计专家拥有社会调查当中的技术，他负责施行这项技术，保证每次调查抽取的样本和访问的人数是合理的。第二类是社会心理专家，是专门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第三类是经济或者法律的专家。这三类人是怎么合作的呢？假如说现在中国有百姓排日，那么他们就会去设计一个问卷，发出去进行调查，然后把问卷拿上来，这几个专家坐一块儿分析，为什么会排日，大概有几个要点。比如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是一个敏感的事，那么他们就一起来设计一个什么事，让民众改变看法，把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软化。也许他们会设计一个事件，搞一个活动，然后再发一轮问卷，再看大家的状态，改变没有。这是很科学的一种做公关的方法，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投资于人，主要投资于人的哪些方面呢？这有很多种投资法，有很多种动机，但总体来说都是希望有回报，金钱的回报或者其他的（安全的）回报。

所以在中国所有有文字记录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人了。功权说法律上根本没这个人，怎么投呢？最后确定不投了。投资者认为这个人连自己这点事情都管理不好，怎么会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企业管理好？

终于有一天，李莲英觉得不安了，心想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礼，而且越送越99lib.net大，为何就是不提要办什么事呢？于是他就老想见袁世凯，心想见了以后，帮着办件事，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见，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对公公表示敬意。这时间越长，李莲英就越不安，就觉得一定得帮袁世凯办事，但越这样，袁世凯就越不提办事的事。时间耗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袁世凯主动通过人来约，要跟李莲英见面，李莲英特高兴，说终于能见，见了就把事给平了，把这么多年欠的人情给还了，而且想，估计是个棘手的大事了。袁世凯约的时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说，那么如日中天的大总管李莲英，咱跟他也没什么往来，咱能约出来吗？袁世凯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传话，几点几时在哪儿见面。下边的人说，那不行吧？袁世凯说：“你别管，肯定行，就这么办。”

后来李莲英就用这种办法，借慈禧之手帮助袁世凯把政敌给扳倒了。所以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批量投资的投资方式，是一个改变公众看法的过程，但是真正有效的投资实际上是投资于极少数人，而且时间要长，又要隐蔽，不为人知。

再有就是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方面，历史上有两个人是最成功的，一个是吕不韦，投资于皇帝，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了皇帝他爹，经过曲折的故事，最后成为最牛×的商人。另外一个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从投资王有龄到左宗棠，帮朝廷打理钱粮之事，最后成为江南的巨富。他们都是通过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然后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来获取财富。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风险就非常大，比如说张荣坤投资陈良宇，结果就成了负数。因为投资于人的政治前途，容易变成一种不正常的权钱交易，形成一种高风险，因而是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

西方的风险投资特别重视人（包括管理团队）。有一次王功权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他们在国外要路演，争取拿到3亿美元，投资人正考察他，所以会跟我打电话问几件历史上的事，核实一下他的履历。我说没问题，往好里说就完了。他说不是往好里说，得往真里说。他说有几件事你帮我回忆一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做过什么事情，当时投资到哪儿了，我大概什么职务。他说你仔细回忆一下，别到时候你忘了，说没事我想想，这一迟疑，可就把我给毁了，人家会认为我现编故事。

所以，对人得仔细考察，在时间、地点、金额、企业相同的情况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和决定是否投资的唯一条件。华润这几年的并购非常成功，在啤酒业里已经成为全国第一。我跟华润的老板聊，发现他们特别重视原有企业的人力价值，而且把被收购九九藏书企业的高管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激励，让这些企业在同样的钱、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产品的情况下，改变人和体制，使整个企业彻底改观。

美国的华盛顿有一条大街叫K街，整条街全都是专门的游说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业务）就是公开地游说这几百个参议员、众议员，通过游说来改变公众和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看法，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和发展，这是一种公关。另外一种，就是重点投资某个人，通过投资这个人获得一些安全感。这方面有句古话叫“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其实说的是你认真结交一个县令比跟十个州官混熟脸要强得多。

那么，投资于人，到底投资在他的什么上呢？是投资在他的技能上，抑或投资在他的价值观上，这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学生家长（也是投资人）多数都投资在孩子的技能上，为了应付考试，可能三天两头经常逼孩子做作业，但很少拿三天五天去跟孩子谈价值观的问题，说明通常人们比较愿意投资在技能上，相信技能能够转换为一种能力。但事实上，技能是最容易学的。一个人天天被你逼着写作业，他就会写。可他这个技能，最后往往没有竞争力，因为大家都被这么逼，结果就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比如被逼学会上网了，但大家也都会上网，这就不算技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应当在价值观的培养上下工夫。在价值观上的投资相当于给人生装上一个GPS，人生观就是人一生的卫星定位导航仪，有了它，这个孩子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方向，找到方向他就有生存能力。这就相当于在沙漠里，或戈壁滩上，有一个GPS，能正确使用，你就知道往哪儿去，就能活下来；但你没有这个GPS，或者定位定错了，你就会走错方向，甚至死亡。

王功权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项目，他们考察完了，什么都挺好，最后决定投资的时候，发现地球上没这个人。这是他认为最荒诞的一个投资案了。为什么地球上没这个人呢？因为跟他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户口本，也没有。那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证有没有？回答仍是没有。后来那人老实说了，他当时到学校不到18岁，没办身份证。开始有户口本，迁到学校以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没他了，他变成集体户口了。毕业的时候，他拿着手续到地方，觉得工作不太好，不想干，就自己折腾了，没想到把放口袋里的毕业手续给丢了。他到学校去补，学校说，你不能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得有人证明。他藏书网又嫌烦，没弄，稀里糊涂地五六年就过去了。

女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造成了她们一生的福利曲线也是不一样的。男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在公司创业时想捞一把就走，那他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但如果不急，踏踏实实跟着走，即便三四十岁没挣到特别的大钱，但实际上他的福利曲线就像良家妇女，越往后走越高。就像王石，前17年，每年挣的钱连10万都不到；下海第17年以后开始挣钱，到现在挣的钱多得挡都挡不住，他不仅成了打工皇帝和亿万富翁，而且还有名誉、地位和自由。跟他同时做的那些人，希望在三五年内就挣得很多的人，都离开他了，而且当时肯定都比他挣得多，但今天却没有一个比他更富有。越老，挣得越多，挣得越体面，这就是他的福利曲线。投资于人，实际上是要选择人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福利曲线是不一样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相同的企业，相同的钱，相同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保证你的高回报呢？那实际上就是要看所投资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候，人决定一切。大家都说人特别重要，但在做的时候往往又重视钱，忽视人。个人的价值实际上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人们通常容易注意的是人的技能和外在的身世背景，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内在的价值观，他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他过去的信用记录。

第三种是投资于人的关系。这是指投资于某个人的某一层关系或关系网，以寻求一个安全的作用，不一定是牟利，只是一种保险、安全的做法。这有两种投法，一种是成批量地投，叫公关。这个投法呢，就是让你拥有一个标准行为，然后花必要的钱去做那些形象推广，或者进行特别的沟通，以获取投资者或社会的认知。中国往往会把公关变成私关，明明是公关的事，最后变成一对一的私事。跨国公司的公关部门中有三类人最重要，第一类是数理统计专家，这些专家是干什么的呢？设计问卷、选择样本、发放问卷。

李莲英一听袁世凯约见，心头既不安又高兴：憋这么多年了，赶紧得见。见了以后，以为肯定有大事，结果没想到，袁世凯又给了20万的银票，意思就是这银票是管这次帮忙，前面的人情你还欠着。李莲英收了这个银票后问：“大人有什么事情吗？”袁世凯说：“很简单，下官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想请公公费心，在宫里散布点消息。”在宫里造个谣。造什么谣呢？造袁世凯政敌的谣。具体就是印一份假的报纸给慈禧看（那时候宫廷里有一份报纸，专门给皇上看的，叫《邸报》），在这份作假的报纸上造谣说袁的政敌要干坏事。这活看似简单，其实一般人还干不了。而这对李莲英太容易了，不就放个小话，然后拿一张假报纸嘛！反正每天九九藏书网这些报纸就是给老佛爷一个人看的，外面也没发行量，就偷梁换柱拿着给看一下不就完了。

所以投资于人的回报，特别是在安全上的回报，远高于一般的投资或者存银行。比如我有60万块钱存在银行，遇到麻烦会是个什么结果呢？第一，兵荒马乱中到银行去取钱，银行可能说不上班；第二，真出事了，要吃粮食，银行不能变出粮食，存在里边的钱也不能变成粮食；第三，这个钱还贬值，还收利息税。但如果投在6个人身上，一人10万块钱，只要有一个人相对比较成功，或者一直关系不错，那么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肯定先打电话问有什么事，或者冲过来直接帮忙了。万一他发达了，10万或者50万块钱，对他也不是大事，不用你到银行，他就直接给送过来了。所以投资在人身上是值得的。而把钱都简单存在银行，或者说把它变成一个死的东西，是很短视的。好的企业，一定要在人身上投资，要不断地发现优秀的人才，并且能很好地培训他们。一个好的经理人，除了做出一个好的产品，管好一个公司，更重要的是不断培养出很多人。

但良家妇女呢，研究生毕业都24岁了，才挣3000块钱，之前全是花钱；二十八九岁了，找个老公，两口子大概每月挣两万块钱，开始供个房子；到45岁的时候，小孩儿也慢慢大了，上初中了；到50岁的时候，小孩儿上大学了，两口子可能房子也供完了。这时候老公的收入不错，自己的收入也不错，越老收入越高，保险啊什么都有，又体面，又安稳。退休后还可以继续兼职挣钱，社会也尊重。总之，她是越老越好，人生曲线是喇叭口朝上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借钱的对象不超过10个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谁能够借钱给你？就算是把亲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也不超过10人。再一层就属于熟人朋友，经常打交道的，做过点事的，大概不超过30人，这30人还包括我前面说的那10人。所以虽然你电话本里人多，但其实你多数都记不住，有时候干脆忘了。最外一圈是所谓的熟人，也就是打起电话来记得住这个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长时间都没见的那种“朋友”，最多也就是60个，这60个还包括了前面说的30个。所以，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就能应付得了。需要花精力去了解的人，其实很少，不会很多，不超过60个。只要把这60个人的名单每天都盘好，就够你一生用了，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一天到晚在外面忽悠，忽悠的结果其实大多没什么用。投资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重点做极个别人的长期投资，他可能得到的99liｂ•ｎet回报要大大高于泛泛地交往。历史上有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做李莲英的投资。

不同价值观带来的福利是不一样的。例如“小姐”和良家妇女的福利曲线就是完全不同的，“小姐”的福利曲线是刚开始大起大落，随后一路往下或在低位平着走。她的价值观就是及时行乐、捞钱。她16岁就不上学，出来混，18岁收入就达到了峰值，20岁就开始生病，也开始介入是非，马上曲线就往下走了。然后开始不断地遇麻烦，一会儿劳教，一会儿折腾，老了以后就贫病交加，也嫁不到一个好男人，最后就把自己毁了。

投资于人的价值观，就是要考察清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最重要的是要花时间去了解，去发掘，去研究，去塑造他正确的价值观，使他的人生有一个好的GPS。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走散了。所谓道就是这种价值观，就是你人生的一个GPS，定位仪。这个东西会决定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就愿意投机取巧，他总是想不劳而获，这是他的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就决定了他会跟哪些人在一起和他会做哪些事情。另外一些人希望做长期的事情，往好里做，那么这些人就会在一起。所以不同的价值观，最后把人做了区分，人一生的幸福和方向就会有所不同。

投资人时刻都在考察你，他们的问题看似都非常简单，但经过这么三问两问，他对你的能力就有了一个判断。最后，投资人终于还是没给我打电话，王功权也把钱拿到了。这个例子说明，对人来说，考察他的诚信记录、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非常重要。

但是别人也可能不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这是个方法，投资人会首先问，你允不允许调查。如果说允许（一般谁都不会说不允许），人家会觉得你可能没事儿；你一说不允许，人家就判断你肯定有事了，也就不投你了。但你说允许后，他们会接着让你提供5个人的电话，你认为哪5个人可以如实地介绍和证明你所说的那些是真实的。他们拿到这5个电话，可能打也可能不打，而被考察的人就会很紧张，他会想：跟这5个人说是不说呢，万一说了，人家又没问，那不是就露怯了；万一不说，人家真要问了，答得不周详，可怎么办？

在戊戌变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凯在颐和园议事，袁世凯看到慈禧身后站着的李莲英不时在老佛爷耳边嘀嘀咕咕，对她影响很大。于是他就知道这个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触，于是就开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资。怎么投的呢？非常简单，逢年过节送点礼，再简单不过了。开始李莲英也不知道，说也不大熟悉这个人，怎么会送礼呢？但是他也习惯了，因为巴结的人太多了。关键是袁世凯坚持若干年，不断地送，越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