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民工付出的不只是汗水，更多的是辛酸。”
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身后站立着一个2.4亿人的庞大群体。他不是英雄，不是奇人，也不会谈论什么完美社会，更不会许下关于拯救的承诺，他只是2.4亿人的代言人。他的声音与华丽无关，但应该是也必须是这个时代最吸引人的声音，因为他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人类历史上，有些极其重大的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貌似平淡，当时根本就无从界定考量它的历史意义，然而随着时间流转，它的意义和必然性却逐渐凸显，愈发光鲜，竟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人铭记并反复提及，比如，一张褶皱契约上的红手印。
2008年的一天，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一个叫康厚明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份“红手印包干书”，陷入沉思。在这张极普通的有些褶皱的纸上，有密密麻麻的18个红手印，那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大队18名社员的手印。
1978年11月24日那个凄冷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煤油灯，面对着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红手印，并庄严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有些无奈的、偶然的、随意的事件，30年后，竟然成了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1979年，一直贫困的小岗村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于是，那张大包干契约，后来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成为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并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一张契约，影响了中国30年，影响了成千上万致力于改革富强的中国人，也让中国大地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正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纷纷涌入城市。那一年，重庆永川石牛寺村的放牛娃康厚明还不到16岁，他离开了家乡到永川县城打工。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多挣点钱，盖房子，娶媳妇。18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27年后，他当选为全国劳模；30年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由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成为他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人大代表，康厚明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这30年和中国农村改革，以及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逐步形成、发展又有什么联系？
被“逼”出来的大包干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符合马列主义，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它与随后几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构成了中国的改九*九*藏*书*网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但就在这种气息中，嗅觉灵敏的人仍然能够“嗅”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主席。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立了解九*九*藏*书*网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有些年份，注定要成为历史，有些历史，注定会成为永恒，比如，1978年。
那时候，到城里打工，仿佛是一种时尚。为了实现梦想，农村人离开家园，充满藏书网了热情、勇气、力量，涌入绚丽多彩的城市，期待过上好日子！可是，背井离乡的他们，能适应城市生活吗？能收获他们想要的一切吗？他们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此以后会发生哪些转变呢？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很多地方，“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毛泽东思想”九九藏书等讨伐声隆隆四起。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尽管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依旧让神州大地充斥着僵硬气息。
这一年年底，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个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并被许多人认为是“昏了头”的决定，若干年后被认为是正确决定，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之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大量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批涌入深圳、广州，涌入观念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带，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致富的机会。于是，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也就是新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了！到深圳、广州谋求发展和赚钱，成为农民工第一选择。后来，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遂成为滚滚洪流，难以遏制，而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上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