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说法多少有点贬义，大抵像当时的反对派和后来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发动者自己，则名之为“自强”。姑弗论它“强”的是中国，还是“大清”抑或他们自己。洋务运动客观上毕竟引进了资本主义因素，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时下，曾国藩、李鸿章和奕都曾被冠以“中国现代化之父”的头衔，但平心而论，曾、李和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后者的“洋务”倒也没少干，但对洋务运动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赞同者，只是恰好他的位置比较特殊而已。虽然比起同时代的满族王公亲贵来，这位精明透顶的“鬼子六”是要开通得多。

“新衙门”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央机构六部、各监寺就不用提了，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它们一点变化也没有，对于洋务事业成全者少，碍事时多。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西学的态度，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实际上也分有几个层次。对于适当地学“西语”，中央和地方看来都有共识，北京有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等于是外语学校。当道的满大人大概吃尽了半通不通的买办通事张禧之辈的苦头，所以才甘冒旗人的讥诮让八旗子弟学外语。同文馆实际上只是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附属，只要满清答应了洋人要办这么一个衙门，就必须有这么一个附属机构，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改革之举。只有后来在同文馆中附设天文、算学馆，才算有点模样，可惜又在反对派的舆论压力下招不上来学生。至于对西技的学习，中央政府虽也同意，但显然兴趣没有地方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都是督抚们办的，奕等人虽然有心用洋枪洋炮重整京师八旗，但却连个专门针对旗人的近代军事学校也办不起来。曾国藩、容闳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罗起来的幼童出国留学，出于以夷变夏的深深忧虑，中央政府事实上是很有保留的，否则就不会派那么一个专事捣乱的冬烘陈兰彬去牵制容闳。最后，果然因所谓“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由奕亲手结束这项留学事业。

至于像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改革科举，专设考西技之一科的主张，中央政府是连听都不要听的。在上海由基督教教会和江南制造总局两个方面译出的西学书籍（大多为科学常识，声光化电及九九藏书数学书，还有少部分的西方地理历史书），长期以来没多少人问津，中央政府的衮衮诸公对此兴趣远远不及在野的部分士人。李鸿章曾对教会那个大肆张罗译西书的李提摩太抱怨说：“掌权的大臣，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一本李提摩太译的介绍西方近代史的书，作者为马恳西。笔者注），我倒看过几次。京中大僚，都称西学为鬼子学，所以人不肯研究。”3李说这话时为1895年，当时奕还活着，并主持总理衙门，话中的“掌权的大臣”无疑也包括他在内。当然，这样胡桃杏子一块数，对奕可能有点过分，但作为名声在外的洋务大臣，奕对西学的确知之不多，没有资料能证明他曾看过西学的书，他的《乐道堂文集》里也绝寻不出洋务的文章，他对西方的了解，多来自与赫德的接触与不多的使臣汇报，而且他从未出过国门半步，为李鸿章所看轻，也是没法子的事。很有见识的郭嵩焘也有同感，在他眼里，除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诸人外，“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

第四层次是提倡民族私营工商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洋务运动的应有之义，但事实上除了个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有过某些想法外，并没有化为政府行为。至于中央政府就更是持否定态度。只是到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补了一下课。就是这匆忙的补课，也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过去有个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治标的改革，本身无法推动中国民族资本的形成，其实，即使不改变政治制度，仅仅靠洋务运动也是有可能使民族资本有一定发展的，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二元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洋务运动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没有走完它自己应走的路。

总之，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较有知识的恭亲王奕，还是较无知识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头，所见所识，所行所为，还只能算是精明的传统统治者，他们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即使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压力面前，他们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的99lib•net前进一步。他们重用洋务派，却也姑息顽固派，实际上有意制造一种牵制的平衡。洋务搞了三十多年，整个中央政府却依旧暮气沉沉，毫无新气可言，京师的保守空气比地方要浓得多，仅仅同文馆这样一个还算不上什么改革的小学堂，所激起的反对、抗议、讥诮之浪几欲把人吞掉。“京师口语藉藉，或黍占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西湖京官居然出这样的损招：发出知单言“凡我同乡，如有报考同文馆者，薪水较优，此后可以不分印结，公事较繁，庆吊可以不相闻问”。以逐出“乡籍”相威胁，不让人报考。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人撞开了近四十年，朝中居然还有见识如三家村学究的徐桐、刚毅这样的重臣。有些人在地方为官还有几分朝气，到京中花翎双眼，顶子变红，就日日“见客三班”“见客四班”地应酬与宴游了。

这样的洋务衙门，指望它来推动洋务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说到顶天，也就是维持维持应付应付。其效率莫说跟西方国家的外交部没法比（威妥玛不知道总理衙门大臣多数人虽然身在办外交，内中还是理藩院和光禄寺的心态），就是连曾、左、李的幕僚班子也比不上。曾国藩幕僚每日早起议事，李鸿章当幕僚时就因为睡懒觉还挨过骂。也难怪连它分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被北洋和南洋大臣分了去。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分成四个递进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购洋械、办理洋务交涉。这一层次的认识与行为来源于洋人的直接刺激，胡林翼见洋人轮船风驰而过，晕倒在地。李鸿章慨叹“落地开花炸弹真神奇也”，所以最初的认识自然是：“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胡、李辈所闻所见，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时留京议和的奕也是领教了的，因此此心略同。于是大家硬着头皮办交涉，觍着脸皮购洋械。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也是这样一把双刃剑，而且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深入，愈发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它与晚清地方主义滋长的情景交织在一起，又很难加以纠正，由中央倡导的近代化的任何举措，都可能被怀疑为剥夺九*九*藏*书*网地方权力回收中央的企图。事实上戊戌维新的发动者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两难之局：推动中央变法，显然矫了洋务运动之弊，但却又有意无意地打击了地方长期变革的积极性。康、梁等人虽然痛恨督抚专权之政局，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眼睛向下，寻求“开明”督抚的助力（维新派一度大部分都麇集于两湖，属意张之洞和陈宝箴），也可以说，在地方主义弥漫，地方势力日益壮大的晚清，任何一种变革，最难处理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清末新政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第二层次是请洋人训练军队（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列洋操）和兴办军火工业。这一层次是上一层次的顺延，买来了洋枪洋炮总得会用才行，因此只好靠洋人。在这一点上李鸿章 走得急，从1862年起他的淮军就开始采用西械与洋操，连操练的口令也照搬洋文，“前进”（forward march）变成可笑的音译“发威马齐”（老一辈的淮军将士大多数到死也没搞清为什么一喊“发威马齐”就非得向前迈步）。兴办西式军火工业曾国藩比较早，他的安庆军械所就是最早的尝试，左宗棠虽说不服气他这位同乡，但很快步其后尘，放开手脚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虽说对自己造船有些犹豫，但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也使他加入了自造军火的大合唱。这种出自不受制于人的自立思想的“豪举”，无疑是会得到具有相同文化渊源的奕、文祥诸人的共鸣的。

洋务运动是晚清的一件大事。声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时间却很长，太九-九-藏-书-网平天国失败后，下层绅士与百姓反了几十年的洋教，而“中兴名臣”与其他地方督抚们搞了几十年的洋务，两者都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戊戌维新都有直接的关联。

这位居心不良的“公使大人”言语虽然是刻薄了点，但却不能不承认清朝官场办事就是这副模样，总理衙门的低效率、衙门习气实在与其他机构差不多，并没有因办的外交和洋务有多少例外。张元济先生回忆说，就在戊戌变法前，有一天他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时张元济为总理衙章京）去，发现公文堆里有封俄皇尼古拉第二给光绪帝的电报，居然“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7如果不是他将它翻出来，还不知道要扔在那里睡多少时辰。

第三层次是所谓求富的方略，官办新式工商业和官督商办工商业。大概眼高手低的“中兴名臣”发现了他们的“大手笔”军火工业有点像空中楼阁，所费不赀且难以为继。于是想到求富，幻想着外国的大机器一搬到中国，生产的产品就能抵抗洋货的侵入，给自己的军火工业带来取之不尽的财源。看来还是李鸿章 最谙此道，官办办不下去了他就官督商办，乃至官商合办，引进了一批当年在上海结识的买办与商人朋友，利用商人特有的经验与智慧，使他踏上求富之路。应该说，在商人权责较重的情况下，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一度办得还差强人意。可是，在这个层次上，中央与地方意见就不尽一致了。对于地方办的民用工业，总理衙门的态度无非是像对待地方督办的种种自创财源的举措一样，听之任之。对于官督商办实际上还有抵触。恰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这种态度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官僚积习，致使官督商办的尝试最终流产。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督抚专权与洋务运动交并前行，对中国近代化是喜或是悲，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时还真难说得清。从微观上说，地方督抚可以非常自主地兴办洋务事业，也同样可以非常自主地封闭自守，甚至像戊戌前夕两广总督谭钟麟那样，连前几任兴办的鱼雷学堂这种朝廷也赞同的“洋务”，也断然裁撤，而且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旧衙门因循守旧也就罢了，而总理衙门作为“新衙门”，也依然沉闷、因循守旧，充斥官僚气、文牍气、拖沓气，英国公使威妥玛曾在使华日记中对总理衙门办交涉有如下记述：

研究近代化的论者总喜欢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相比较，其实两国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始终是一种地方行为，而日本则不是。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显然缺乏一个领导中枢，哪怕是个不好不称职的中枢。从头至尾，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能在全国范围推开，多数内陆省份在这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鸿章在给郭嵩焘信中的抱怨显然是有道理的：“果真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丁日昌、鸿章及执事（指郭嵩焘。笔者注），庸有济乎？”倡导运动的地方督抚由于派系畛域、利益的分割诸因素的缘故，使运动显得各自为政，头绪纷乱、支离破碎，一些还算差强人意的事业往往也在倾轧中作了牺牲品。虽然朝廷也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但却也不无高兴地看到其中的倾轧与纷扰。有时，中央政府对各地洋务政策上的承允程度，也构成了政治平衡的一部分。西太后与奕最关心的还是政局的稳定与力量的均势，尽量减少日益增大的离心力对朝廷的威胁。

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地方导向，一方面可以说是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情势所致，一大批“中兴名臣”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不仅在实力上可以与中央相抗衡，而且还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不论以后的人们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什么样的评价，但他们毕竟是当时中国比较敏感地感觉到了西方压力，并意识到这种压力的真正意义的掌权者，虽然只是地方政权的掌权者。在当时，也只有属于他们的势力集团有能力、有主动性来迎接西方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央政府有意放弃对运动的领导，无意也无勇气担承这既有违祖制，又遭顽固势力（主要是旗下政治）反对的改革。西太后与奕等人自己既无此能力与见识，也不将有能力的“中兴名臣”引入中枢（同光以来，有名的督抚少有人当中枢的，只有左宗棠由于抵制李鸿章特殊需要入值了短时期的一段军机，很快就待不下去了。张之洞也只是在清廷临近灭亡时才被召入京承担那回光返照的“新政”之责，结果事未兴身已死），生怕导致大权旁落或政局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