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摹本的，但学习日本的动议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尽管康有为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进步的状况，惊叹于日本新学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强盛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为，也不见得会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学习。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与康有为同时开始接触西学、有志改革的中国先进士人来说，他们所学习和效法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尽管没有日本当年的声势，但中国也确有相当一批人实际是与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个别的早慧者还走在了日本人的前头，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样的书，在日本也是弥足珍贵的启蒙之书。

中国的洋务知识分子，不论是游学归来的容闳、詹天佑、严复、伍廷芳等人，还是本土的洋务学堂学生，他们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为他们这批“自学成才”的士人，所接触的也是西学，其中由日本“转口”的微乎其微。因此，当甲午之后，他们开始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时，虽然在行动上力求与日本的维新志士看齐，但思想里装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所以他们的政治改革实际还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会政治观念与要素，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与政治行为之中。我们在此之前也强调过，即使是学日本，也是学他们如何学习西方。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政治与社会学说，而在甲午前的中国社会里，先进士人所能接触到的西学却大多为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理论。反过来，中国的士人虽然大抵从西方物质文明中感悟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真正热衷的却是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历史诸学科（少数秉质异常的“畴人”除外）。比如像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下层士人，初学造船，继习海军，理应在工程学或海军教育上（实际上他从英国回国后一直就从事海军教育工作）有所作为才是，但事实上他的社会科学造诣远比他的老本行要深，这方面的见识也远远超出时代的所有人。

再看康有为，他最早了解西学是通过《瀛环志略》《海国图志》这些东西，可真正让他萌发向西方学习之念的却是他的几次上海与香港之行。在香港“览西人宫室之镶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而到了上海租界，“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与相反”。

然而，尽管康有为几乎把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出的格致西书购回了近四分之一，还订阅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编的《万国公报》与格致书院的《格致汇编》，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也包教数学和格致，但是，我们实在不能恭维他的自然科学水平，康有为更实在谈不上在这方面有什么造诣。事实上，康有为从自然科学的知识甚至仪器里，悟到的其实是哲学、社会科学道理。1884年康有为费尽心机搞到一架不错的显微镜，一连许多天，他像着了魔一样抓到什么看什么，水中的蠕虫、地上的蚂蚁、身上的虱子，这些小东西在显微镜里都显得很大，结果，他从此悟出了“大小齐同之理”，由显微镜的观察一跃而到了哲学之境。同样，当他得知光速有每秒几十万公里时，从此得悟“久速齐同之理”。从物质的以太学说，得出“仁”的道理，进而用以太说去阐明人类社会的根本大道。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无所不教，但特色还在于他以过去书院的方式来讲西学。康有为一个人既教外国地理、历史，又讲西洋语言文字、泰西哲学、政治学、群学（社会学），还要讲数学和格致学，古今中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博学”的教师。也就是由于这一点，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才镇住了已经中举的梁启超。梁启超不但不顾“老友不与小友”叙齿的老例，反而投到了康有为的门下。

不管怎么说，万木草堂毕竟是一个既能看到许多西学的书籍，又能得到“高人”的指点，还能自由讨论的地方。据梁启勋回忆，在万木草堂学习“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

由于老师对社会、政治诸学科的偏爱，学生们自然就跟了上去，旧式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与填充了一些幼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更幼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改造社会之志相接连，康有为聚拢了一群开明、进步而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也许恰恰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体，康有为才能抢先一步，站在了登高一呼的位置，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政治变革的契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当时所能获得的西方近代政治、社会诸学说的资源，有从《佐治刍言》之类的介绍性西书上得来的浅显的知识，也有从西方历史书中撷取的零星片断。理论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过后几十年回首当年时曾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而在变法的当时，浙江大儒孙诒让在致《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信中就说：“闻贵馆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为最多。而敝里阅报之人，盖慨时事危迫而爱玩钦服者十之二三；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怀挟之策者十之七八；其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政治维新之故者，殆无一也。”不能“潜研精讨”，是因为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情，投机取巧者如是，赤心报国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