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与前件事一样，是先生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时，有的教授在四五所大学中兼课，终日乘黄包车奔走于城区中，甚至城内外。每学期必须制定请假计划，轮流在各大学中请假，以示不偏不倚，否则上课时间冲突矣。每月收入多达千元。我辈学生之餐费每月六元，已可吃得很好。拿这些教授跟寅恪先生比，岂非有如天壤吗？因此我才说，寅恪先生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细微末节方面也是伟大的。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是我们的楷模。
p.82右起第5行：“若不在其假期中往渝，势必缺课太多。”
青少年时期，寅恪先生家境大概还是富裕的，否则就不会到欧美日等地去留学。20年代中到30年代中，在北京清华园居住教书，工资优厚，可能是他一生中经济情况最辉煌的时期。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南侵。寅恪先生携家带口，播迁流转于香港和大西南诸省之间，寝不安席，食不果腹。他一向身体多病，夫人唐筼女士也同病相怜，三个女儿也间有病者。加之他眼睛又出了毛病，曾赴英国动过手术，亦未好转，终致失明。此事与在越南丢掉两箱重要图书不无关系。寅恪先生这若干年的生活，只有两句俗话“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可以形容于万一。记述他这时期生活的文字颇多。但是，我觉得，表现得最朴素、最真实、最详尽的还是其在致傅斯年的许多封信中（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我在下面的引文，也都出于此书，只写页数、行数，不再写书名）。下面我就根据这一本书，按时
间 顺序，选取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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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 p.64左起第6行～p.65右起第一行：“现已请假一星期未上课（此为“九一八”以来所未有，惟除去至牯岭祝寿一次不计）。（中略）但此点未决定，非俟在此间毫无治疗希望，或绝对不能授课，则不出此。仍欲善始善终，将校课至暑假六月完毕后，始返港也。”
p.109，左起第6行：“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赠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
p.76右起第2行：“因耶稣复活节港大放假无课。”
p.71左起第1～2行：“今港大每周只教一二小时，且放假时多，中研评会开会之时正不放假，且又须回港授课，去而复回，仍旋移居内地。”
以上两件事，一在1939年，一在1945年，正是先生极贫困的时候；但是他仍坚决不取不该取之钱，可见先生之耿介。
p.28中“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非其他国学教员之身（？）以多教钟点而绝无新发明者同也。”
p.57，193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借英庚款会二百英镑。“如入境许可证寄来，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则自必须去，否则即将此借款不用，依旧奉还。”
P.45左起第5～7行同上
第三种是教外语的教员。几乎全是外国人，国籍不同，教学语言则统统是英语。教员按照已经印好的教本照本宣科。教员竟有忘记上次讲课到何处为止者，只好临时问学生，讲课才得以进行。可见这一位教员在登上讲台之一刹那方才进入教员角色，哪里还谈到什么备课！有一位教员，考试时，学生一交卷，他不看内容，立九*九*藏*书*网 即马上给分数。有一个同学性格黏糊。教员给了他分数，他还站着不走。教员问：“你嫌分数低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五分。”
（羡林按：30年代初，我在清华旁听先生的课听的就是这一门“佛经翻译文学”。上面这一段话是在1938年写的，中间大概已经讲过数次；然而他仍然耿耿于没有《大藏经》，无从征引。仅这一个小例子就足以证明先生备课之认真，对学生之负责。）
p.79左起第3行：“近日因上课太劳，不能多看书作文。”
p.50左起第4～8行：“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
第二种是让学生读课本，自己发言极少。我们大一英文，选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上课时从前排右首起学生依次朗读。读着读着，台上一声“stop！”学生应声stop。台上问：“有问题没有？”最初有一个学生遵命问了一个问题。只听台上一声断喝：“查字典去！”声如河东狮吼，全班愕然。从此学生便噤若寒蝉，不再出声。于是天下太平。教授拿了工资，学生
９9ｌｉb.net 拿了学分，各得其所，猗欤休哉！
p.95左起第2行：“故终亦不能不离去，以有契约及学生功课之关系，不得不顾及，待暑假方决定一切也。”
教师上课，有时因事因病请假，是常见的事。但是，陈寅恪先生却把此事看得极重，我先引一点资料。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学生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曾在中大为他举办过几次纪念会或学术座谈会，不少海内外学者赶来参加，取得了成功。台湾一位参加过会的历史教授在一篇文章写道，在会上，只听到了“伟大”、“伟大”，言外颇有愤愤不平之意，令我难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伟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任意乱用的。依不佞鄙见，寅恪先生不但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琐细末节方面他也是伟大的。现在举出二三事，以概其余。
p.33左起第4～5行“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
P.52右起第1～2行：“不能到会，不领取川资。”
p.72右起第1～2行：“但因此耽搁港大之功课，似得失未必相偿。”
（羡林按：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时先生任清华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
p.53，右起第4行，先生说：“弟好利而不好名。”这是先生的戏言，他名与利是都不好的。在这方面，寅恪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2002年7月7日写完
临财不苟得 p.39左起第3行“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虽然有现成的讲义，但上课前仍然必须准备，其目的在于再一次熟悉讲义的内容，使自己的讲授思九九藏书路条理化，讲来容易生动而有系统。但是，寅恪先生却有更高的要求。上面引的资料中有“新发明”这样的字样，意思就是，在同一门课两次或多次讲授期间，至少要隔上一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可能有新材料出现，新观点产生，这一些都必须反映在讲授中，任何课程都没有万古常新的教条。当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时，常听到老学生讲教授的笑话。一位教授夫人对人发牢骚说：“我丈夫教书，从前听者满堂盈室。但是，到了今天，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听者却门可罗雀。”言下忿忿不平，大叹人心之不古。这位教授夫人的重点是“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她哪里知道，这正是致命之处。
根据我的观察，在清华大学我听过课的教授中，完全不备课的约占百分之七十，稍稍备课者约占百分之二十，情况不明者占百分之十。完全不备课者，情况又各有不同，第一种是有现成的写好的讲义。教授上课堂，一句闲话也不说，立即打开讲义，一字一句地照读下去。下课铃声一响，不管是读到什么地方，一节读完没读完，便立即合上讲义，出门扬长而去。下一堂课再在打住的地方读起。有两位教授在这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生动深刻，一位是教“莎士比亚”的，讲义用英文写成；一位是教“文学概论”的，讲义是中文写成。我们学生不是听课，而是作听写练习。
p.51左起第3行“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
以上是西洋文学系的众师相。虽然看起来颇为滑稽，但决无半点妄语。别的系也不能说没有不备课的老师，但决不会这样严重。可是像寅恪先生这样备课的老师，清华园中决难找到第二人。在这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藏书网 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种教导属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之列。然而，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所以老百姓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见此风之普遍，至今尤甚。什么叫“贪污腐化”，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钱。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
p.206中“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
p.50右起3～4行“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
上面引的《礼记·曲礼上》中的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古今仁人志士所遵守。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不尽相同的原因，贪污腐化之风，颇有抬头之势。贪污与腐化，虽名异而实同，都与不同形式的“财”有关。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最后又必同归于尽，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
我一生是教书匠，同别的教书匠一样，认为教书备课是天经地义。寅恪先生也是一生教书，但是，对于他的备课，我却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想法：他用不着备课。他十几岁时就已遍通经史。其后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等。有的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像这样子，他还需要备什么课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他对备课依然异常认真。我列举几点资料。
不请假 上面，我根据寅恪先生的书信，列举了他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大家当然认为是大事。其实第二三件事，看似琐细，也是大事。这说明了他对学生功课之负责，对教育事业之忠诚。这非大事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