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讲过，诸葛亮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九-九-藏-书-网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九九藏书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九九藏书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中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九*九*藏*书*网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