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部冯至译著集看来，除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之外，他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译诗为主的。这当然与他自身的定位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德文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翻译主要由其研究兴趣和学术眼光决定；而再加其诗人天性，所以亲近诗歌一点都不难理解。冯至的文学翻译相当复杂，其中既有少年时作为性情中人的激情四射，也有作为学者需要的仔细琢磨，前者如翻译海涅，后者如翻译歌德；而进入1950年代之后，翻译则作为一种必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表现出来，那时的冯至翻译了不少“听将令”的译作，譬如布莱希特、海涅等的诗歌。一般而言，小说翻译凤毛麟角，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姚可昆合译的歌德的《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最初主要可能是“为稻粱谋”的因素，但译出后确实是一大贡献；文章翻译也不算多，主要是一部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而真正代表冯至翻译风格，能彰显翻译家冯至一生演变的，是他的德诗汉译。虽然也不过就是一部《海涅诗选 集外译诗》，但却可以反映出他历经岁月洗礼，对待同样一位诗人的接受、感触、运用之不同。

海涅之外，冯至主要翻译了歌德、布莱希特、尼采、里尔克，其余则有荷尔德林、格奥尔格等。翻译歌德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翻译布莱希特，更多是为了“奉将令”。而对于尼采、里尔克，则主要是出于兴趣，时间大概是在1930年代。所以翻译史本身大致也能反映出译者的精神史轨迹。1920年代，海涅的爱情诗、荷尔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尔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布莱希特、海涅的政治诗；1970年代，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大概不仅能显现出冯至的译诗兴趣和轨迹，也能见出时代语境和诗人精神状态的关系。所以，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能反映译者之心史的。要理解在某个特定阶段，译者为什么选择翻译对象，总要进入其时的个体与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去才更能生“理解之同情”。冯至是这样回忆他开始歌德研究的过程的：“从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我住在昆明东北郊金殿后被称为杨家山的一座茅屋里，周围二十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上课的时间都排在晚间和清晨。我常常傍晚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背着背包上山。背包里总装有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买的蔬菜，一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书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由封·德·赫伦（E.von de Hellen）主编的《歌德全集》。全集共四十本，我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轮换借阅，比较认真读过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时我自己有岛屿出版社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等等，这几本书因为便于携带，在战乱中没有遗失，从上海一直带到昆明。它们对于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帮助。”其实冯至由于学德国文学，对歌德早有接触。在德国留学时，他曾用一百四十马克买了一部《歌德全集》——这在歌德文献中算是数第二的版本，共四十一册；还认为歌德对德国文学意义重大，没有歌德，恐怕就没有德国文学。在1932年11月17日致杨晦的信中，冯至说：“我数月以来，专心Goethe。我读他的书，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诗是那样地深沉，充满了智慧。”此时冯至虽对歌德产生尊敬和兴趣，但其主要精力和兴奋点仍在里尔克身上，所谓“充溢于笔端的仍然是里尔克”，这是和当时的环境、背景大有关系的。彼时的生活宁静，对冯至而言，更需要的是里尔克那种对存在之惑的探索穷究；而国家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波澜壮阔，则更需要歌德式的博大胸怀。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即便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冯至也要带着《歌德谈话录》《歌德书信日记选》的原因所在吧！九-九-藏-书-网

对于一个大时代中人的长成和养成而言，其所身处的场域和做出的成绩必然是多源的。可如何考镜源流，将其放置在一个宏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客观审视，却并不容易。所以，选择特定角度，试图以一种单骑卷风尘的方式，来逐渐把握一个个体的翻译史生涯，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方法。冯至的翻译不多，就《冯至全集》来看，也不过三卷篇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与傅雷、朱生豪等大家的宏宏多卷本译著集来看，确实无法相提并论；就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些大作家的译文集，也都有十卷以上的篇幅。尽管如此，冯至的翻译非常有特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翻译史和学术史价值。

这里仅是略举数例，从中我们可以领受到诗人冯至的德诗汉译的风格于一斑；当然要更好地理解他的德诗境界，最好的方法自然还是进入其文字世界，由其汉译文本所构成的汉语德诗。需要指出的是，冯至在翻译上的贡献不仅于此，在学术翻译方面，他翻译了《审美教育书简》，虽然日后经由弟子范大灿增补校译，但毕竟是他的发凡起例之作；冯至对翻译问题还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性思考，他曾特别提及鲁迅的“创作与翻译并重”的特点，“好像两趟列车在双轨铁路上向着同一方向平行前进，互相呼应。”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九九藏书网

而对古诗资源的化用，则使得对《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翻译别出手眼，沾染上明显的汉语古诗的优雅美意：

或许正是因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评语，“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所以反而可能压抑了冯至在文学史上的其他贡献。至于我所关注的，则多半是冯至作为中国德文学科史的中心人物，乃至外国文学界的领袖，冯至的场域角色相当重要，至于背后可以揭示出的政治史、社会史丰富内涵，更是值得大加开掘。可作为译者的冯至，恐怕也不应该忽略，甚至是更为关键的。

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翻译家冯至经历了现代中国发展历程里最为动荡复杂的一个甲子年头，他用他的热情和生命参与了大时代的历史进程，虽然有诸多遗憾的地方，但毕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至少就以上列举来看，即便数量有限，冯至先生仍不愧为一个有标志意义的翻译家。就狭隘的翻译成就论，其最高峰仍在于德诗汉译，这是狭义上的“诗歌”的意义，或许正因为中国现代最为杰出抒情诗人的角色，才使得冯至德诗汉译，尤其是青年时代的译诗清新俊朗、音籁天然、风骨独标！

冯至不是那种天纵之才的翻译家，但较之后来者的刻意渲染文采却别有一种自然浑成的妙手天成之味；读他的译诗，有一种平淡素朴之感，这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并不常能见到的。譬如对《普罗米修士》的翻译，就将那种狂热的火气压低了数度：

早在1924年，尚未及弱冠之年的冯至，就已经用轻灵优美的笔触译介了海涅关于青春爱情的美好诗篇，“由我泪珠里，/放出无数花朵，/我的叹息/化作一片莺歌。若是你爱我，/我将花朵全给你；/女孩儿，在你窗前，/永有莺歌婉转。”这是多么悠扬的爱情表白，汉语之表达尤其达到了诗化境界，可见译诗之道未必就以年龄论高下。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虽同以海涅为翻译对象，但对冯至来说，却是“心路山重水复”。1950年代的《海涅诗集》的出版，相比较1940年代的歌德译诗，无疑有着更多的“时代色彩”之点染。按照冯至自己的交代：“这里选译的几十首诗，不能代表海涅丰富的诗歌创作的全貌。本来还想多译一些，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只好等到将来再做补充了。”在时间上是如何的仓促呢？“这些译诗，除了《哈尔茨山游记》里边的诗是旧译外，都是在极少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出来的”。1958年时，《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出版，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海涅诗选》中选诗33首，列为“文学小丛书”之一。从书名的选定就可以看出，是与其时的政治背景颇多密切关联的。这首诗的战斗性很强，“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同样一个诗人的作品，在不同时代可以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席勒、荷尔德林等人在德国历史上，包括在纳粹德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证明。而海涅的中国旅程，似乎同样说明了这点。到了1970年代，冯至翻译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他曾在《自传》中如此回忆这段经历：“1973年，我怀着愤激的心情翻译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翻译时，感到我青年时期，文艺界有些人喜欢读海涅的诗，只因他早期的抒情诗音调优美，语调浪漫，可是对他到巴黎后写的政治讽刺诗却知道得很少，因而写了一首绝句：‘当年海涅成风尚，罗累莱歌舟子情；重展旧编新耳目，齐鸣万箭射毒魔。’”这个“愤激的心情”非常重要，可以理解海涅汉译对于冯至的重要作用，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精神煎熬时代，海涅是被用来作为诗人的精神支柱的。197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年代，但转折并非一蹴而就，不仅要重视1976年的作用，也要关注其承上启下的相关年份，诸如1971、1978等。对于诗人冯至而言，1973年的选择“冬天”，未尝不是为了中国已经将要到来的春天预作准备，因为就像雪莱吟诵的那样：“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1970年代的冯至，已经是年近古稀，一个将向生命的最后阶段迈出的老人，却仍有着那样一种顽强的意志，在苦苦追寻可能望到的光明。所以通过冯至的汉译，我们能听到海涅的吟唱：“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藏书网9９ｌｉb•ｎet

而对荷尔德林的《命运之歌》的汉译，则如有天籁自空而降，清新自然，一派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