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我来当画像模特，”她说，“我叫李奥拉·邓肯。”她停下等着。

维令今年56岁，在人均寿命129岁的这个时代，他勉强还能算个小伙子。

“你不喜欢？”他说。

画师用大拇指点着自己的鼻子，对勤杂工说：“等我打算告别人世，才不去‘一滴就丧命’呢。”

“哎呀呀，邓肯小姐！邓肯小姐！”他说，然后开玩笑道，“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是人世间的入口，而不是人世间的出口！”

“能和您待在同一个画面里，我实在太荣幸了。”她说。

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稳定在4000万。

“公元2000年，”希兹医生说，“科学家还没插手干涉和制定法律之前，这里连足够的饮用水都没有，能吃的只有海草——但人类依然坚持要像兔子一样繁殖的生育权。同时还要尽可能长生不老。”

房间正在重新装修：为了纪念一位自愿去死的人。

“打算自己动手？”勤杂工说，“老先生，你会弄得一塌糊涂的。就不为替你收尸的人着想一下？”

他在劳作的那面墙上画的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花园。身穿白衣的男女医护人员翻开土壤，播撒种子，除去虫患，喷洒肥料。

维令掏出一把左轮手枪，笑容随之消失。

他笑得满脸放光。

“你难道不正站在他们中间吗？”画师说，他脸上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知道吗？这幅画名叫《生命的欢乐花园》。”

“那好，”画师说，“要是可以的话，请帮我排个时间。”他把自己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她。

“谁也不想送亲人进‘猫笼子’。”希兹医生悲天悯人地说。

没有人跑来。大概没有人听见枪声。

“我觉得他们没戏，”她说，“我们没接到三个一组的预约。今天似乎都是单个的，除非我走了以后又有人来。他叫什么？”

一个喜欢挖苦人的老家伙，200来岁，坐在折梯上，一肚子不情愿地绘制着壁画。换成以前看得出年纪的时代，他会被视为35岁左右。等不老药发明时，岁月已经将他侵蚀到那个程度。

“难道你愿意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地球人口200亿——正在往400亿走，然后800亿，再然后1600亿？维令先生，知道小核果是什么吗？”希兹问。

“联邦终结局。”接电话的声音特别温暖，就像一个女招待。

“我希望大家别那么叫它。”李奥拉·邓肯说。

“什么？”她说。

“三胞胎！”她说。她惊叹的是三胞胎的法律意义。

“谁不敬慕他呢？”她崇拜地仰望希兹的画像。画里的医生是个皮肤黝黑、满头白发、全知全能的宙斯，他已经240岁了。“谁能不敬慕他？”她重复九_九_藏_书_网道，“正是他在芝加哥兴建了第一个毒气室。”

但他没这个胆量。

“你心里觉得人生是什么样子？”勤杂工问。

虽然冯内古特很抗拒“科幻小说作家”这个标签，但他的作品《未准备佩戴》（Unready to Wear, 1953）确实刊登在了《银河》杂志上，而且他经常想象外星人的社会与文明。1965年，他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文章《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冯内古特：小说与短篇小说，1950——1962年卷》，美国文库，2002），称他的小说《玩家钢琴》（Player Piano）出版后，他“从评论家那里得知，他是一名科幻小说作家”，自那以后，他就成了“（科幻）文件柜里一名不情不愿的住客”。按照他的说法，只要一名作家胆敢“关注科技”，就会成为科幻小说作家；他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在“喜欢被归为科幻小说作家”的那些人里，有很多“安于现状”，因为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文化圈子的一部分。对冯内古特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类型文学，更像是一个“参与者”的类型文学。对一位独来独往、性格乖僻的老头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加分项。

她紫色行军包上的徽章图案是“联邦终结局服务部”的印鉴——一头停在旋转栅门上的老鹰。

他知道自己没法继续画壁画了。他任由画笔落在脚下的罩布上。随后，他认为自己在生命的愉快花园里已经待得太久了，于是慢慢爬下梯子。

希兹医生对维令的态度一下子变得严厉，他如铁塔似的站在维令面前。“你不相信生育控制是吧，维令先生？”他说。

“据我所知，”希兹医生说，“他们已经有一个了，正琢磨上哪儿再凑两个呢。”

勤杂工大笑，继续向前走。

画师用下流手势表达他如何不在乎自己的遗体会遭受什么磨难：“要我说，这世界受得了再多一点的脏东西。”

女人脸上有许多毛——怎么看都像胡子。毒气室女主人有个奇特的特征：无论刚招募来的时候有多可爱，大约五年后总会长出胡子。

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相对较少，但往往能够深刻地反映他的长篇作品的主题与风格。《2 B R O 2 B》是一篇讽刺小说，讲述协助自杀和人口控制。同时也言之有物地评论了长生不老的想法。它与《茫茫黑夜》出版于同一年，后者由福西特金牌出版社（Fawcett Gold Medal）出版，首印数达175000册。

冯内古特远九_九_藏_书_网离类型文学的做法或许非常明智，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由此获得了一个广泛得多的读者群体；另一方面是他使用科幻小说桥段达成的目的也与绝大多数科幻小说不同，他的目的包括在作品中体现他的荒诞主义、夸张手法和讽刺天赋。虽然威廉·泰恩和斯特潘·查普曼这些作家从没离开过“科幻”这一类型文学的范畴，但他们与冯内古特有着某些相同的特质。他们的职业生涯不够成功，这不仅因为他们出版的小说比较少，更因为他们不够热忱的姿态给一些科幻小说编辑造成了错误的印象。最后，类型文学还是俘获了冯内古特——2015年，他的名字被纳入了科幻与奇幻小说名人堂。

就在李奥拉·邓肯为画像摆姿势的时候，希兹医生本人大踏步地走进等候室。他身高足有7英尺，权贵感、成就感和对生活的愉悦感满得都快冒出来了。

勤杂工耸耸肩。“要是你不喜欢这儿，老先生——”他说着就想到了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要是你不想继续活下去，就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号码里的‘O’要念‘naught’（naught，音同not）。号码是‘2 B R O 2 B’。”

死亡，除了意外事故，只是自告奋勇者的冒险旅程。

“多快能预约到？”他小心翼翼地问。

“差不多就是我做的事情，”她说。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矜持。她负责在杀人的时候送他们舒舒服服上路。

勤杂工看看壁画，再看看画壁画的人。“画得这叫一个栩栩如生，”他说，“我觉得自己正站在他们中间。”

“维令，”等待的父亲坐直身体说，他红着眼睛，衣衫不整，“小爱德华·K.维令，快活的准爸爸就叫这个。”

画师露出轻蔑的表情。“你觉得我为这幅狗屁东西感到自豪？”他说，“你觉得这是我心目中人生真正的样子？”

“啊哈，你也敬慕他，是吧？”他说。

“画这么好的画肯定感觉不错。”勤杂工说。

一个粗鄙而令人生畏的女人踩着高跟鞋大步流星地走进等候室。她的鞋袜、雨衣、皮包和海军便帽全是紫色的，画师称之为“审判日上的葡萄色”。

然后他又一枪打死了李奥拉·邓肯。“不就是死吗？”他看着她倒在地上，“多好！两个人了。”

维令，等待中的父亲，低着脑袋嘟囔了些什么。然后再次陷入沉默。

“身子只是身子而已，是吧？”他说，“让我看看。作为一名艺术大师，我推荐这个。”他指着一个捧着枯枝走向垃圾筒的女人身体说。

“还有好多张脸要填进去。”勤杂工说。他说的是壁画中还有许多人像的面容还空着。所有的空白都要用医院管理者和联邦终结局芝加哥办公室员工的脸来填补。

一切都堪称完美。

“没什么。”他回答。

一个明媚的早上，芝加哥产科医院里，一个名叫小爱德九九藏书华·K.维令的男人正在等待妻子分娩。他是唯一的等待者。如今每天降生的人数不怎么多。

“我是隐形人。”维令说。

“这画真漂亮，”她说，“像是天堂什么的。”

画师假装欣喜地啪啪鼓掌：“你说你不懂艺术，但没一秒钟就懂得比我多了！当然了，女招待怎么能推小车呢？割草的或者剪枝的，这些比较适合你。”他点了点一个在苹果树上锯枯枝的女人。“她如何？”他说，“觉得她怎么样？”

冯内古特其他的重要小说还有《泰坦的女妖》（The Sirens of Titan, 1959）、《茫茫黑夜》（Mother Night, 1962）、《猫的摇篮》（Cat's Cradle, 1963）和《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 1990）。冯内古特的晚期作品同样优秀，而且有可能受到了低估。最近美国文库再次出版了他的所有小说，这就是其作品之优秀的铁证。冯内古特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曾被归为科幻小说、讽刺小说和后现代小说。他在某些圈子内被视为马克·吐温的继承人，但事实上冯内古特的超现实写作手法更接近威廉·巴勒斯，尽管两人的风格大相径庭。若是马克·吐温和巴勒斯结合，生下一个孩子，就该是冯内古特。

“那么我非常乐意，”画师说，“把你永远安排在他身边。正在锯树枝——你觉得怎么样？”

“里面打电话说三胞胎刚刚降生，”希兹医生说，“母子平安。我正要去看看他们。”

画师思考的是人生的怪圈，我们挣扎着生到世上来，生下来以后又挣扎着多生后代……繁殖，同时尽可能长久地生存——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个必须永远存在的小小星球上。

“我告诉你，”他说，“荣幸的是我才对。缺了你这样的女士，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美好得起来？”

“我也不想要我外公去死。”维令说。

他朝她敬了个礼，随后走向产房：“猜猜刚生出来了什么？”

她没什么兴趣地打量着壁画。“老天，”她说，“我看起来都差不多。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先生，”她说，“甚至更早，要是有人取消的话。”

然后他也给自己喂了一颗子弹，这下子有三个人的名额了。

这个号码所属的机构有许多个难听的绰号，其中包括：“自助死死机”“鸟园子”“罐头厂”“猫笼子”“窝囊废处理中心”“早死早投胎”“老妈再见啦”“痞子好快活”“亲亲我走了”“幸运老皮”“一滴就丧命”“华氏搅肉机藏书网”“从此不流泪”和“干吗还担心”。

他拾起维令的手枪，很想一枪干掉自己。

“哦，维令先生，”希兹医生说，“刚才没看见你。”

X射线说他老婆要生三胞胎。他们将是他的头几个孩子。

“而你给人下药。”他说。

“三胞胎！”他说。

“呃，”李奥拉·邓肯说，“那更像一名处理人员吧？我是说，我负责服务，处理不归我管。”

维令继续望着墙上的某个地方。

“你这人嘴巴太坏。”勤杂工说。

“我的天——”她忽然涨红了脸——“这个……我岂不是就在希兹医生的旁边？”

“好极了！”希兹医生热情地说，“这幅画真是不错，你说呢？”

“怎么叫它？”希兹医生说。

“父母找到三名志愿者了吗？”李奥拉·邓肯问。

年轻人维令缩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他真是狼狈，一动不动，面无人色，仿佛变成隐身人。他成功地与背景融为了一体，因为等候室本来就乱七八糟，让人泄气。椅子和烟灰盘被搬离了墙边。地板上铺着溅满油漆的罩布。

“你的孩子——无论你打算留下哪个，维令先生，”希兹医生说，“他或她都将活在一个快乐、宽敞、干净、富足的星球上，感谢生育控制。就像壁画里的花园。”他晃晃脑袋，“200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那真是一个活地狱，大家都认为熬不过20年了。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和平和充裕，一直能延续到人类想象力的尽头。”

所有疾病都已臣服。衰老亦然。

维令一枪崩掉了希兹医生。“够一个人活了——好大一个。”他说。

他举起右手，望着墙壁上的某处，发出一阵嘶哑而凄惨的笑声：“暂时还是。”

“什么的，”画师说，他从工作服口袋中摸出名单，“邓肯，邓肯，邓肯，”他查看着名单：“对——上面有你。你即将永垂不朽了。看看哪个没脸的身子是你想把脑袋放上去的？还有几个选择。”

“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李奥拉·邓肯说。

“你说得太对了，”希兹医生说，“请原谅。”他改了口，说出市立毒气室的官方名称，正常人说话一般不用这个名称。“我应该说，‘人道自杀场’。”他说。

画师坐在折梯顶上，对着下面的惨状凝神思考。

“我没走错地方吧？”她对画师说。

“希望大家别叫它‘猫笼子’什么的，”她说，“容易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要和您上同一幅画了。”她羞答答地说。

“这得看你来干什么了，”他回答，“似乎不是来生孩子的吧？”

“我要这些孩子，”维令静静地说，“三个我都要。”

一名医院勤杂工走在过道中，低声哼唱着最近流行的歌曲：

画师指了指九_九_藏_书_网地上的脏罩布。“这幅就描绘得不错，”他说，“裱起来，比墙上这幅他妈的有意义多了。”

“你好像不太开心。”希兹医生说。

他指的是画里的一个白衣男人，那张脸的蓝本是本杰明·希兹医生，这所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希兹英俊的脸让人目眩神迷。

“我觉得这个政策妙不可言。”维令紧张地说。

“你当然想要了，”希兹医生说，“人性如此。”

“不知道。”维令阴沉地说。

“万岁。”维令干巴巴地说。

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2007），标志性的美国作家，以其超现实和非时序性的科幻小说《屠场五号》（Slaughterhouse-Five, 1969）而闻名。《屠场五号》讲述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男人在外星人动物园里的奇异冒险和他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痛苦遭遇，完美地捕捉了对美国反文化时期的现象。

没有监狱、没有贫民窟、没有精神病院、没有残疾、没有贫穷、没有战乱。

“换了你你会开心？”维令说。他比了个代表无忧无虑的手势。“我必须在三胞胎里挑一个让他活下来，然后送我外公去‘痞子好快活’，带着收据回来领人。”

他看见房间角落里的电话亭。他走过去拨打那个熟悉得不能更熟悉的号码：“2 B R O 2 B。”

“太适合希兹医生了。”勤杂工说。

“小核果，维令先生，是一个小小的圆球，黑莓的浆果果实。”希兹医生说，“没有生育控制，人类会像小核果一样长满黑莓树一样爬满地球表面！想想看！”

穿紫色衣服的男女收拾杂草，割掉衰败的植物，修剪叶片，搬着垃圾走向焚烧炉。

画师想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让人讨厌。比“猫笼子”“痞子好快活”和“早死早投胎”都让人讨厌。他想到了战争。他想到了瘟疫。他想到了饥荒。

从来、绝对、肯定不存在——甚至在中世纪的荷兰或古代的日本也没有——这样一本正经的花园，受到如此良好对待的花园。每株植物都有充足的肥土、光照、水分、空气和它需要的一切养料。

“生存还是死亡”是联邦终结局市立毒气室的电话号码。

“神圣的肉汤啊，怎么可能？！”她说，“这个位置……实在太光荣了。”

“我猜不到。”她说。

法律说，除非父母能找到愿意主动求死的人，否则就不允许新生儿活下去。三胞胎，要是想让他们全都活下来，就必须找到三名志愿者。

“犯法吗？”画师回答。

“谢谢你，先生，”女招待的声音说。“你的城市感谢你；你的国家感谢你；你的星球感谢你。但最衷心的感谢来自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