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由“物”讲到“族”，“族”是带着弓矢到处去打猎，是个游牧社会。

《诗经》云“如坁如京”，是说农民收成之本，“坁”即𨸝，“𨸝”即氏也。

《孟子》云：“得乎丘民。”

“”或“”，即“岸”字，“山”表形，“干”表声而已。“氏”即“”，即山旁有一块东西好像要掉下来，故许慎说“氏”者“巴蜀名”，不一定对。与许慎同时之应劭说：“天水有大阪，名曰陇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山堆”即山阜、山崖。《晋书地道记》云：“汉阳有大阪，曰陇坁，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此处所说之“汉阳”即汉水北，“”即氏，“ ”即𨸝，“ ”是不明白而特意多加上去的。“氏”即𨸝，“阝”即阜。“𨸏”者，许慎说“秦谓陵阪曰𨸝”，是对的。故“氏”与“𨸝”实乃同一字，而许慎将之分成两个字，其实秦（陕西）、蜀（四川）的说法是相同的。

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文明发源都是从农业开始。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其实中国不同于上述三国，因农业发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国农业的发展并非单靠一条河。此外，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均位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纬度、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与巴比伦面积小，印度较大但比较单纯，而中国却幅员广大，此点亦与上述诸国有别。

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是黍与稷。最早产于北方的便是黍与稷，我国的《诗经》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讲到占卜年成好坏，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记录，但未见有“求麦”。因为黍贱易种，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人求丰年只求黍。这是历史材料，当我人研究此种甲骨文之史料时，应该产生问题，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麦。原因如上所说，因黍不值钱而易种，是商代人的主要农业作物，这证据可在《诗经》中找到，因“黍”“稷”两字很多。藏书网

农业民族没有防御的必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没有国家和团体观念。

我人如要研究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根据历史来研究。

“氏”摔下来时，声闻数百里，四川的扬雄在文中曾说：“响若氏隤”，“氏”即𨸝。许慎《说文》中引用扬雄此句，说这是四川人的说法，但其实陕西人亦是如此说法。

“禹会诸侯于塗山”，“防风氏后至”。所谓“禹会万国”，古代无国而只有氏，故此处称“防风氏”，而不叫“防风国”。一个氏即一个部落，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又如“民阜”，即人口多是住在山岩处，“阜”即“𨸏”。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农作物，因为郑玄说：“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方以麦为主，种麦处即是种稻处，我国南方以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要的水分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分少，故生在高地为宜。

今提出另一证据，束皙《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是指山地、丘陵之义，即黍开花于山上。长江流域地区的山上可种稻，但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山上则种麦。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种高地山上的农作物，是旱地作物，证据是“舜耕历山，渔雷泽”，这是说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鱼。

“陆”亦是高地，故今日人说“大陆”是不对的，因黄河、长江流域均非大高地也。高地可种谷处叫“原”，高而平的才可叫“原”。今人称“民阜物丰”，此处何以人多用“阜”字？因为古人住在阜上。

《左传》云：“原田每每。”

又如曲阜，即高地也，今仍可见。陈国叫“宛丘”，亦是一丘。又如唐尧所居之处叫“陶丘”。

中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不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其支流的渭水、泾水、汾水及洛水一带。其实这已是后期了，因中国最古的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可称为“高原文化”，故并无西方人所谓的“在摇篮中孕育的文化”。埃及、巴比伦的花是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的则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并非花，而是松柏，即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我们可称古代为氏族社会。

我人可否根据黄帝轩辕氏“邑于涿鹿之阿”一句，来说明当时有城？

古代称人曰有虞氏、有夏氏、陶唐氏，但对殷不称“有殷氏”，而称“殷人”，可见殷商时已搬下来住，不住高地了。故如用“氏”与“人”来分别的话，商代以后可称今代，夏代及以前可称古代。

《穆天子传》云：“天子西征，升九阿。”又云：“平陆。”

甲骨文是盘庚后之文物，是我国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由传说而来，不一定可靠，此乃由推想而来的假说。

《说文》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

又如“危”字，用“ ”为偏旁，是说人在屋脊上，故危，如范痤“因上屋骑危”。故从《说文》中便可了解古代社会。

《易经》中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证明古人住在山上。又《礼记·礼运篇》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也；“营”者为一个个散布的窟窿。北方的太行山区，今日仍见到其半山区有此种穴居。故所谓“穴居”者，并非地下挖洞，而是在山上挖洞。又有《孟子》中云：“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再一证明：神农一名“烈山氏”，意即神农氏发明农业，将山上的树木烧掉作肥料来种田，并非用水利灌溉来种田，所以又称为“烈山氏”。

上节谈到《公刘之诗》的“陶复陶穴”，据徐锴解释是在地旁岩下筑室。马融的《长笛赋》云：“岹窗岩𥦸。” 徐锴的注释即是根据马融之说而来，故“复”即“𥦸”，说明古代人穴居在山洞中。

氏有地域观念，后来转而为家族观念，因此由氏族社会转而为宗法社会。

由以上诸证，即可说明古人住在高原（穴居者即是在山上挖洞）。《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就”者，即是往高地而居。因当时古人还不知道在平地上造宫室，所以就在山地上挖洞而居也。

《国语》云：“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九京”是指死人葬地，古人葬死人即葬在家中。

我人可由“九京”联想到，“九原”亦是人死后之葬地也。《说文》云，“原”是高的、平的野，故“原”者，是“高平之野人所登”。

总之，中国古人何以住在山上，尚待吾人做实地考察之研究。

《周礼·周官》云：“九夫（夫，家也）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这时候的人已不住在山上，但“丘”仍作为人居住的社会单位，故不叫村而叫“丘”。

《诗·大雅·绵》中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复”即“𥦸”，总之穴居者即是“山居”，居住在山上是也。

又如“庶”字，人口众多，所以用“广”旁，因古人本是住在99lib•net山岩处的。

我国古代这些事实，因有史书记载，可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山居与山耕同时，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今日在北方仍有遗迹可见。黍是极简单的农作物，生长于高地，这种黍稷文化亦可称为“陵阪文化”。

中国社会是散漫而不团结，但相安无事。自小处讲，变成家庭观念；自大处讲，则变成国家观念。

由上述各种证明，可知古代人种田均在山坡上，种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

《荀子·解蔽》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唐时人注曰：“石，穴也。”则荀子时仍有人住于穴中。又《诗经·东山》曰：“洒扫穹室。”此两字均从“穴”。

《庄子》云：“丘里。”

总之，“丘”是“土之高也”（《说文》），人住在高地上也，也有写作“ ”的，即二人住在丘上。何以人居于山上？又一证明为：

《管子》云：“乡丘老不通。”靡》。">

“ ”“ ”两字，即是因岩为屋之意。例如“庐”字，照理此屋应造在山上，如今则是造屋在田间之意，但观其字形是造在山岩处的。

“物”字从“牛”从“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种，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种说法。“物”本来是分别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沪语“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读作“勃”，考察之义。故“物”者是在旗上画一个手，这证明古代是图腾社会。

所谓“氏族”，中国古代均称“氏”，如神农氏、烈山氏、轩辕氏，直到春秋时代，尚有“氏”之称谓。“氏”者，《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堆”即“𨸏”，石堆也，亦有称为山堆、山阜者。

总之，“氏”即高山上之土堆，可以居人，也可耕田，因此住在那里的人，叫某氏某氏，这是我钱穆的独有见解。“民”字是从“氏”变来，即是“ ”，故《康熙字典》中查“民”字在“氏”部。住在“氏”处的人叫“民”，人即民，民即人，民非君民之民，是无阶级的。梁启超说，民即老百姓，是被统治阶级。其实，民不分阶级，例如“厥初生民”，“民之初生”。古代大部分人住在山上，故称某氏某氏，即“胙之土而命之氏”。古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统而氏分，如姓姬者，即凡姓姬者即属同一血统，氏则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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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何以要住在山上？一说人为避洪水，故居山上。孟子曾如此说过，《孟子》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时，人民大多已住平地，但根据“营窟”二字，即可证明人住于高地。此处孟子所说，与《易经》和《墨子》说法不同。

最古的中国社会并非原始共产社会，而应称为“氏族社会”。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业为始，世界各国文化的开始都是如此。

又一证明为《吴越春秋》：“尧遭洪水……尧聘弃（即后稷）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时的浙江人，此处所谓“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种田。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阿即高地）”。

以上证明古人的房子是造在高地上的。

段玉裁注《说文》云：“凡陆阜陵阿皆高地，其可种谷，给食之处皆曰原。”即高地上可种田处叫“原”，故郑康成注“原”云：“高平曰原。”

《诗经》云：“周原膴膴。”

古代的中国人是平铺的、散漫的，物质上是贫弱的，但可自供给足，因为穷，因此没有奢侈。西洋社会是吃了奢侈的亏，中国则否。

“族”者，即在一面旗帜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这是游牧民族，所游过之处，他人不得侵犯。

西洋人有悲剧，有惊险，因为是商业的；中国的农业则平淡无奇，亦无惊险。

《左传》云“八索九丘”，形容人学问广博，读过这些书。汉人注云，“九丘”即九州亡国之戒，即指古代的历史也，说明此人研究古代史很清楚。另一种说法为，“丘，聚也”，以国名丘，可见从前国家的人民住在山上。由以上可见，“丘”有三种解法：一为人住在丘上；一为乡丘、里丘；一为国丘。又，“虚”即“大丘也”，《易经》上说“升虚邑”，可见此“虚”是高的，“升”者即要建高之意。历史上说，鲁为少皞之虚，卫为颛顼之虚，陈为太皞之虚，郑为祝融之虚，晋为实沉之虚。即《左传》上说，这些国家都是住在山坡上的。

又有一证明：“舜居蒲阪”，“阪”即山陂。章太炎曾作《神权时代天子居九_九_藏_书_网山考》一文，此文为一创见，但有一病，即“神权时代”用于中国不妥当，此乃模仿自西洋。章氏曾见过日本人译书，曾云天子居山，即民众居下，这就不对了。民众当然也居山，正如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均居住山上，朱贵只是派往山下而已。

又一证明：后稷发明教人种田就在山西的稷山（并非陕西），自古就有此传说。

我在以上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氏族社会，一是黍稷经济。

再者，中国古代北方的农作物并非稻、麦，向来有所谓“五谷”，即黍、稷、稻、粱、麦，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再加上别的，则称“九谷”。农作物的品种，照理是由一处散布至各地，各种生物均然。所谓“生物一源”，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尚书》云：“既修太原。”

至商代时，人民已迁居至低地，但种麦者仍稀少，此时亦没有稻。由“氏”“族”两字来看，我国古代社会是游牧兼耕稼，可能游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耕稼民族反而住在较高的山坡上。人若要住在平地耕种时，需要有堡垒防御，但当时仍无城墙，相传鲧发明筑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农业民族与商业游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长住的、无争的，后者则是战争的、流动的、争夺的。

我国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有神农。“后”者，上帝也。“后”与“神”都是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两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或“后麦”而称“后稷”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最古的农作物是稷。

又《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或云：“人所居高丘也。”周人居镐京，即人居于高丘。

由于古代农作物种在高地，人居于山上，字写作“ ”即“氏”，加“𨸏”即成“民”字了。但书上并不说古人住在山上，“氏”者即山上住人的地方。又一证明为“邱”，从“ ”，亦可写作“ ”或“ ”或“ ”。“ ”即北，“ ”即地，人住在地上。此字从“北”从“一”，因人居在丘南，故从“北”。又《广雅》云：“小陵曰丘。”

当时古人对黄河仍不能做有利于农业灌溉之利用，至于黄河诸支流，也要等人对农业智识极高时才有用。

族是可迁徙的，氏则较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