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限止商人，故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但战国时已有商业，中国的丝织品，当时曾推销到欧洲罗马去，但不能过分发展。

士人在国立太学读“五经”，就读到周公的宗法。汉代的读书人有了钱后，来倡导敬宗恤族的事，其中一子做官有了钱，在家中替父立庙造坟，要去祭，于是二子、三子与长子均一同祭，这便成了“通财”的一个团体。所谓“家累千金，尽散九族”，把钱均分给兄弟儿女诸人了。故自汉代以后，士人渐渐成了“士族”，所谓“聚族而居”。此与古代贵族有所不同，古代贵族是周公所封，封建社会破坏后只有平民社会了，这并非是政府所封，是非世袭的。但这种士族形成后，子孙读书便容易了，因此这一族的子孙进入太学及入政府做事的机会便增加了。因而一个家族中读书人多，做官的便多，后来在当地成了大姓，即成了士族，附近的小家也因此永远爬不起来。这些大家族后来又从士族演变成“门第”，或称为“门阀”。

又如当时运采，由南方至北方，名叫漕运，政府有专人管理运输。

到了汉武帝以后，士人政府出现，读书人阔了，可做大官，政府均由读书人参政。汉代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太守，其年俸均为2000石，照当时的米价100文一石来算，2000石即20万文，等于二十金（即20斤黄金）。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说，汉代封千户侯的，岁入共20万，这叫“封君”，汉代所以给一大官2000石俸，等于封他一个千户侯。但其不同之处是，千户侯是贵族，可世袭，但不问政治；而官员非贵族，不能世袭，只是做政治上的官。汉文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中人指中等人家）。”汉时人有10万文钱者可算是中产之家，故做官有20万文等于两个中产之家。做官的可富而且贵，因当时人们不愿去经商，而愿意上太学。因此武帝以后，社会上聪明的人都到学校去求学了。

少府——专收山泽的税，为王室所用。

汉昭帝时的政府召集wｗw.99ｌｉｂ•ｎet各地代表开大会讨论盐铁政策，中央出席代表为大司农。其中有一代表将所讨论的事项记录下来，即是桓宽的《盐铁论》，一直留传至今。

太史公的理论是根据心理学，因大家都为自己，故最好让私人自由。此理论为针对盐铁政策而发，这是道家思想，但不反对物质文明。

从前的社会分为贵族与平民两种。贵族宗法是由长子永远世袭卿位，其余次子中有做大夫的，大夫位置亦永远由长子世袭，大夫之次子则为士。所谓“敬宗恤族”，即大宗要永远照顾到其他各族。

大司农——管理收耕地的税。

士在战国时叫“游士”，是活动分子。到了秦统一中国，士不能活动了，活动范围狭小了。

“门第”者，即一个家族数百年下来均读书做官，有了家族渊源。门第必定有“郡望”，汉代就有考试与选举制，而且是分区选举，一郡中20万人可选一位，如郡中有100万人者，便可举出五人，这是公平的分配。每年由每一郡举人至中央政府，举出去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由于其祖先家族本来在中央便有很多人做官，人人都知道，这就叫“郡望”。因此两家门第互相配亲，自此政府和社会的中心势力就都落入门第手中了。这并非政府使他们这一族有此特权，这一族就称为“书香传家”。

晁错是法家，主张重农抑商；董仲舒是儒家，讲教诲，讲礼。

自封建制度破坏后，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战国时期出了两种富人，当时富的条件要靠人力，耕种、制造、买卖、运输都一手包办，造成的两种富人为《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中所说的。等到实行盐铁国营，政府讲法治，上述两种富人均被打垮了。即战国时期有四民，秦汉时期工商人发展太快，武帝时给工商人以打击，但农人永远没有变。

武帝盐铁政策的背景，起自农租与商税，可与今日之经济政策会通比较。民间反对盐铁国营，因为当时人民无法找到铁制的小型农具，但最重要的是反对其经济理论。

综上言之，春秋时期是封建社会，战国则是变动的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则变成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当时有言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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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盐铁为每一国民所必需，故不让私人独占，否则会出大毛病，因此盐铁要由政府官卖国营。这政策可合近代欧洲之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来统制办理是合理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即有此种政策，且自汉至清代，政府对某几种商业是永远控制的，特别是盐，有盐政，盐务由专人管理。此为中国不能产生大资本家的原因。

古代贵族家庭，照周公定的宗法，平民社会是一家五口至八口，以一夫一妻为主，可有三代。

中国古代有耕地，但有一种非耕地，为不开放的禁地，包括山泽。非耕地也开放而抽税，政府设置二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即为：

春秋时代，宗教与学术不分，宗庙即是学府。当时的学术，贵族反而不及平民。到战国时代有先秦诸子出，有私家自由讲学，当时称为“游士”，但没有学校。汉武帝时开始，中央有国立太学，地方上的郡国有学校，县亦有学校。汉代时有国家办学校，有考试和选举，年龄到18岁的可由地方保送至太学读书，即成“太学生”。太学中的讲座先生叫“博士”，一年可毕业。应试者可选甲科或乙科，甲科毕业的可做郎，即担任中央侍卫；乙科毕业的做吏，可担任地方行政人员。

其中最高的政策是“因之”，即完全放任。“利道”者，是开了利来领导它，政府从旁协助。再次是“教诲之”，光是教并不好，因政府的智慧有限。“整齐”是一种计划经济，使一切经济事业齐头平均发展。“与之争”是政府抢民间的生意，即是与民争利，一切产业与生意全部为公。

之所以造成这种风气现象，是由于除了门第外，不易找到书籍，而且选举有舞弊，讲人情和关系，因此全国皆成了门第的势力，且是根深蒂固的。

春秋之学在王官，战国时期则是社会私家讲学。汉武帝以下，有国立太学，郡国有地方学考试及察举。

农租是政府的收入，是公的，由大司农管；商税是皇家的，是私的，由少府管。可见两千年前九九藏书的政治已很进步，即在经济上，两者已分开了。

董仲舒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准，不然生活会趋于不道德与骄纵，但也不可低过某一标准，否则便不能过活。以“礼”为标准和准则，此即西方人的所谓“法”，高于或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要有一限度，要纳之于轨物，使合于一标准。此制在汉武帝时就正式推行，其中最重要之一项为盐铁国营。

汉武帝一攻打匈奴，大司农的钱用完了，但政府制度不能改变，税收不能增加，因为祖宗的法不能改，因此汉武帝将皇家私款捐出来，并号召大家慷慨捐输。当时有卜式响应武帝号召，慷慨捐输。卜式原来是牧羊的，武帝即令其在上林牧羊，羊养得很肥，武帝问其故，卜式答道：“管理政治也不过如此。”后武帝封其官至九卿。但当时亦有富人不肯捐输的，武帝就说，山林泽海均是皇家私产，下令收回，自己烧盐开矿来捐给政府。于是烧盐处派盐官，铸铁处派铁官，因此盐铁商人失败了。

（五）其次与之争。

故中国并不似法王路易所说“朕即国家”，因皇帝与政府的财库是分开管理而使用，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是不专制的。

井田制度实施时，土地所有权在贵族（包括耕地与禁地，禁地包括山林池泽，为虞、衡所管），后来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于是有了兼并，成了“耕者有其田”了。政府认地不认人，只收租税，这只是指耕地而言，但禁地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有人私入禁地去谋生，叫做“奸利”。开始时政府称其为盗贼，因不易除灭，故设立关口向其征税，但这些禁地仍属贵族。

（二）其次利道之，

自汉武帝时的士人政府开始，士正式成为四民之首。当时晁错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以政治领导经济，以学术领导政治（美国以学者身份做大总统的可以说只有威尔逊一人）。

当时人们以为农租大，商租小，但事实不然。如封于江苏的吴王，一方面有海水可煮盐，一方面有铜9９lｉb•ｎeｔ矿可铸钱，叫做“吴王钱”，因此吴王极富有，比汉皇室还富，因此要造反了。

汉武帝时的盐官可能专卖的性质多，国营的性质少。

读书人做官年俸2000石，等于大地主（以100亩可收租3石计，要七八万亩地才能收到2000石之数）。当时对商人有苛刻的条件和限制。汉代有两种制度，一种是“算缗”，此是一种资本税，由商人自己呈报，叫“自占”。即有2000钱资本者，政府要收120钱，这是营业税而非所得税。如不呈报或呈报不实者，可由别人告发，而全部财产充公，其半数则送给告密者，称为“告缗”。这是一种坏制度，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有点近似于仿效此法。

战国时代礼贤重士，社会自由发展而产生工商业，因此跑出游侠与货殖两种人。

到了汉代，都是小家庭了，不是宗法的，而变成经济的了。有钱可雇用奴隶，如有800名奴隶帮其做事，但这800人均各有家，因为付不起人口税而逃避政府，政府只向地主收取，且是加倍收税。但这些奴隶与罗马的不同，是自由的，是商业团体合伙的伙计而已。但人的聪明才智各有不同，并且努力的程度不同，故又会分出高下，那是必然之事。这是天生的、自然的不平等，所以有所不同了。

《大学》中所说的“齐家”是指千乘之家，非指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当时大家族中没有人生产或做工经商，而养有大批奴隶。

（三）其次教诲之，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经济政策有五种：

今日的社会已在变型中，后果则不可知，是照中国原来的传统呢，还是照资本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已不可知矣！如果照传统的理想，是以学术来领导政治，由政治来控制经济。

所谓“徭”“赋”者，“徭”是役，“赋”是田租。汉时的人贫富不均，当时有“货殖”与“游侠”两类人，后者则为不正当的奸利，因此有一部分人出来主张重农抑商。商人代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农民则为劳动者。晁错属法家，董仲舒属儒家，他们均主张重农抑商。

士在九_九_藏_书_网战国时期的活动力很强，一个士的手下可以有数十甚至数百人来跟他学习，各国均看重他。士的生活优美，但他们是平民，是小家庭，不如卿一般有百乘、千乘之家。但在汉代大一统的政府之下，游士没有了活动的余地，战国时有人养士，而自汉代开始士已没有凭借了，变成半耕半读了，即是做农民在乡间读书。中国的农民在冬天闲了，即农隙时期，就可做学问。此外尚有牧豕的公孙宏、樵柴的朱买臣，均在生活空闲时做学问。这是武帝以前的情况。

汉代仍为四民社会，但以商人最为活跃。等到武帝用经济政策压迫商人，商人、武人无地位了，于是武帝重用士。自此以后，秦始皇以前的贵族政权没落，汉高祖时实施平民政权，故武帝时成为“士人政府”，此后一直到清代均如此。

西汉开始有士族，东汉开始有门第，这与经济不相干。这社会的演进是：从四民社会到郎吏（士族）社会，再进到门第社会，但这均是以士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可称门第为新的贵族。战国时这种社会，是平流竞进的、活泼的、生动的，人人可各找出路，均可往前，有进取，有前途。这社会一直到产生士人政府和门第才又趋于安定，但这并非由经济决定。

（四）其次整齐之，

汉代有103郡，每郡有一太守，再加上中央的三公九卿，还有其他的大官，至少有110人以上，且每隔数年要换。如此经过数十年后，做大官的读书人之家均变成阔的家庭了，士的社会地位提高，经济状态改善了。

郎分发出去任各级长官之前，均须先在皇宫中做侍卫，然后再分发到各地方去做官。如果任吏的成绩优良，便可受察举而做郎，每一地方每年可察举一至二人去中央政府做郎，可见政府官员都是从郎中加以选任，这便称为“士人政府”。所以自武帝以后，中国读书人（即士人）的地位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农、工、商地位亦不如士，军人不再打仗，出路没有了，贵族也没有了。故这个社会可称为是士中心的社会，是由士领导的社会，由汉代直到清末，都是如此。

汉代之经济政策很切合当代社会主义之模型。

（一）太上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