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蔡泽在其著作中讲及商鞅说，商君为孝公“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决裂”即撕破，朱子见了蔡泽之言而说破坏，这是说阡陌打通了，朱子根据蔡泽之言而说破坏划削，遂成定论。

井田制度破坏后，改为赋税制度，此与经济政策有关。但二者非一，赋税为国家之财政问题，经济政策为国家政治上之理论问题，此又关联到土地制度。

《周礼》说商鞅帮秦国人“开阡陌”是说错了，商鞅只是将东方人的办法搬去西方使用，其实东方早用此法。太史公亦并非说商鞅为首创“开阡陌”者，故商君为孝公“决裂阡陌”并非首创，但帮助秦人“开阡陌”而已。

但朱子疏忽了一点，只讲太史公的“开阡陌”，却并未讲及“开阡陌封疆”之“封疆”（按钱穆先生对“封疆”两字有要论）。《周礼》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四封之内“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此处《周礼》所说之“都”是指城内，“鄙”是指乡下。“封沟”之“封”字是名词，而此处将“封沟”二字全作动词用，即挖掘之义。又，“封树”二字亦是名词作动词用。

《左传》中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初税亩”者，意即开始要抽取田的赋税，“藉”者，助也，借也。由八家共同种公地，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

封疆太高的即成长城，秦始皇时将长城拆掉，只留下北方的一部分，将以前四国（即魏、秦、赵、燕）所建相连而成一长城。

又《周礼》云，邻、里、鄼、鄙、县、遂“皆有地域沟树之”，“沟树”即将挖起之土变成“封”，再种以树。又云“以强予任甿”，此句意即将疆送给流氓，“甿”即农夫而成流氓者也。

《谷梁传》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税。……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99ｌiｂ.nｅt

《礼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汉代初年距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尚不远，可见改为“履亩而税”的事，虽无确切证明，但是人人都知道。

《诗·大雅·生民》说，后稷之母姜嫄一日外出，见路上一大足印，踏之肚动，怀孕而生后稷。起初弃之于隘巷，而有牛羊喂他，又掷于冰河之上，而有鸟暖他。因此姜嫄又将之拾回，取名为弃，长大后教民稼穑。后稷必有其父，也必有家庭。树林中有樵夫，草地上有牧人，可见当时已有农牧。他后来教民稼穑，不过是他对农耕种田特别有研究，但并非是他创造农牧，其实在他以前，已是农牧稼穑的世界。

程瑶田的《宗法小纪》为清人所推尊，不过他的说法有一不同之点。普通我们划分阶级，是政治上的，即：（一）天子、诸侯、公卿，（二）大夫、士，（三）庶人。但程氏以为大夫、士有宗法，而天子、诸侯没有。

清代人有创“农宗”，即所谓农村宗法的。今日中国的宗法破坏了，故须另有新制度。

人类的最原始是天，但天造人之说是不必也是不可能的。以全人类言，人祖于天，按宗教说是天创造人，而西方科学家说，人是由生物进化而成。但中国人讲人的原始，只讲祖宗，如周的祖宗即是后稷。

中国北方在三千年前是无人居住的，只有活动的畜牧民族流动散居。周代的封建是有动静的，有姿态的，例如《诗经》中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此节《诗经》是说，当地有谢人住，但无城，于是王命申氏去围筑一城。召伯在申伯附近，同为本家，彻为开辟，即请助造一城，开辟土地，王又命申伯一家人搬去住。

汉代时晁错劝汉文帝移民殖边，曰：“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此处所说“相其阴阳之和”，是指查看阳光、风雨以决定朝向。此段文字是讲述古代之封建情况，即谈及封建制度之形成、古人的产业及权利义务。在井田制度下，人人平等，故称“平民”。井田制度破坏后，人民就不平等了，这种封建，可说是武装的垦殖。九九藏书

从前是井田，授田100亩而受田，且要还田，并替公家种100亩，但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缴租。

一块井田约900亩地，由八家共配一井，公田居一，900亩地分成八家，由政府配给人民，叫做“受田”和“授田”。20岁时赐给他，60岁时由政府收回，如18岁便能种田的话，政府另给一块，叫“余夫”。后来有人说，井田制是后来的人托古改制而伪造的。但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井田制并非单是记载在一本书内，而是很多古籍中均有记载。《诗经》中亦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见在《诗经》中已有“公田”与“私田”之称。

据《史记》记载，商君相秦，“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因而废除了井田。又据朱子《开阡陌辨》一文所说，所谓“阡陌”是田间之道，即朱子说“开阡陌”是破坏划削之意，并非创置建立。

所谓“封疆”者，即封起一块地，用宽的、平的、高的城围住，内有廓，可住人，有屋有街道。

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将一整块土地划成900亩，中间的100亩为公田，其余800亩为私田。如果私田的收成不佳，则责备吏；如公田收成不好，则责备民。因公田是由八家九_九_藏_书_网私田佃户所种，公田收成不好，故要由种私田者负责。“初税亩”者，即将井田制破坏，取消了公田，全部向私田收取十分之一的税。

西方的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制度。

讲到周代的封建，可参看《国史大纲》，现在来讲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传说周公发明了礼乐，宗法社会与封建政治是相互配合的。

总之，是有宽的、高的阡陌，阡陌内则必是井田无疑。

程瑶田说，宗法制度是兄弟制度，不仅是孝，且亦有悌，因父子是无问题的。

所谓“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直至今天，宗法几乎破坏，但异居同财之法则仍有保存之处，今日仍未破坏，即仍保有祠堂。祠堂每年有祭，由有钱的人出钱，如有穷寡疾病的，则由祠堂出钱，有祭田，有学田。此即“有余归之宗，不足资之宗”之意，即所谓“敬宗恤族”。

周用宗法制度来实行封建制度，以长子传诸侯之位，其余的儿子均封出在外地，各赐地一幅。此为周代首创，与商代之兄终弟及不同。

“吏”是教八家种田之人，教的是历法，正如管宗庙的人要懂天文、节气，用来告知种田之人，至今仍称为“时令”。“令”者，即政府派人告诉农民何时该下种，何时该做什么以及如何种田等等。民众不得不接受贵族之令，因贵族懂天文历法。私田收成不好，责备官员，公田不好则责备人民，因帮助种公田，故不收赋税了。所以后来要改变为“初税亩”者，可能因人民只是种私田，而忘记了公田。因为人是先私后公的，除非是圣人。因此后来去公田而履亩，抽十分之一的田赋，因此公田没有了。

由于井田制度破坏而改成“履亩而税”后，以后就大变了。

《左传·宣公十五年》云：“初税亩。”

周代之封建可说是一种武装垦殖。

从前的阡陌是很宽的，但后来阡陌被侵入而破坏后，即是所谓“赋税平”。这样一来，变成是种田人自己的田了，只抽赋税，是按照亩数多少而收税，变成“耕者有其田”。这与“莫非王土”“莫非王田”不同，即是土地所有权转移了，由公田而变为私田，由属于政府的而变为耕者所九九藏书网有。这变更转移非政府的成文法，而是不成文的习惯。这些田在民间亦可买卖，政府不管，因此自战国时起有了兼并，但战国以前的土地是国家所有，不能兼并。

文王活着时并非王，这叫做“追王”，周公即主张不应以武力打天下，只有文德才可统一天下，说明武力不足恃，故举出文王为周代开国第一代。文、武、成、康都是长子相传，称为“嫡”，是为宗子的规矩。

如果一父（称为始祖）生下四子，都是二世，但只有嫡长子可继别为宗，才可以传承，其他二、三、四子都是庶子，不可为宗，不能继别。父子可以同居，但兄弟不能同居。儿子继承其父，名叫“继别”，并且要祭祖宗，规定有数子时，只有长子才可主祭，管宗庙的只有一家。因此每有一房儿子，长大时让其独立，使其经济独立，故有了井田制度，这就叫做“异居同财”。

西方人是每一城事奉一神，延续至后来成为统一之宗教信仰。中国则每一城有一祖，如曲阜之祖为周公，临淄之祖为太公，一切均源自周文王。故中国是人本主义者，西方人则由多神而统一成一神之基督教。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产生“由灵返肉”主张而开始重视商业、艺术，以致演变成今日之唯物史观。中国则是政治代替了宗教。

井田是一种王者之政，与西方之农奴有所不同。此时井田制已成为“耕者有其田”，再而便造成兼并。

周公灭商后仍封其后裔为宋，封夏的后裔为杞，凡有一祖，均封以地，但全国均应祭文王，社会上每一人均应祭后稷（神），因此使周之地位凌驾于各邦族之上。他以后稷与文王来服天下，规定每一国均有一庙，但鲁国的庙只能祭周，不能祭文王。又由鲁分出的齐，只能祭姜太公（姜太公与周文王同时）。只以始迁祖为祖，每一国有一祖，以前的不管，全国祭周文王最大的庙只有一所。

“祖”“宗”二字来自宗法社会，“祖”即开始之义，“宗”即祭也，一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宗法有两种说法，严复译的《社会通铨》比马克思的说法妥当。程瑶田为清代乾隆时人，著有《九谷考》与《宗法小纪》，二书极为精要，写得极好，我即根据其说而加以发挥之。

本章讲到封建社会。

但是，阡陌至汉时仍存在，如匡衡得政府所封之地叫“陌”，原有规定的界线，但多划了属平陵君的400亩地给他。可见阡陌是很阔藏书网的大路，且到汉代尚有存留，即是说，到汉代时尚有阡陌的遗迹。

从“氏族学”可知，每一姓均有祖，宗法最重要的是祭。死人是天，生人是人，死生即天人关系。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商代人认为天子为天所派下。周武王灭商称“天子”，但周公主张百世不迁之大宗是周文王而非武王。文王只是西伯，只是一诸侯而已，周公要以文王为始祖，并给已死的王以谥号，如文、武、成、康，以代表其一生的事业品德。

古代人民有很多氏族，如姓姜的、姓姬的，姜是外戚。除封姜、姬外，还有封别的，即谓之“兴灭国，继绝世”，故又封商、夏、舜、尧、黄帝、神农、伏羲等氏族，故周朝的封建是遍及于各部落的。不仅土地，而且仍任由各氏族保留其原风俗习惯，不过得依照周代制度设立宗法。例如《左传》云，晋执蛮子以畀楚，“（楚）司马制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此处所说“蛮子”，即是指住于洛阳之南、晋楚之间之人，“制邑”即封划出一幅土地，“立宗”即立一庙。

商换为周是大问题，周公说，上帝（天）并不叫一个人管天下，因商前有夏，坏人被撤换，让好人出来顶替，将来周管治得有了问题的话，上帝也可命他人来管治天下。

庶人无宗法，但自天子推算下去，此为程瑶田所未及见。

西周是封建、宗法和井田制度三者相配合的。

后稷以前已有人，然而称他始祖是有道理的，由于太早的事讲不明白，即北京人已有50万年历史，但历史可讲的只有数千年，故推出后稷为稼穑的始祖，不过只是举出一位代表。《百家姓》中，每一姓均有一祖宗，此一祖为历史上之大人物，他以前的即不提了。这是周公的巧妙发明，以与文化有关的大人物为主，故我人称黄帝子孙。

封建时代土地的所有权是贵族的，有所谓私田、公田，后来多请一家来种，去掉公田，收十取一之税。由于政府懒于调查，因此取消授受田之方法，只顾抽税，并且人心贪多，扩大田界，多种了20亩，只要多抽税便可。因此阡陌没有了，种到原来的田界以外去了，这叫做“认田不认人”。因此政府只看重赋税制度，而不重视经济政策，甚至于人民可多种，可兼并别人的，也可买卖田地，因此造成贫富不均。但中国向来无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