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外国人来华者甚多，故订出条文。至于藩汉通婚，《唐会要》中载贞观二年有一敕曰，外人娶华女为妾者，不许携回。可见唐太宗贞观时已有此制度。《资治通鉴》中有一条说道，安史之乱后，回纥人来长安的极多，不许其穿着中国服装，以免与华混淆。《通鉴·唐纪四十八》“贞元三年条”云：“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可见我国亦不禁藩汉通婚。

中国人的海舶及海上交通的发展早于西方人，至于内河交通，《旧唐书》中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指四川和襄阳），前指闽越（越指粤），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来，昩旦永日。”陆上交通叫“关”，海上交通叫“津”。我国在中古时期的海陆交通已非常发达，但西方在此时期的交通则未能如此发达。

东晋南朝时，有很多外国宗教徒来华，主要是印度的佛教徒，北朝时佛教很盛。

关于海舶方面，中国的海上交通亦很早就有。《论语》中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已讲到国人可自由去海外了。战国初吴国攻打齐国是自己造船舶，从上海直航烟台。秦代时，秦始皇派徐福带一班童男童女乘船去寻求海外三神山，徐福后来不再回来，住下来之地方叫“夷洲”。三国时代已有大批人由海路去安南，可见中国航海事业很早就有。

当时在酒店中亦有胡姬（酒家胡）。此外尚有昆仑奴，多为南洋一带人，肤色深黑，每一家富户都雇养数位。

谈起早期的，则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更早期的则有墨子做木鸢，但此木鸢不能控制。

唐代开始有市舶使。宋末蒲寿庚曾做市舶使，日本人曾为他写了一本书，为全球研究东方历史者所传诵，此书说明了宋代的海外商业。但在中国历史上，市舶使只是一小官而已，为我人所轻视。

隋唐时代出了很多九-九-藏-书-网地理学家，如隋之裴矩、唐之贾耽等均是。

古代中国有“亭”，亭长由社会产生，唐时变为“驿”，由政府管理。史载唐时每州皆有一驿，每驿有“舍”，路上则称“馆”。唐代共有1643驿，其中1297驿为陆驿，260驿为水驿，水陆相兼的有86驿。驿由兵部中的驾部郎中管理，是军事的。驿用驿马，死生肥瘠要每年报告。每驿设有驿长，下有驿夫，驿长是轮番当差的役。政府设有馆驿使，用以监察全国驿站。

宋代苏轼文中亦有谈及，可见文人亦注意到国计民生。当时造一条船需500贯钱，刘晏所造船之费用则加倍，需1000贯钱。有人非议刘晏，刘反驳道，造船要有大船场。由于费用巨大，因此造船者均发大财。运输很通行，造的船很坚固，也不易坏。如此维持了50多年，后来经费一减，造成船政腐败，情况便不好了。可见刘晏采取的方法好。

这里只讲说中国造的船已有机器，并不说明中国的科技发达，而是说明当时船的需求大而且要行走快捷，这只是证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兴盛。

说起祖冲之，顺便一谈。近人陈寅恪用“孙行者”之名来对“祖冲之”，但亦有人对以“胡适之”（按钱穆先生讲到此处，顺便谈起一件趣事。当他18岁时，在家乡一小学教书，有一位同事造了一只船，可以用脚踏划行，可以说是一位现代祖冲之，一笑）。

唐代开元年间有位小官李勉，后来官至宰相，他曾沿汴水至扬州、睢阳（当时睢阳亦是一大商埠）。当时有位患病的波斯商人乘坐李勉的船同行，此病人十分感激，对李勉说，他是波斯的王族，家有三儿子会来探望他。船经泗州时，说失去一珠宝，如有人复得者可得大官。后来此人死了，将他埋葬，此人将此珠置于口中，李勉寻访其子，后来终于找到了。这说明中国在当时已是国际上珠宝古器的集散地，也可见唐代当时商业之盛、资本之丰厚。如要看此类唐代故事，可看《太平广记》，此中许多小说有新材料在其中。

唐代韩愈弟子孙樵曾作《书褒城驿壁》一首，是说此驿出名，天下第一，因为此驿近中央政府之长安。但此驿中之池水浅而浊，船漏缝渗水了，园中青草芜杂，廊下破烂了，马养在客厅中，鹰在大堂上走动。这篇文章示意大唐王朝的没落而将垮台，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一个知名驿站却落得如此凄凉衰败，其他更不用说藏书网了。

至于外侨遗产如何处理，有《新唐书·孔戣传》记载道：“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

以上谈到海上交通，便可想见唐代的商业是如何的发达了。并且我国早有发明机船，在南齐时已有了。当时有祖冲之造出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形容此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驿站养的马叫“官马”，马身上有印，在头上有一“驿”字，并印明机关名及岁数。每一驿站均有驿田，养一匹马，给40亩田（宋代则为一匹马25亩田），田里种苜蓿，用以喂马。驿站之马每三年一换，老瘦换壮健的，山坡高地、低湿地则用蜀马（即小马）。官吏可供给驿马，供给驿马的数量按职位高低而定，一品官可取用8匹马，二品官6匹，三、四品官5匹，五、六品官3匹，七品官以下的2匹。

外国人在华经商，在法律上是有治外法的。《唐律疏议》中有一条说：“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实较国家观念为重。如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闹事，则按照中国法律处理，若是同一国人犯法，则依照该国之法律处理，可见我国之宽大。

唐时尚有外国人在华开展览会的。当时有外商各献出贵重之物以作比赛，有一胡商展出明珠四粒，中有直径达一寸者。

唐人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中载一故事，言唐贞元某年，长安大旱，皇上下诏于南市求雨。当时有康昆仑为音乐家，能演奏琵琶，他在一彩楼弹奏，对面西楼有一扮女之僧侣亦弹琵琶，两人比赛决胜，后为皇帝知道，命彼去宫中表演。僧对康说，君所弹奏有杂声，且带邪音，因康当初为巫所教，遂停奏达十年之后，再跟此僧重新学习。康昆仑为一摩尼教徒，僧为佛教徒，由此故事可想见唐代之盛。又如当时尚有骑马玩高尔夫球的，那是极奢侈的运动。

唐代时，扬州亦是一主要的贸易港，有诗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因此一般人都很喜欢扬州。据新旧《唐书》记载，扬州有一次大乱，商胡（波斯人等）死者达数千人，见《田神功传》。九九藏书

南北朝时已有外国人来华通商，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来往。到了隋唐时，国人对海外的地理知识已很熟悉了，如隋代人裴矩作《西域图记》，书中说明自敦煌向西出去有三条通道，又如唐人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及《海内华夷图》等书，都与世界地理有关。清人吴承志也读到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及地理知识的书。又如玄奘法师，原姓陈，他从隋末出国，到唐初回国，著有《大唐西域记》。梁启超曾著《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均有谈及这些史实。

东晋时已有海上的军事冲突，如著名的海盗卢循捣乱。

驿站最大的叫“都亭”，“都”者，大也，养75匹马。次者称一等驿，养60匹马。其次二等驿，养45匹马。三等驿，养30匹马。四等驿，养18匹马。五等驿，养12匹马。最小的为六等驿，养8匹马。由于唐当时的中央政府在长安，如到广州，可按驿限定日数，不会误时。

明末穷了，裁了部分驿夫，因此驿夫造反了，即李自成、张献忠造反了。

隋时杨素造五牙舰，船有五层，高百余尺，《通俗文》中云：“吴船曰艑，晋船曰舶，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字林》云：“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一条船的容量，大者可载万斛。

宋代有杨么在洞庭湖为海盗，他曾驶驾载军队的轮船。宋将亡时，宰相贾似道家中亦备有用机器踩踏的船。

当时的商胡亦有在华任官的，也有做盗贼的，也有从商的，是为“胡贾”，可见在华的外国人极多。我们如看《太平广记》，便可找出许多此类材料。商胡的行踪很广，有洛阳、广州、扬州、长安、凤翔（扶风）、永修（建昌）、南昌（洪州）、睢阳、苏州等地。由上可见胡人来华经商主要是在广东、江苏、江西及长安、洛阳等地。

又有王彦恢，曾制造飞吊战舰，船下装四轮，每轮有八楫，用四人管四轮，可日行千里。

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除广州外，尚有交州、杭州与泉州。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有一部“二十四史”，可说是重视学问的。当时孙中山主张在杭州湾开辟一港，以阻截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的利益（按钱先生说，他年青时九九藏书网崇拜孙中山，无锡的一位友人送他一本“三民主义”的书，但他并不爱好政治活动）。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唐太宗伐高丽，在沿海造船，船长100尺，广50尺，准备次年去攻打高丽。

唐代有三个重要的制度：一是科举制，是有关学术文化的；二是租庸调制，是有关农、工、商的；三是府兵制，是有关战斗和军兵的。

驿站内规定只准停留三天，亦有不准入内的，亦有可入内而不得受供养的。凭符照等级招待，分角符、传符（符上画龙，铜制）及银牌三种。此符可沿路使用，不过水路和陆路是分开的，不能混用。

唐代一开始，海外交通便十分频繁，已形成了国际局面。当时已有域外交通，这域外交通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西北的陆路交通，一是东南的海上交通。

南北朝时，我国自称蛮夷，却称印度为世界文化之中心。

吾人如欲详细研究唐代社会，便须读《全唐诗》及《太平广记》等书。

谈到贸易港，我国最久而最著名者厥为广州。广州为了不起的大港，当时孙中山先生主张开辟黄埔港口岸，以截断香港。唐末广州有庞勋之乱，此时广州已居住很多外侨（回民最多）。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有人作此小说文章，可以想见唐人的商业盛况如何矣！又有刘梦得（禹锡）的《夜闻商人船中筝》诗云：“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也说明此时江南扬州的游船是如何的庞大了。

明代自南方运粮至西北，当时为了打边寇用，由于政府经费不足，故要请商人运送。运到后可给一“引”，凭引即可换得相等之盐，且此盐不会被视作私盐。由于当时之盐要受政府之管制，因此没有造成独占资本，但政府也不主张与民争利，任由商人做生意。

宋、齐、梁、陈四朝，海上交通极盛，说明中国并不闭关自守。

其实，中国自古就不闭关自守，也不夜郎自大。南北朝时，北方外国人多，此时有佛教流入，由于对外交通极盛，路有两条：一为从甘肃进入玉门关，为中国与新疆（西域）间的交通，张骞曾经由葱岭到达波斯，其随从者曾到过地中海。当时罗马有了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我们卖出的是人造物品，从外国买回来的是天然物品。西汉时有张骞，东汉时有班超，张骞到新疆后，才知道还有印度。另一条为从四川到云南大理，再出而至暹罗及印度。汉末大乱时，北方人逃到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渡海到达安南（即东南亚）。

三国末年晋国攻打吴国时，吴有长江天险，晋于四川造船而下，一条船可载2000军队，尚可在船上骑马，可见船之巨大。东晋时卢循（卢是海盗）作乱，根据地在广州，是从海路而上去攻打江苏，是用八槽舰，船有四层，高十余丈。

中国是大一统之强大国家，全国的交通运输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要有良好的陆运与海运。其实元代时已有海运。

唐代李皋做洪州（南昌）观察使时，曾造成战舰，可挟两轮合蹈之，愬风破浪，疾如挂帆。

驿站有东厅（别厅）、西厅（上厅）。此外尚有楼，如李商隐有诗云“猿上驿楼啼”，又孟浩然有诗云“南陵问驿楼”。驿内又有库，有酒库、茶库、葅库。驿内也有亭（即花园），杜甫《秦州杂诗》云：“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指细竹）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从润州（镇江）到长江口本为陆上运输，但刘晏将之改为水上运输。自扬州运输至河阴，则照昔日办法。当时一斗米需40钱，刘晏造歇艎支江船2000艘，每艘船可载千斛，10艘船曰一“纲”（即一队），一纲300人，再加250名篙工，200纲即11万人。自河阴可运至渭口，自渭口可直达太仓。此种船用两旁马路拉牵索，用巴蜀襄汉所出麻与竹做绹索，索朽坏时用来做燃料。历史上说如此运送，每年可运110万石。

另有“传马”，是驾车辆的，用来载货，可随后慢行。传马也按官级高低而分配数量：一品官10匹，二品官9匹，三品官8匹，四、五品官5匹，六、七品官3匹，八、九品官1匹。凡官吏家客过往，只供给传马。除马外又有船，水驿事忙者有4船，次则3船，再次者2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