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立年”兴冲冲地“投耒去学仕”，到刚过不惑之年便“终死归田里”，陶渊明用了这十几年“东西游走”的光阴，经过行迹的出处不定和精神的痛苦矛盾，终于对自我获得了异常深刻的体认，得以明其本性定其本分。当“田父”劝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的时候，诗人斩然地回绝了“田父”的“好怀”：“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之九）他再也不会像早年那样去“顺流追时迁”或“时来苟冥会”了，入仕之劝对他成了“不入耳之言”，“自不得不以峻词拒之矣”。此时的陶渊明已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行于所当行，求于所当求，所行所求不失其性且合于其分。他在“终死归田里”后曾欣慰于自己“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七），此言绝非在一般诗人那儿常常听见的那种轻飘飘的呻吟，而是陶渊明用了漫长的生命旅程换来的一句沉甸甸的慨叹，这一诗句所展露出来的，是由深明其本性进而能尽其本分的那种成熟的人性。

不过，“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只是指二者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并不能分为前后两截，人总是随着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越来越成为自我。人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审视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认识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出仕的过程也就是他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矫厉”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参见《归去来兮辞序》），他才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在本性。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寻的是诗人何以会“误落尘网”。陶渊明自己的解释是迫于“家贫”，可是他“复得返自然”的时候家境也并不阔绰。诗人自己提供的解释至少不全面。一个人之所以会役于仕宦，是由于他首先役于自我；之所以其身会“误落尘网”，是由于其心未“绝尘想”。有“尘想”就必然要落入“尘网”，受自我奴役必然导致受官场奴役，而役于自我的孽根在于违背了自己生命的根基——本性。诗人深明自己的“质性自然”后，要想从像“樊笼”的官场返回外在的自然——“园田”，他就必须先根绝自己的“尘想”以返回内在的“质性自然”，返回“自然”的关键是要返回自己的本性。《归园田居五首》之二就是写自己本性的回归：“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罕人事”就免去了算计机心，“寡轮鞅”便用不着敷衍应酬，这是“绝尘想”的形象展露。明黄文焕认为“绝尘想”“是返自然气象”。内在的“尘想”与外在的“尘网”同构，内役于“尘想”必外羁于“尘网”，生命中的“质性自然”与“园田”的外在“自然”同构，归依生命的本性就将返归外在的园田，而“复得返自然”也就同时标志着回归本性，即回归于生命存在的本真性，这样，“复得返自然”就是“聊复得此生”的同义语了（《饮酒二十首》之七）。

自己给自己勾画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参照系，“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诗人对自我认识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冲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进退出处的左右摇摆。老来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对自己的儿子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所谓“东西游走”是指游宦四方，《拟古九首》之八也称自己少时曾“抚剑独行游”，《杂诗十二首》中之九、之十、之十一等三首诗，都是慨叹旅途行役之苦，王瑶先生认为“此三诗为盛年所作”，将其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陶渊明时年三十七岁。它们可印证诗人晚年“东西游走”的自述。下面两首诗具体生动地抒写了他当年“东西游走”时的心态：www.99lib.net

序文不只是泛泛交代自己辞官的原因，诗人在深察自己心性的基础上，对自己前半生的存在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以明其何以“今是”而“昨非”。“昨”日之“非”就“非”在他向外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非”在他以违其“质性”来“顺流追时”，更“非”在把“口腹”需求置于自己天性之上。序文之所以在前面用许多笔墨写彭泽令对全家物质生活何等重要，写彭泽令一职是如何难求，写彭泽令一职从地理位置和现实利害着眼对自己是如何相宜，就是为了反衬出自己辞去彭泽令一职是何等严肃庄重的决断，也为了表明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今”与“昨”是何等不同，今天他宁可让“饥冻”切肤也不愿“违己交病”。当然，上文已经阐明，诗人屡次出仕并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生生所资”的困扰，在国家“风波未静”的乱世，在“会有四方之事”的多事之秋，正是他以前盼望的“时来苟冥会”的“时”来，他未尝不想在历史提供的风云际会中施才骋志。可是现在诗人与其再“违己”失性，宁可选择“饥冻”切肤，更何论世俗功名！这是他的“今”不同于“昨”的价值取向，是他肯定“今是”的存在抉择。

诗人既已深刻地体认自我，就可能真正成为自我，既已明了自己“自然”的本性，就可能确定自己“介然”的本分：“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饮酒二十首》之十九）《归去来兮辞序》还只是说“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而此诗则由于“志”有“愧”进而于“志”有“耻”。何以有“耻”呢？以其违己失性去“投耒学仕”，以其超出本分而求诸分外。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三中将诗中的“分”解释为“分量”：“耻不多，则视大辱然后知耻，充类未必尽，耻多，则视小辱亦皆明白不敢自欺。‘多’字与‘遂’字针锋相受，‘分’字更透，人人各有介然之分，仓卒中耻心萌焉，所谓介然也；扩而满之，所谓分量也。分量本全，而因循苟且，当念所起，转念或止，于是应尽之分，莫肯尽矣。尽则必以终死为誓，以田里为安。”“分”在诗中不是“分量”而是“本分”，即每一个体应恰如其分地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身份和角色，以及相应于这一身份和角色所当行所当尽的义务。各人所尽之“分”取决于各人所禀之“性”，有什么样的本性就应尽什么样的本分。陶渊明说自己“遂尽介然分”，所谓“介然分”就是耿介不阿、一尘不染的本分，因而要“尽介然分”就得“终死归田里”。诗人淳真“自然”的本性决定了他“归田里”的本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对于陶渊明来说这是明其性后的尽其分；相反，“投耒去学仕”“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则是既违其性又失其分。一个人违其本性失其本分就是“失此生”，难怪陶渊明回首往事于心有“愧”于志有“耻”了。

《归去来兮辞》的序文对自我有更深刻详尽的解剖，序文的前部分首先说明彭泽县令一职对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多么重要。他说自己家中已是“瓶无储粟”，可是“幼稚盈室”嗷嗷待哺，自己耕种不足以“自给”，除为官之外又别无谋生之术。其次交代彭泽县令一职来之不易。亲戚朋友鉴于他无谋生之术的情况都劝他出任“长吏”，诗人自己虽然“脱然有怀”，可是求官无门。幸好碰上国家“有四方之事”，诸侯顾念旧情颇加惠爱，加之“家叔”见其贫苦极力举荐，这样才好不容易“见用于小邑”。在国家“风波未静”的情况下，能谋得既可享公田之利又只离家百里的彭泽令，的确是难得的肥缺。就一般情况而论，岂有不极力保住自己这一乌纱帽之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诗人恰恰想摘掉这一乌纱帽，想辞去这一难得的肥缺。他在写足了求官之亟与求官之难以后，突然笔锋一转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接下来阐述自己辞官的理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质性自然”中的“性”指个人的天性或本性，儒道两家都认为它是人生命中内在的素质，它是每一个体保持自我同一的基础。《孟子·告子上》说：“生之谓性。”《荀子·正名》也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也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庄子·庚桑楚》同样认为：“性者，生之质也。”“矫厉”一词来于《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矫厉”就是通过人力强行改变事物的形状或性质。诗人称自己生就了淳真自然的“质性”，绝非勉强矫厉所能改变，尽管自己多次“勉励从兹役”，精神上总感到“一形似有制”。一家人的饥冻虽然十分急切，可是违反自己的“质性”更使人难熬，过去曲己从人勉强入仕，使自己的心灵为口腹所役。“口腹自役”一语隐括《孟子·告子上》中的语意，该章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但应“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为“口腹自役”不正是为孟子所鄙薄的“养其小者”（形）而失“其大者”（心）吗？因此他怅然地发出了“深愧平生之志”的感慨。他的“平生之志”就是《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所说的“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此诗于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诗人在刘敬宣幕做建威参军，为刘出使京都途经钱溪时所作。钱溪是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多年以后重经此地目睹山川品物“事事如昔”，好像与故友重逢那般亲切而又熟悉。眼见高林洗润于微雨，云翮矫翼于清风，微雨清风云翮这些品物各得其所，自己却做此参军一形受制，因而生出羡彼品物自愧不如之叹。诗人奔走仕途却“终怀归舟”，出使京城却又梦想田园，身处人欲横流的官场却不易其淡泊的素志，心迹莫并，身心相离，此诗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存在的冲突。

《归园田居五首》写于《归去来兮辞》同时或略晚，该组诗也是表现陶渊明“知性”的深至之作。诗人在第一首中一开始就唱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中的“韵”指诗人内在的气质，“性”即《归去来兮辞》序文中的“质性”。他说自己生就了爱好自然的天性，没有阿世媚俗的机心。他在《饮酒二十首》之九中对“田父”说自己“禀气寡所99lib•net谐”，在《与子俨等疏》中对儿子们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日月遂往，机巧好疏”，这些话都可做“少无适俗韵”的注脚。“韵”不适俗偏要涉足官场，“性”爱丘山却“误落尘网”，这就像遨游于江河的鱼儿被拘于池中，展翅云天的鸟儿被系在笼里，官场对于他也就成了“尘网”和“樊笼”，而自己身在官场也就像“羁鸟”和“池鱼”，因而自然就有“恋旧林”“思故渊”的期盼，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羞惭。《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主要写官场扭曲了他的本性，所以从官场归于园田、从“樊笼”复得“返自然”后，诗人有说不尽的自在、喜悦与轻松。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适性，也就是让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样本真存在，让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什么样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不违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谁，要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难以确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装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样子，因而，任真适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落实在对自己生命真性的体认上，正是从这一角度，卡西尔断言“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

陶渊明认识自我的途径不是如佛教徒那样通过入定来默识自己的清静本性，也不是像后世某些宋明理学家那样以兀然静坐来明心体性，而是在个人生存的困境中来审察自己存在的根基，在身心分裂时体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一次次踏入仕途后的烦恼痛苦，一次次在官场中的怅惘失落，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被压抑，不是由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胁，也不是由于上司的冷眼或同僚的排挤，主要是由于官场的气氛、人事的羁绊与自己的心性不合，屈己从人便造成身心分裂，率性而行又将“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屈己便将迷失此生，率性又将失去冠冕。虽然他希望自己的才能为世所用，希望自己能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几次归田后又“勉励”自己出仕，一直到四十岁还强打精神地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可是仕途的风波、政治的倾轧、人事的争斗暗算、彼此的拉拢利用，与他淳朴的“高趣”、淡泊的情怀和恬静的个性格格不入，因此他多次“勉励”自己出仕，但每次刚一出仕便思归去，刚戴冠冕便想挂冠。他释褐为州祭酒时的心情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这次出仕史有明文：“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吏职”对他的天性来说是多么难于忍受，以致不得不“少日自解归”。几年闲居后他又“振作”起来“宛辔憩通衢”，前后做几位政坛巨擘如桓玄、刘裕等的僚佐，本来这是骋“猛志”的良机，可他在任上反反复复发誓要“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要“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而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一直到出为彭泽县令，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道不偶物”，最终放弃入仕的努力而“弃官从好”。辞彭泽令之前也多次说过自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一类话（《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但仍然为自己用世的“猛志”所激励而“驱役无停息”，唯恐“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十二首》之二），害怕“日月推迁”却“白首无成”（《荣木》序）。“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终于使他明白自己生命之根应该扎在什么地方，明白自己生命的真宰到底是什么，深刻反省了自己前此在生命存在方式选择上的迷失，《归去来兮辞》一开始就大彻大悟地唱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为形役”在这里显然是指心不愿仕而形却出仕，自己的精九-九-藏-书-网神为自己的躯体所役使，它是在自我心无主宰时出现的身心分裂。诗人将过去十几年的游宦生涯称为“迷途”，以“昨非”二字彻底否定前此的存在方式，并自信现在回到“日梦想”的田园为“今是”。“勉励从兹役”便是“心为形役”，便是“迷途”，便是“昨非”，便是生命的违性失真，因而便是“失此生”，“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便为迷途知返（《归去来兮辞》），便为“来者可追”，便为“今是”，便为生命的本真存在，因而便为“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七）。

陶渊明身上的确曾有过对功名的向往，曾有过“逸四海”的“猛志”，也曾有过“脂我名车，策我名骥”（《荣木》）的热情，但是，这些都是他青少年时期“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中获得的入世情怀，它们并不是诗人生命中的“性体”，不是他生命中作为根基的存在结构。入仕之前和入仕之初，他将自己向往功名的热情与“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的心性等量齐观，以为自己退有“园林无世情”的超脱怀抱，进有“绸缪”国事的志向与能力，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才是他生命中不可移易的真宰，而向往功名只是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志向，因此，就出现了诗人存在方式与他内在本性之间的错位：一个“少有高趣”的人偏要挤身尘嚣喧杂的官场，一个“笃意真古”的人却去“曲从人事”，这就像硬逼着黄牛去驰骋疆场，在自己生活中扮演了非其所是的角色。不知其性就会干出这种违性失真的事情，不知其分就要去追逐自己分外的东西。所行非其所是自然引起身心分裂的痛苦和迷失此生的不安，如《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说：

早年由于不知其性不明其分，诗人便不能行于所当行，求于所当求，止于所当止。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表白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杂诗十二首》之九也说：“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时来苟冥会”“顺流追时迁”说明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左右着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断改变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以适应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时来苟冥会”是暗暗去迎合“时”势，“顺流追时迁”是努力追随当“时”的潮流。不明自己的本性与本分必然缺乏真识定见，缺乏定见则必然随波逐流。“时来冥会”或“顺流追时”便是扭曲自我的本性以随顺时势。

陶渊明对自己青少年时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时他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这些诗中的陶渊明是那般志大气雄而又豪侠莽撞；有时他又说自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的青年诗人又是那般闲静淡泊，超然世外。前后诗歌所描绘的好像是两个陶渊明，到底是“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还是“林园无世情”的陶渊明更如其所是呢？陶渊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对自己根本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早期形象勾画的相互出入显露了他对自我认识的矛盾。

心迹难并和身心分裂就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诗人行为所表现的并非其本然的，所呈现的并非其所是的，他的所求超出了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于自己的本性，这一切都起于诗人不知“分”，而不知“分”又由于他不知“性”——只有深刻明了自己的本性才能清楚地确定自己的本分。“不知分者，由于不知性也。分即是性，离性岂别有分！今人只是求分外事，何尝知有分内事，故无一而可安。只缘不能尽心知性耳。知性则知分矣，未到知性则唤什么作分，纵有言说都无干涉。”陶渊明将青少年时“东西游走”的原因归结为“家弊”，好像是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如此。他“少而穷苦”（《与子俨等疏》）倒是事实，可他老来照样还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之三），《有会而作》一诗感叹道：“弱年适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不过，他四十一岁以后不仅没有因“老至更长饥”而“东西游走”，反而因悟“今是昨非”而“介然安其业”（《咏贫十七首》之六），义熙末还辞去朝廷著作郎之征。这说明“少而穷苦”只是他早年“东西游走”的外在原因，真正使他“驱役无停息”地“奔走”的内在原因是他对自我缺乏深刻的认识，当时诗人自己对自己还没有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本性认识的游移不定才导致他躯体的“东西游走”。

假如真如诗人所称他自己少壮时“猛志逸四海”，踏入仕途为他骋“猛志”于当世立美名于生前提供了难得的机缘，正是他海阔凭鱼跃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临水愧游鱼”之羞和“一形似有制”之叹？假如真如诗人自己所言“少无适俗韵”（《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和“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为何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东西游走”，从宦四方，干吗不寝迹衡门栖迟丘壑？他几次出仕又几次挂冠，在人生道路上左右摇摆去就不定说明他对自身还缺乏定见和主宰，他自己存在方式的冲突暴露出他自我认识的矛盾。他在官场时时审问自己说：“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伊余何为者”是急切而又严厉的自我质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是对自己本性的探寻和追问：我自己生命的内在本性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不管是做桓玄的幕僚、刘裕的镇军参军，还是做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他在诗中总忘不了要将自己从前恬静的幽居生活、自己的恬淡禀性与仕宦生涯的喧嚣、颠簸进行比较，表现官场同自己天性的不谐，并再三迷惘地追问自己说：“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首写泛舟水路，后首写乘车陆路，二诗或许都是写东下建康一带的情事。前者说自己从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系念于家里，在遥远的天涯景况荒凉心绪寂寞，不得归家反而更是思家。后首说自己平素闲居的志向是摆脱世务而求自在自适，为时势所激被驱上了游宦羁役。学者常把诗中的“荡志”释为“狂放的意志”或“放纵之志”。“荡志”在陶以前是一个动宾词组，意思是荡涤胸襟以遣忧思，如楚辞《九章·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曹植《感婚赋》中有“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的辞句，陶诗中的“荡志”也应指荡涤胸怀以求安适的志向，而不是“放荡”“放纵”或“狂放”的意志。心存“荡志”却置身官场，自然就有“暂为人所羁”这种被拘被囚的感受。这两首诗抒写的同是“心为形役”的烦恼，同是心与迹及心与身的冲突和分裂，同是诗人害怕失去此生的焦虑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