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归园田不久的作品。尽管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只落得“草盛豆苗稀”的庄稼，尽管晚归时“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可这些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归耕的选择，丝毫也不影响他耕稼时的自得心境，在诗的结尾陶渊明照样坦然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的结尾也说：“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同样说：“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诗人归隐躬耕所“愿”“所怀”“所保”的是什么呢？明黄文焕对“所保”作了这样的解释：“躬耕之内，节义身名，皆可以自全，纵不能如颜子，不失为文人。‘保’字总括通首，旨趣悠长。”黄氏把陶渊明简直想象成那种“秤停轻重，较量有致”的工于盘算的老手，他选择躬耕完全是出于世故的考虑：一是为了赢得“节义”的美誉，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名。黄文焕笔下的陶渊明何“拙”之有？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引《后汉书·逸民传》注“所保”：“庞公者，刘表就侯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注文与《后汉书·逸民传》稍有出入——作者注）这位隐者庞公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中止了士人的价值关怀，“所保”者不过一己一室的生命而已。将他的“所保”与陶的“所保”类比可谓不伦。当世学者又从《庄子》中找出处解释陶的“所保”：“《庄子·知北游》：‘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郭象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无用智慧为也。’又《人间世》：‘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以义誉之，不亦远乎？’（按，人以不材之木为社，而谓此木因此得以自保，实非此木本愿。盖此木固以不材自保，而异于众人之所以为保也。）”李注这两则《庄子》的引文中前者意在说明体道应弃绝智慧，后者意在说明社木因其不材而得以自保。它们只可用以说明陶诗中“所保”的词源所自，仍然不能回答诗人“所保”的是什么。从陶诗“所保讵乃浅”的语意与语气来看，诗人“所保”的绝不是身家性命。相比之下，清吴瞻泰的“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倒不失为胜解，而早于吴氏的沃仪仲释陶的“所保”更充分更精到：“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若无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复有所保矣，且曷云怀古。”虽然陶渊明躬耕并非完全不在意收成，“寄托原不在农”一语有失绝对和偏颇，但这无妨沃氏解释的深刻独到。近半个世纪的国内学者长期纠缠于陶渊明躬耕的情感态度是否同于农民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农民或背离农民，并以此定其先进与反动、崇高与渺小，扬陶者与抑陶者都以此为准绳争得不可开交，回头看看沃氏所论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争论的肤浅可笑。“聊为陇亩民”的“聊为”清楚地交代了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陇亩民”，他对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觉；他的躬耕也比农民的耕作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内涵，为什么非得要一个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农民完全相同才算是一个“进步”的诗人呢？陶渊明归隐躬耕除了像农民那样关心作物收成的丰歉外，他同时也关注或者说更关注的是自己生命本性的“养真”与“守拙”——他正是为了“守拙”才“归园田”、为了“养真”才栖迟“衡茅”的。农民的耕作是对命运的被动接受，陶渊明的躬耕行为则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与“陇亩民”的这些差别不仅不影响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反而正是这些差别使他的人生更具有独特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度。九九藏书网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又将自己归隐的动机说成是为了“守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拙”的反面就是“机巧”，没有阿世媚俗的气质和机心就是“拙”。陶渊明在诗文中常常称自己“拙”，《咏贫士七首》之六中说：“人事固已拙，聊得长相从。”《杂诗十二首》之八感叹说：“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与子俨等疏》对着儿子们称自己为人“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既明知自己为人之“拙”，为何还要“守拙”呢？沃仪仲对此别有会心：“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则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陶渊明所守之“拙”就是他在其他诗文中提到的“真想”“素襟”的别名，其实是指他的本心或本性。“守拙”即守护或保任自己生命的真性不为俗染。人生在世俗社会的攘夺追逐之中，或沦于物，或溺于私，或徇于名，或堕于利，随着自己的为人由“拙”变“巧”而逐渐失去了自家的本来面目。要想守住自己的本心或本性，端赖个体的“守拙”功夫。熊十力在语体文本《新唯识论·明心上》中说：“真宰不为惑染所障而得以显发者，则以吾人自有保任一段工夫耳。保者保持，任者任持。保任约有三义：一、保任此本心，而不使惑染得障之也。二、保任的工夫，只是随顺本心而存养之。即日常生活，一切任本心作主，却非别用一心来保任此本心也。三、保任的工夫，即是随顺本心，即任此心自然之运，不可更起意来把捉此心。程子所谓未尝致纤毫之力是也。”“守拙”的目的就是守住本心不为惑染所障，“守拙”的方法则是委运自然，也“即任此心自然之运”。当然，陶渊明的守护真性与熊氏的“保任本心”并不完全相同，熊氏的“保任本心”强调的是个体不因外物而“起意”，陶公的守护真性则重在要求不让自己存在的真性为世俗声利所扭曲；熊氏的“保任”说出自佛理，而陶公的“守拙”则来于生命的内在要求。沃仪仲指出“守拙”是“返自然”的必要条件，其实“守拙”也是“返自然”本身，“守拙”的过程便是返回内在“自然”的过程，并不是先“守拙”再“返自然”，将“守拙”与“返自然99lib•net”（即“归真”）分为前后两截。“拙”“真”“自然”在陶渊明诗文中是同义词，“守拙”“养真”“返自然”因而也是同义语，它们同指个体生命从营逐于外转而反求诸己，由沦于物欲转而反本归真。前文曾指出过，“复得返自然”不仅仅是指最终返回到了竹篱茅舍榆树柳丛的田园，更主要是指回归到自己的本心或本性。熊十力认为保任真宰或本心的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本心作主”，时时处处听从“此心自然”的决断，并不是别用一种心思来保任此心，一“起意来把捉此心”就导致“妄念和习心”对本心本性的扭曲。这虽然与陶渊明委运自然的人生态度相通，但熊氏沿袭宋明理学而过分强调心性修养，陶渊明的“守拙”则更注重田园躬耕的物质实践，他将躬耕陇亩与守拙养真联系了起来：

既已明了他躬耕的“所愿”“所保”“所怀”在于“守拙”与“养真”，接下来要追问的就是：躬耕何以能“守拙”和“养真”？我们再回到“种豆南山下”一诗。“种豆南山”四字在对诗人自己躬耕生活的写实中巧妙地融进了历史典故，《汉书·杨浑传》载：“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以种豆南山为耻，便不以仕进富贵为荣。苏轼在《书渊明诗》中说：“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清孙人龙读“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后也感叹道：“世人多以沾衣故而违所愿者。”顾惜“露沾衣”就会不惜曲己从人，不愿去园田“理荒秽”就会去官场学钻营。这样，在上司面前则辱身降志，候意承欢，在同辈之中又勾心斗角，倾轧暗算，于是，去“拙”取巧，弃“真”趋伪，生命因此变成了一具出让了灵魂丧失了真性的行尸走肉。归田守拙使生命由他在变为自在，因而陶渊明才宁可丢掉乌纱帽选择躬耕“守拙”和弃官“取拙”：“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感士不遇赋》）当“市朝驱易进之心”的时候，他偏偏“谢良价于朝市”，当大多数士人为了“好爵”而使尽机心的时候，他偏偏“欣然归止”“以取拙”。归田五年以后他对躬耕的甘苦有了更切实的体验：“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尽管他尝够了田家之苦与霜露之寒，可是他对自己选择归隐躬耕终身无悔：“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九*九*藏*书*网于西田获早稻》）甚至一直到老他还是照常耕耘不止：“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丙辰为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时陶渊明五十二岁。从辞彭泽令到此时他已躬耕十二个春秋了，如今虽然“姿年逝已老”，但躬耕之“事未云乖”，而且他对这种生活感到踏实和满足：“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他之所以辞官后“躬亲未曾替”（《杂诗十二首》之八），不顾“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累，不顾归田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的穷困，欣然归隐“以取拙”，甘愿躬耕而“守拙”，不正是为了在“淳风日尽”（《扇上画赞》）、“大伪”（《感士不遇赋》）日炽的时代，承诺和守护人的真性吗？陶公的确“拙”得令人肃然起敬。

癸卯即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时陶渊明三十九岁。早存躬耕田园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时才得以践履夙愿，难怪他有“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这般激动了。从“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些喜气流溢的诗句中，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年初试躬耕时心情的新奇与兴奋：田野鸟儿欢快的啼叫像是在迎接春光又像在迎接诗人，轻妙的微风给他送来融融和意，被春风抚摸的嫩苗似乎也充满了好奇……此情此景使他想起古时“植杖而芸”的荷蓧丈人，想起结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并深深理解他们何以要远离仕途耕而不辍，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尘嚣“悠然不复返”。

对于陶渊明这种自小“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的士人来说，选择躬耕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先师”孔子早有“遗训”：“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认为躬耕只是为了谋食而有碍于“谋道”（道德修养），所以，当他的弟子“樊迟请学稼”时，转脸就被他恶声恶气地痛骂了一顿：“小人哉，樊须也。”陶渊明辞彭泽县令而去做“陇亩民”，不仅自己“秉耒欢时务”，而且还“解颜劝农人”，这不正是孔子所痛斥的远君子而近小人吗？更要命的是，孔子鄙视耕稼的偏见到魏晋南北朝已变成了成见和定见，那些仰赖家世余绪的士族自己“未尝目观起一拔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却无知而又轻薄地蔑称农民为“田里猥人”“田舍儿”。到溉祖父“彦之初以担粪自给”，到溉做了吏部尚书后还有人嘲讽他“尚有余臭”。因此，与陶渊明同时并齐名的谢灵运就比陶乖巧多了：“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已疲，耕稼岂云乐。”（《斋中读书》）一直到唐代口口声声“慕陶”“效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也唯独不“效陶”躬耕，他在《种瓜》一诗中说种豆种瓜“信非吾人事，且读古人书”。不难想象，陶渊明选择躬耕既要忍受来自士林的浅薄嘲讽，还得忍受有悖先师遗训的指责批评，更不得不忍受耕不救穷的煎熬。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来贫穷，却偏偏要选择躬耕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陶渊明真是“拙”到家了。一方面他谴责当世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劳而食之辈（《劝农》），同时，他自己“解印绶，弃官去”后，便有滋有味地操起开荒、种豆、锄草、收禾这些农圃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