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超尘绝俗处可敬可仰，他的随便“近人处”可爱可亲。这种双重特性构成了陶渊明归隐的独特意义。清伍涵芬在《读书乐趣》卷三中指出：“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复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伍氏所谓“旷情逸致”“翩然欲仙”，是指陶渊明对人际利害和世俗荣华的超越，所引“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正说明陶渊明对人间冷暖的关怀和对人际温情的渴慕。为了阐明陶渊明归隐的独特意义，这里不妨引录《归去来兮辞》中伍涵芬所论及的原文：

虽然陶渊明为人真率疏简，但他丝毫没有其他隐士常见的那种孤傲。他待人接物“有简处，无傲处”，对朋友无论是知己还是泛交，“只是一个厚字”。《停云》写的是思“良朋”而不至的遗憾之情，诗前的小序说：“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诗歌以回环的节奏和悠长的音调倾诉诗人对知己的深情厚谊和绵绵思念：“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霭霭，时雨蒙蒙。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与殷晋安别》所写的是陶渊明的另一类朋友：“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可见与殷相知不长，出处“殊势”，但诗人对他照样一片深情，出语低徊，用意忠厚。陶集中有两首同题《答庞参军》，一首为四言，一首为五言，从“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看，庞参军也是他一见如故的新交，但他们相处时间虽短而情趣却十分相投，甚至到了“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的程度，临别时诗人反复叮嘱对方“君其爱体素”“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不难想象他们临歧执袂时那份依依款款之情。

他对子女的慈爱也十分感人。儿子刚刚呱呱落地，做父亲的便“温恭朝夕，念兹在兹”。他和古今每一个父亲一样望子成龙：“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命子》）当他的几个儿子都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实欲其可”的时候，他就禁不住“责子”之叹：“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这首诗曾招致杜甫的讥嘲：“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如果杜甫不是借渊明“自嘲”或“自忏”的话，那么这种责难本身就“未必能达道”。绝不可将“达道”等同于“看破红尘”，“达道”虽鄙弃人世富贵忘怀世间俗念，但更热爱生活更看重真情；“看破红尘”则是“哀莫大于心死”后的冷漠，自然根本不会相信人间还有至爱，连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也成了累赘和负担，对别人的冷暖贤愚生死就更不会挂其怀抱了。陶渊明对儿子的生活和成长“念兹在兹”，正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达道”者——淡于世俗穷通，超脱一己生死，却深于人间至爱。他将与儿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视为人生的“大欢”，视为别于而且高于人世浮华的生命“真乐”：

《隋书·经籍志》有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诗题中的“刘柴桑”即刘遗民。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浔阳的这“三隐”各自归隐的形迹与心态都不相同。刘遗民原名程之，桓玄篡晋前夕便辞去官职入庐山师事高僧慧远，自称是被国家遗弃之民，因而改名刘遗民，自此绝意于人世也无意于妻子。刘对陶渊明久有山泽同隐之招，诗人却不忍且不愿抛开亲人故旧一个人离群“索居”。世间的富贵荣华高官厚禄无一系累，唯独割舍不开的是人间相濡以沫的挚爱与温情，结庐只能结在人境，要隐也要隐在人间。“景物斯和”的“良辰”既使他感到新奇舒畅，也提醒了他还有许多农事得赶快料理——“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修整好破旧的西庐茅舍，耕作南野刚垦过的新田，春寒料峭时斟几杯薄酒解饥消乏，田野归来与妻儿邻友一块嬉游聚谈，诗人对这种生活觉得由衷的满足，人生如此无复他求。“耕织称其用，过足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这儿远离了你争我夺的“世事”，脱落了熙熙攘攘的尘嚣，淡漠了生前身后的毁誉，人间可亲，田园足乐，何苦还九九藏书网要抛亲别友去荒山僻谷“索居”呢？

在魏晋诗人所写的那些企希隐逸的诗文中，隐逸常常被想象和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如嵇康笔下的隐逸生活不是“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便是“乘风高游，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自谓绝尘埃”。阮籍笔下的那位“大人先生”更近于神仙：“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绯徊无所终极”“先生过神宫而息，漱吴泉而行”。既然不以天下为意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既然游于神宫漱于吴泉，那么隐逸就变成了游仙，超脱俗世就变成了弃绝人世。

“野外”自不同于市朝，这儿免去了人事敷衍和官场应酬；“穷巷”也有别于廊庙，这儿见不到人世浮华听不到车马喧嚣。“掩荆扉”谢绝一切俗客，好与朴实淳真的“素心人”“披草共来往”，“绝尘想”则荡尽了种种俗念，只与农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完全超脱了人际的贪求、利害、计较、攘夺和纷争。既如此牵挂于耕地的广狭与庄稼的枯荣，又哪会萦怀于官场的沉浮与世俗的穷达？这首诗既形象地展现了陶渊明的存在方式，也真实地揭示了他归隐的本质特征：既寄于世中，又游于人外。唐代诗人孟郊对此深有会心，他在《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中说：“忽吟陶渊明，此即羲皇人。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风尘。” 远谢时缘而倾心耕稼，杜绝显达而喜迎农人，这一冷一热一拒一迎不正好表现了诗人既超脱世俗又挚爱人间的情怀么？

陶渊明远离官场却“结庐人境”，关怀人间而又“情不依世”，这种归隐方式在魏晋乃至整个古代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现在不妨将他与魏晋盛行的“朝隐”“岩隐“和“通隐”之流作一比较。

东晋著名文学家、玄学家许询“好神仙，乐隐遁之事”，“隐在会稽幽究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与谢安、支遁游处，以弋钓啸咏为事”，他算得上一位终身不仕的岩栖隐者。《续晋阳秋》说他“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建康实录》卷八也说他“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永怀”，俨然是一位超时迈俗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刘惔是与许询同时的一位入世官僚，但《晋书》本传称他“清远有奇标”，性好老庄而纯任自然，死后当世名作家孙绰作诔赞美他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他可列入居庙堂而思山林的“朝隐”一类。想不到这一高人一雅士的心灵深处竟毫无高雅可言，《世说新语·言语》有这样一段记载：

陶渊明不仅挂怀于母老子幼，悲恻其妹逝弟亡，依依于友朋离别，更有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情怀。他要求儿子们牢记“四海皆兄弟之义”（见上页），自己在诗歌中也特地强调不能只私其“骨肉亲”：

陶渊明以其能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同时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仕与隐是士人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而做出的不同人生选择，原无高下雅俗之分，但是，出仕就必须履行和完成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归隐则应当承诺或守护某些被颠覆了的人类价值。如果“居官无官官之事”，归隐又不忘世俗荣华，那么就完全失去了仕与隐的本来意义。如果仕者和隐者都缺乏真诚，贪禄慕荣则羞羞答答，好名又耐不住寂寞枯槁，那么，仕和隐都同样自私，同样虚伪，同样俗不可耐，同样极其无聊。

与陶渊明同预“浔阳三隐”的周续之，被时人揶揄为“通隐先生”，与许询、刘惔可谓貌异而神同。他早年入庐山事沙门慧远，后来“不尚峻节”，屡屡游于权门，以致招来许多物议，当时曾有人当面质问他：“身为处士，时践王庭，何也？”这位自认为得出处之美的处士振振有辞地辩解道：“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枯槁，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以处士身份游于“王庭”这种谄媚行为，在“通隐先生”的嘴中不仅高于“心驰魏阙者”的贪恋禄位，似乎也高于“耦耕自欣”者的淡泊淳贞，因为后者还未臻于“情致两志”，不知道“市朝亦岩穴”的妙理。这真是要多滑稽有多滑稽！陶渊明与这位“通隐先生”有往来，萧统《陶渊明传》载：“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为此渊明写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在马厩旁边“讲礼”的确有辱斯文，此诗不只是泛泛地“语函讽刺”，而且其主旨集中在“讥苟就也”。千载之下读其诗仿佛仍能见到陶公对“通隐先生”的鄙夷之色。

“弱子戏我侧”的生命“真乐”与“华簪”所代表的爵禄富贵在诗中对峙，诗人用“忘华簪”和享“大欢”来表达自己取舍爱憎的情感态度，我们再一次看到珍视人间至情与鄙视爵禄富贵之间深刻的联系。他到晚年还因自己的归隐致使儿子们“幼而饥寒”而“良独内愧”，在“自恐大分将有限”的时刻，对儿子们以后的生活仍然牵肠挂肚：“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与子俨等疏》）这些唠唠叨叨絮絮娓娓的话语，道出了一位慈父殷殷拳拳的爱心。他对弟妹之爱也如同亲子之爱一样深厚。得知异母所生程氏妹死去的噩耗，陶渊明“感惟崩号”“百哀是切”（《祭程氏妹文》），他说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之深百倍于一般的兄妹之情：“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同上）他与从弟敬远更是志同道合，兄弟二人平时“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因而敬远之死使他“情侧侧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祭从弟敬远文》）。另一从弟仲德亡故后，他一踏进亡弟的旧宅就不禁“悲泪应心零”（《悲从弟仲德》）。这些悼诗祭文痛逝悯孤，“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是陶渊明长留于天地间悲恻动人的至情文字。九九藏书网

宦游在外“久游恋所生”，诗人一踏上归路就“计日望旧居”，盼望能早日回去“侍温颜”，心想急于到家，路上偏为风阻，自然难免触目生怨：“崎岖怨地，限隅怨日，凯负怨风，森疏怨木，层层添苦。”怨多是因归家心切，苦重是因念母情深。这两首诗中的归隐之志与念母之情相互映发，“人间良可辞”的超脱情怀与“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的人间挚爱彼此关联。

这种情怀同时也渗透在陶渊明笔下的自然景物中，不妨看看他的写景名句：

在陶渊明那些风高调逸的诗文中处处都洋溢着广被人间的挚爱与温情，即便在那篇发誓要“潜玉于当年”的《感士不遇赋》中，他仍然崇尚“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信念。在他的诗文中，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诗人尊亲爱子笃友的深情。《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写尽了宦游客子一片怀亲至情：

的确，如果陶渊明只一味地“请息交以绝游”“临清流而赋诗”，而不渴求“悦亲戚之情话”，或不乐意“植杖而耘耔”，也就是说，如果他只有超尘出世的洒脱情怀而没有人际关怀与人间挚爱，那他就像传说中的松、乔一样没有存在的真实根基，就像上面《晋书·隐逸传》中那些“同于槁木”的隐士让人觉得冷漠而又矫情，人们同样可以用温峤问隐者郭文的话来质问他：“先生安独无情乎？”人际关怀是人际超越的生命动力，没有对人际的关怀也就没有对人际的超越。假如不执着于人间的价值信念，假如不肯定人间的是非标准，怎么可能憎恶人间的是非混淆和价值颠覆？怎么可能因此而远离官场归隐园田？怎么可能超脱功名浮嚣和利禄贪竞？假如没有对人间的挚爱与温情，怎么会去超越人际的倾轧、暗算与虚伪？

一个对人际满怀挚爱与关怀的人，自然不会像僻隐之流那样餐霞饮露友鹿娶梅，陶渊明绝不可能结庐于人迹罕至的危峰深谷野岭荒溪，甚至他对自然的审美也不同于谢灵运的辟山开道寻幽探奇，只有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田园才对他具有无穷的魅力，就像只有那些真率淳朴的“素心人”才使他真正感到亲切一样。堂前的桃李，檐后的榆柳，南山的豆苗，袅袅炊烟的村落，汪汪犬吠的深巷，咯咯鸡鸣的树梢，还有那刚垦的丘陇田畴，丰收在望的新葵嘉穗，迎风摇曳的东篱秋菊，在在都叫他忘情叫他沉醉。而且，他宁可去重访遗弃的井灶、残朽的桑竹、坍塌的屋宇（参见《归园田居五首》之四、《还旧居》等诗），也不愿去跋涉那些与人无干的峭壁险峰，去光顾那些自生自灭的枯藤老树，因为前者毕竟是人类留下的印痕，诗人才这般细心这般深情地“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还旧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倾向问题，因为这一审美倾向源自诗人存在的深处，它深刻地表明陶渊明对人间的关切和厚爱。

这两首诗写喜得佳邻的快慰，由此可见诗人对人际友谊与温情的珍惜。移居南村全不在于风水吉祥的住宅，一间“取足蔽床席”的“弊庐”足矣，更不是为了去攀附那儿的朱门大户，为的是能与淳朴淡泊的“素心人”度过朝朝夕夕，便于与“邻曲”们“时时”往来。有时与邻居一块去野外登高赋诗，或者大家围坐一起赏文析疑，诗人的高情雅趣令人仰止；有时邻里之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话家常，诗人的为人又是如此亲切随便，就像我们自己身边一位脱略形迹的朋友。锺惺在《古诗归》卷九中评论说：“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见公和粹坦易，一种近人处。”陶公超然于人际的成败穷达，“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禄轩冕荣华全“不入眼，不入口”，“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对衣食的操持和对农务的兴致，正反衬出他对仕途升降与人世荣枯的冷淡；另一方面他离不开“素心人”亲密的情感交流，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开心的“言笑”使他乐而忘倦，“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对人际的关怀与温暖是如此渴求。诗人对人际的超脱与关怀在这两首诗中同时得到了真切地表现，我们觉得他是那样翛然旷远超尘绝俗，又是那般随和自在平易近人。藏书网

鸟儿或者翩翩而飞，或者相与而还，或者“好声相和”（《停云》）；风儿或者“翼彼新苗”，或者送来“余善”，或者开我衣襟；树木或者“枝条载荣”，或者贮满清阴，或者绕屋扶疏，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温暖，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这种恬然适意中，陶渊明通过自然所展示出来的不正是他对人际的依恋么？可是，诗人所处的时世既不和谐也不温暖，倒是处处充斥着冷酷、荒谬、伪善、欺罔，“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赋》），因而，从另一角度看，陶渊明在自然中所描绘的温暖与和谐，谁能说它不是诗人对自己时代的反讽？当“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风”之际，陶渊明却独个儿“采菊东篱下”，却与农人“但道桑麻长”，却悠闲地欣赏“鸟哢欢新节”，却宁可“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谁能说这不是对世俗贪竞之风的抗议、超越与解脱？

隐士许询看到刘惔家中的装饰、摆设、床帷无不豪华富丽，餐桌上的菜肴饮食无不丰美甘肥，不禁发自心底地艳羡：在丹阳尹这个位置上所享的荣华富贵，比我在东山岩居中所过的穷日子要好多了，戴乌纱帽到底胜过披葛巾，好好待在这个位置上吧。刘惔对此话也莫逆于心，连忙保证要小心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许、刘二人私下的对话将他们的尘心俗念暴露无遗：前者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后者既沽世俗之美誉，又恋皇家之厚恩。他们的共同点是外表一尘不染而骨子里却俗虑缠心。

陶渊明外表看上去也许不如许、刘辈那般潇洒出尘，但他真正做到了“情不依世”，不同于许询的俗虑缠心；他真的能解去印绶轻官忽禄，不同于刘惔的纡青佩紫；他归隐以后仍然结庐人境，不同于刘遗民的离群索居。当然，他归隐真正独特的本质和意义，真正区别于上面这些岩隐、朝隐、通隐之辈的，主要还在于他不仅其身远离官场，而且其心“不慕荣利”，在于他既挚爱人间又超越人世。这使他身在世俗又不染世累，处于尘世又不缨尘网，充满人际关怀又不受人际羁绊。

诗人惠临一切人的爱心来自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既然人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出生落地本无定处，此后生涯也随风飘零，那么耿耿于生死实属无知，强分亲疏更无必要！他甚至突破了儒家爱分亲疏厚薄的古训，主张超越本己的血缘将爱意普泽世人。他做彭泽令时“不以家累自随”，只给家中找了一位仆役，并特意写信诫其子说：“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可见，陶渊明的爱并不自限于骨肉亲友，他具有一种深广无私和一体同仁的博爱精神。

诗人们想象中的隐者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信，而《晋书·隐逸传》中所载的那些历史中真实的隐者也同样不近人情。嵇康临刑前曾说“昔惭柳惠，今愧孙登”，诗中的这位孙登“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同传所载的另一隐者郭文也是终身“不娶”，入于“吴兴余杭大辟山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恒着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名士温峤当面问他说：“先生安独无情乎？”还有一位隐者索袭，“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隐逸的动因常常是敝屣名利、尘视富贵，可对于这些隐居在土窟岩穴或无人之地，既不交当世又不娶妻子的隐士，他们轻名淡利的诚实性大为可疑。试想，如果不想博得当世或后世的美名，他们干吗不让自己隐居在平民所生活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墟落，过平民所过的那种正正常常的生活，让自己消溶在这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中呢？隐居于深山穷谷“无人之地”无非是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惊叹，不交于众以矫其清高，高自标置以显其孤傲，惊世骇俗以炫其不凡，这恰恰是以逃名的方式求名，以对人间情爱的冷漠来掩饰对世俗声利的热衷。藏书网

与以上这些诗文中想象的和历史中真实的隐者正好相反，陶渊明的归隐是回归到平民百姓之中，虽远离市朝但不索居于人世。如《和刘柴桑》一诗说：

不仅不到荒山僻谷“索居”，为了求友他反而向南村“移居”：

他对“田园”“林园”情有独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园田”和“林园”既不离人世又异于市朝，既不离人间又可“冥尘事”。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园田”和“林园”何尝不是“人间”，但它又与“市朝”或官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相反的生存方式、两种对立的价值世界：专注于“园田”耕作便不在意于世俗的穷通，喜好“林园”的淳朴便厌恶仕途的欺诈。置身于“林园”或“园田”，仍然在亲旧、儿女、邻居的人际温暖与关怀之中，可又与“栖栖世中事”“相疏”（见前文）；精神上摆脱了俗情俗事的羁绁，可又并不去“山泽”离群“索居”，将“遗世”与“近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陶渊明归隐高不可及的地方。他对人间满怀深情厚爱，也珍惜人际给予的“慰情”；享受大自然“良辰入奇怀”的恩赐，也品味“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躬耕之乐，摒绝求官的媚志，求利的贪婪，求名的虚荣，对人世荣华富贵一无所求——“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二十首》之十），对蜗角虚名更弃若敝屣——“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自祭文》）。他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所说的“心遗得失，情不依世”道出了他既不离人际又能超脱世俗的真谛。这两句中前句是后句的必要条件，没有“心遗得失”就难得“情不依世”。被认为是诗人生平“实录”的《五柳先生传》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连分别人与人的起码符号——姓名也忽略不记，连是“何许人”尚且无人知晓，可见陶渊明对声名是如何淡漠了。清毛庆蕃评这几句说：“无乡人之心，故不知何许人；无求名之心，故不详其姓字。”同传又说“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诗人对人世的“荣利”全无，所以他一方面“蔑彼结驷”“不萦好爵”，一方面“甘此灌园”“耦耕自欣”（《扇上画赞》）。

真正的人际超越来于深切的人际关怀，因而人际关怀与人际超越往往同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二者是如何交融统一于陶渊明一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