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短板”不是指“短板理论”或“短板效应”，而是指现代社会中专家天生的局限。“期待”自然是指公众对专家的期待视野。

这一方面告诫专家必须谨言慎行，在非自己专业领域尽量闭嘴，一是以免给别人误导，二是以免被别人嘲笑；另一方面也告诫公众要弄清专家的专业领域，在他的非专业领域，专家不妨姑妄言之，公众尽可姑妄听之。因为博客和微博这些自媒体出现以后，要让一个专家在专业之外完全闭嘴几乎毫无可能，专家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专业之中，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爱情，必定会有自己的感想和体验，他这些感想和体验固然不必盲从，同时也大可不必嘲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仅供参考”的“一家之言”。哪怕专家是个书呆子，他也能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他的所思所想可以让大家十分“开心”。如果对专家在非专业领域的发言大加嘲讽，就会浇灭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我们甚至再也听不到他在专业领域里对公众发言。

在自己非专业的领域里，一个专家发言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能不及一个普通百姓，但它的影响又超过常人，这正是专家最大的“短板”，也正是专家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一条微博就把北大推到了风口浪尖呢？这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邹恒甫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一是由于邹先生爆料针对性很强。最近西方对世界经济学家进行排名，邹恒甫先生不仅在全世界排名第九十六位，而且在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而且这个排名是西方学术界弄出来的，而且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且现在又是世界银行专家，这些“而且”头衔中随便哪一个都可以让他牛一辈子，何况这些头衔都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所以如今的邹恒甫真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程度。要是一个无名小卒骂骂北大，大家肯定只是当作笑话听听，绝对没有人来理会他说的真假，北大更不会到法院和他对簿公堂。

邹先生的学术才华无可怀疑，他的学术成就也有目共睹，他的学术地位更难撼动，但有才华的人容易狂傲，有成就的人容易放肆，有地位的人容易轻率，就像他同时罩着许多学术光环一样，他也同时带有这些为人的毛病。他上面那两条微九_九_藏_书_网博不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发言，而是作为一个与北大有许多恩怨的人爆料。他在爆料的时候已经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领域，也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心态。

现代社会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越是在某个领域极有成就的专家，其知识结构可能越是狭窄单一，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发言值得重视，在非自己专业领域发言可能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有人断言公共知识分子即将消失，更有人写出《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完全成了“公痴”。

公众虽然讥讽国内的“专家”为“砖家”，但对“真专家”尤其是对世界认可的专家，大家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和莫名的崇拜。人们相信像邹恒甫这样的世界知名专家不会信口开河，没有真凭实据他不会指名道姓地爆料，他敢爆料肯定是戳到了北大的痛处。我看了邹恒甫这十几天的微博，看了他前前后后的演讲材料，更细读了上面那两条爆料微博。我觉得他把北大送到炭火上烤，也把自己送到了炭火上烤；他让北大颜面扫地，也可能让自己无地自容。北大如果真的和他较真，我觉得邹先生就很难轻松脱身。他微博中的爆料也许是实情，但在法庭上难以指证，除非他掌握了这方面的录像或录音，除非他有内线愿意出面作证。比如他微博中说，“国外很多来中国讲课99lｉb.ｎet访问的，也把饭后去歌厅舞厅娱乐桑拿洗脚按摩当作必需节目”，这种情况倒不是他个人捏造，但落实到具体单位就必须拿出证据。至于“北大是搞最高教育研究还是搞最高吃喝玩乐”“什么样的后门关系让这些吃喝场所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一个无名小子随便骂骂，出出气解解恨也就罢了，邹恒甫这样的名流来骂大街，就让名校北大非常难堪，北大自然也就会让邹恒甫同样丢丑。

不管怎样深刻的思想家，既有敏锐的洞见，必有可怕的偏见；不管哪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在专业领域才华超群，在非专业领域可能极其无能。客观全面容易流于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深刻犀利又容易固执偏激，甚至走火入魔。

即使在自己本专业领域里，专家也往往由于固执而失之偏激，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发言，在公众眼中也可能显得幼稚可笑。28号《新京报》讯，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送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状告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二百三十九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这些语言专家们认为此举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和权威99lib.net性。譬如“NBA”应改为“美职篮”，还有“iPhone”“GDP”“CPI”等应该译为中文。这些语言学专家由于太热爱汉语了，他们容不得汉语中夹杂一些洋文字母，就像溺爱小孩而娇惯小孩一样，太爱汉语而出现对汉语的偏执。中华民族正处在千古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的文化、语言、心理、习俗，与世界各国都处于不断交流和交融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洋节，无意之中就喜欢溜几句洋文，热恋中的男女情不自禁就当众接吻，张口就“OK”，闭口就“Bye Bye”。我们人不可能是清朝时的汉人，话更不可能说民国时的汉语。我这个弄古代文学的人能理解专家们的焦虑，大众可能觉得这些告状的专家是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想到了鲁迅。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先生的回答让时人大跌眼镜：“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鲁迅先生这段话都偏激得可怕，他的朋友和论敌大多指责他误人子弟。鲁迅先生自己看的中国书肯定比外国书多，他学术研究的领域更是古代文学、绘画、碑帖，先生上面这段话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只是他对传统失望和对现实焦虑的宣泄。他同时给挚友许寿裳儿子开的书单全是“中国书”，而且全是中国的古书。

这篇随笔是对最近一件轰动新闻的随感——本月21日，邹恒甫先生对北大的两条微博爆料，搅动了文化教育界的死水微澜：

把教授骂为“叫兽”，这些年差不多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对北大的嘲讽谩骂更是家常便饭，但几乎没有哪一篇文章或哪条微博，像邹恒甫先生的这条微博那样引起社会热议。这两条微博一出立即有数万人转发，从官方的“人民网”到各大门户网站，从大学教授到市井民工，它是这一个多星期来大家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有人由此对大学堕落痛心疾首，有人借此发泄对大学教育的牢骚怨恨，有人可能只是跟着起哄看热闹，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邹恒甫先生绝对是公众关注或仰望的人物。很少有人对北大表示同情，不少评论都拍手称快，社会大众都说邹恒甫骂得“非常解恨”。这十天来北大几乎在炭火上烤炙，今天看到了北大正式起诉邹恒甫的新闻。

自媒体显露了专家的“才能”，也暴露了专家的“低能”。它能让专家变得比较清醒，也能让公众变得比较自信：常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专家不过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常人。这样，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就能达成深度理解，社会就可能走向和谐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