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懂得感恩，我自己却不知道感激！平时教育学生要学会感恩，我自己却只知道忘恩！真荒唐！
太太没有义务必须爱自己的丈夫，除非丈夫值得她爱；学生没有义务赞美自己的老师，除非老师的工作真值得他们赞美。即使值得爱值得赞美，被爱者和被赞美者仍然要学会回报，学会感恩，不知道回报和感恩的人，必然会从麻木变得自私，又从自私变得冷酷。
师生接触的时间越长，师生之间的感情自然就越深，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自己的应届博士毕业生赵目珍，跟着我从硕士读到博士，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和我在一起。他现在不仅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他学有所成，更希望他未来生活幸福。可见，师生之间有接触才会有感情。
老师你在台湾待了几个月就到处呼吁台湾师生情怎样美好，你在华中师范大学待了快一辈子了，难道就没有一个学生值得你写么？你和“华师”学生的感情就不是最美师生情么？你忘了最支持你的人永远是“华师”的学生么？建议老师也写写“华师”的师生情！
是的，我最应该“写写‘华师’的师生情”！
是学生给学校带来了生机，是学生给老师带来了活力，是学生使学校充满了春意。现在我们学校应该深刻反省：学校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条件？我本人更应该扪心自问：自己长期以来是在“育人”还是在“误人”？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二十多年，在台湾屏东教育大学讲学只有两个多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给予我的掌声无疑更多，而且不仅仅是掌声，不知是从哪届同学开始收集和编辑所谓“戴建业语录”，并将这些“语录”挂在网上。可以说这是学生给我的很高的荣誉和奖赏，听别人说网上有“戴建业语录”后，我只是把这当作笑谈一笑了之，只是意识到学生们十分可爱，但没有意识到应感激同学们的美意。前年我校研究生首次网上投票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时，我正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持研究生答辩，答辩结束后又畅游漓江，回到学校时才听说我“中了状元”，七千多研究生中我得到四五千张票，我感到非常意外—ｈtｔｐ://ｗｗｗ•９9ｌｉb.ｎeｔ—竟然还有那么多理科研究生投了我的票，也非常兴奋——学生的肯定是对我工作的最高奖赏。但是，我并没有反问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个荣誉，没有想到如何回报学生们对我的关爱。
现在我想告诉戴老师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老师并不像您所写的那样大大咧咧，不懂得尊重自己的老师。记得2010年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时，我们互相转告，呼吁同学们去投票，那段时间我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您的票数，所以老师所说的“这件事激动过后，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我们——您的铁杆粉丝来说实在难以接受。我们学生当中也写过很多有关您的文章，至少我在博雅论坛上看到过的就不下十篇吧，对您都是称赞有加，我们并不是不懂感恩，只是您没有看到而已。至于上课时，听得过瘾时我们“啪啪啪”地鼓掌，我并不觉得比台湾学生报以微笑失礼，只是两岸学生风格不同罢了，我反而觉得从心底发出来的掌声是对您最大的肯定，并且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也经常对您报以微笑，也许只是您没有看到罢了。至于您说的下课后学生都是背起书包走人，不会对您说声谢谢，我实在不敢苟同，当初我们听完您的课后，留恋在您风趣的讲课当中，我不止一次看到有学生围着您问这问那，如果时间允许还会和您一起走出教室，目送您离开，当然我们不习惯于下课后对老师说谢谢，但并不是不尊重老师。仍然回到文章的开头，我现在十分嫉妒台湾的学生，您只给他们上了两个月的课，学生就给您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一直这样尊重、爱戴您，上了您这么久的课，却无法得到台湾学生哪怕一半的待遇，实在有点心凉。最后，请允许我说一声：我们之间的师生情也是最美的。
看了贺慎同学这留言和评论后，我很惶恐——对那些有情有义的学生，我为什么常常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很惭愧——我到底给自己的学生多少帮助和启迪，长期以来安然享受学生们给我的掌声和鲜花？又很困惑——为什么对大陆学生多年来的掌声“习以为常”，而对台湾学生的感激十分敏感？贺慎同学的留言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
事实上，走上大学讲台的二十多年来，学生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给予他们的，我在即将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自序结尾说：“感谢我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掌声给了我自信和快乐，他们的质疑更促使我反省与思考。”
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选择做教师，最幸福的事就是遇上那么多纯真可爱的学生，最难堪的事就是与学生重逢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记得几年前去外省开会，一个学生老远乘公交车来看我，她说一听到我来了就很激动，多年来一回想我上课的情景就很温暖，她还说我曾经表扬过她，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真的无地自容，真想钻进地洞里去。说心里话，我特别想记住自己每个学生的名字。我研究生刚毕业时当了一年班主任，这个班三四十名同学我至今还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甚至还能想起他们的笑容。但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让老师无法记住他们的学生，一是学生人数太多，二是接触的时间太短，三是教师的负担太重，四是莫名其妙的杂事太多。
更可怕的是，现在学校这种管理模式，并不鼓励师生之间的交流，大学只看重教师的论著论文，并不太在意他们的教学态度，更不关注他们是否与学生交流。于是，一个教师就只专注于应如何写书，很少思考应如何教书。我觉得学校应该兼顾教学与科研，将本科生分成小班，让教授分别在各个班做班主任，这样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时间一长师生就会成为忘年交，这会让学生受到各方面的熏陶，也会让教授永葆生命的活力。我觉得大学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接纳个性鲜明的学者，只有这种地方才能包容离经叛道的言论，也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有新潮的思想观念。学生在这种地方，可以从老师的著作中获取新知，更可以和老师面对面交流，磨砺思想的锋芒。
三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劳动过程中与一位武汉知青产生了感情，那位武汉知青也对我有意，她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毛线，亲手为我织了一件毛衣九*九*藏*书*网，这是我这个农村孩子第一次穿毛衣。其实根本用不着“穿”这件毛衣，“看”着它我就非常温暖。后来阴差阳错“同桌的你”成了他人的新娘，我也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我太太十多年前亲手给我织了好几件款式更好的毛线衣，但我完全没有第一次穿时的那种感动，也完全没有第一次的那种感恩。这绝不是我更喜欢过去的女友，而是无意识中觉得太太为自己织毛衣是“理所当然”，这样，自然就没有感受太太织毛衣时，一针一线“织”进多少对丈夫的深情，久而久之，对太太传递的爱意就变得十分麻木迟钝。
这说明我骨子里还有“师道尊严”，认为老师是授者，学生只是受者，无形中把老师当作施舍者的角色，觉得被施舍的学生理应感恩。
我觉得愧对自己的学生。贺慎同学，谢谢你！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师生情”是人间最美好、最纯朴的情愫。因前几天同学聚会感冒，今天我还在发着低烧，看着贺慎同学在我博客上的留言，翻阅历届同学毕业时的纪念册，我的眼圈一阵阵发潮。历届同学的微笑、温情、鼓励、赞美，让我感到温暖，让我变得自信，更让我工作充满激情。今生今世我会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它。
——写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届毕业生
剑桥铭邸枫雅居
我们文学院2008级即将毕业的本科生贺慎同学，几个小时之前在我网易博客上留言说：“我们的师生情也最美！”这是贺慎同学读了我《人间最美师生情》博文后真切的情感反应：
我给本科生上课比给研究生上课还要认真，这可能是本科生课堂太大，上课时间又没有弹性。另外，我认为研究生应该学会自己读书，不能老是依赖老师讲课，古人也轻视“耳学”而重视“眼学”。但本科生还没有完全入门，给本科生上课就是给他们引路，因此我长期留心专业的学术进展，尽可能在教案中吸纳最新的成果，自己对作家作品有新体会也马上写进教案。在讲台下下的功夫越笨拙，在讲台上的表现就越潇九_九_藏_书_网洒，不管讲得多么熟的课程，上课前我一定要认真准备，从来不敢苟且马虎。但是，不管我自己如何“敬业”，不管我的课多么“精彩”，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工作，国家早已给我付出相应的报酬，我的学生没有任何义务要给我另外鼓掌，更何况我工作还不够敬业，更何况我的课根本谈不上精彩！
为什么自己对那些台湾学生的赞扬十分在意呢？难道我对学生也内外有别？也许自己在台湾只是“客座”，时时意识到自
己“客座”的身份，对台湾同学们和同行们的赞扬格外敏感上心，这酷似我们在别人家里受到盛情款待，临别时总要连连道谢。在别的学校受到学生的高度赞美有点出乎意料，在自己单位受到学生恭维似乎在情理之中，好像外校学生赞美自己是他们“分外开恩”，而校内学生赞美老师是他们的“应尽义务”。这使我想起自己早年的“家务事”。
2012年6月1日
1988级的同学们才第一次给我上课鼓掌，那一次鼓掌让我兴奋了好几个夜晚，回味了好长时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能“听到”当时的掌声。我对1988级同学印象也特别深刻，如果那时开了博客的话，像我这样容易激动的人一定会写一篇博文。从此以后，我在课堂上越来越从容自信，同学们给我的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自己对掌声也越来越“习惯”，越“习惯”自然也就越麻木，我把同学们对我鼓掌这份“额外奖励”，当成了我自己的“应得报酬”——好像自己讲课真的很精彩，同学们鼓掌是“理所当然”。其实，至今我照样读不准四声，照样分不清卷平舌翘舌，照样说话语速很快，只是同学们都友善宽容地原谅了我这些毛病，甚至还说喜欢听这种“戴氏普通话”。
台湾很少有大陆这种“航空母舰式”的大学，台湾社会少子化问题非常严重，各专业一个年级的人数不多，我的课堂上只有二三十名学生，每周七节九_九_藏_书_网课分成三次上完，一周时间师生就混熟了。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全校最大的系，现在每年招本科生几百名，一个课堂上一百多名学生，课前点一次名也要花上十分钟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不是在上课，而像是在做学术演讲，师生之间不能充分互动。我感到很苦闷的是自己教了二十多届学生，但对这些学生最多只是面熟，能叫出名字的少得可怜。这并不是大学普及的必然代价，是我们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学校和教师价值取向中的失误。
贺慎同学还在我另一篇杂文《人情味》后评论说：
学生的掌声给了我人生的高峰体验，学生的质疑促使我学会深入思考，学生青春的笑脸驱走了我身上的暮气——应当感恩的是我而不是学生。
同学们，再见！
中文系2008级同学即将离开母校，我最应该向同学们感恩道谢。亲爱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我教过的历届同学，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让自己配得上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
其实，我并不具备当一个好老师的素质：我的语音不清脆洪亮，我的语速太快、太没有节奏，我的普通话更是太不标准。1985年回到母校工作后，我一走上讲台就给中南各省县长学习班上课，课程名称好像叫“文学修养”。上午我唾沫四飞地连讲了两节，县长们都安安静静地“洗耳恭听”。到第二次上课时教室里来了许多学校和系里领导、教研室老师，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上次课一炮打响，这次我更是神采飞扬地连讲了两节。课后领导、老师与学生代表座谈，我才知道自己不仅不是“一炮打响”，还很有可能是“一蹶不振”。县长们听了两节课后就给校方写信，要求换下我这个愣头愣脑的青年老师，原因是“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就经常取笑我的方言，有一位仁兄还挖苦我说：“建业讲汉语像读英文，建业读英文像说汉语。”领导没有让我“下课”，只是要求我尽快学会普通话。随着我不会讲课的臭名越传越远，我对能否上好课越来越没有信心。虽然连续两年恶补普通话，1985级、1986级的本科生还是有人抱怨“听不懂”。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选错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