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定难以想像：他既是第一个使用“小说”二字成一词的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小说家。然而他所谓的“小说”，并不是后人眼中的小说；在他那里“饰小说以干县（按：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外物》）的意思是说：粉饰一些浅薄琐屑的知识，去求取（权力拥有者所征用而致之）高名，那么距通达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呢！

那位口吃难言，却为同代宫廷辩者辑纂了三套辩论手册的刘向编过这么一个“楚围雍氏五月”的故事，收录在《战国策》第二十七卷的《韩策》。故事的大意是：楚国攻打韩国，包围雍氏达五月之久。韩一再遣使往秦国求救，使者尚靳还用“唇亡齿寒”的譬喻来说明秦出兵救韩的必要。接下来是秦宣太后召尚靳入宫谈话的一节，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在卢梭打造的自然公园里的爱弥儿是不可以阅读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寓言故事的。因为“儿童都读过拉封丹的故事，但没有谁知道他的用意；幸而没有知道的人，否则将招致道德的混乱而导致更恶的结果”。爱弥儿被允许阅读的第一本书是笛福（Daniel Defoe，约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之所以如此，乃是卢梭已经不自觉地为他所谓的自然建立起一层又一层的体系，比方说《爱弥儿》第三编上如是说：“社会上的问题，儿童既不能明白，就不要使他注意；但于知识的关系上……是不可不知道的。那么，不必示以道德，而先使其注意转向工匠和机械的技术。”

小说为什么要冒犯我们已经具备的知识呢？

即使不能像庄子的“窜入”那样为已然公开且流行的正确知识、真实知识挹注另类思考，刘歆却仍示范了“刻画细节以增益可信度”的具体技术。在传统的书写地位上《西京杂记》如何与群经众史争锋？置身于独尊儒议的宫廷学术场域之中，刘歆又如何让“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西京杂记》黄省曾序）的驳杂知识为人所信？

或者小说家并不在意他所提供的驳杂知识是否像主流的、正统的知识那样被视为正确、真实。《西京杂记》上另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每一个写小说的人也注定与一整部及其身而止的小说史遥遥相对。倘若其间的距离不是如此遥远，他也就不至于对小说如此迷惑。我们可以如是假想：一个能够灵活书写的少年在立定志向从事小说创作的那一天开始，读到了佩特罗尼厄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Satyricon）残卷二章和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约123～约180）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在此之前，他必须从未读过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约978～约1016）、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或施耐庵（1296？～1370？）的作品；当然，也更不容许他先读乔伊斯（James A.A.Joyce，1882～1941）以迄于王文兴或鲁迅（1881～1936）以迄于黄春明的作品。换言之，我们为这有志于成为小说家的少年打造好一个从小说源起时代直到当世的阅读环境、一桩巨大的教养工程，使之一步步在浸润于小说发展历程的训练之中，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如何踵事增华，抑或折枝萎叶。务使其体系性地认识古今中外小说演替的各种技术，甚至美学原理。如此一来，这少年对小说这一行自然有了（像堆叠“乐高［LEGO］玩具”一般）纤毫不错、分寸不乱的理解。然则，这少年能够成为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缔造新典范的小说家吗？我猜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像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那样为爱弥儿（Emile）完整设计的教育体系里，作者也在《爱弥儿》（Emile ou de 1' Education）的自序中坦承：“这本书的内容，一点没有次序，而且不大连贯；无非想给贤良的母亲，作个参考。我起初在作些短篇论文，不意接连地写得很多，竟做成一部书了。”世间没有一个按图施工、照《爱弥儿》教养长大的活人，恐怕更不会有一个按图施工、依小说与小说理论的体系培育出来的小说家。

九九藏书网

庄子之后，中国的小说发展历经了漫长的“减法”，但是这并无碍于司马迁悄悄将虚构的手法携入所谓正史的书写，无碍于皇甫谧为理想中的隐士立下所谓的传记，无碍于刘歆将无处可以容身的饾饤见闻、散碎纪录加工糅制成笔记小说的先河——容我们再跨越一步：即使连刘歆那个口吃难言的父亲刘向的作品《列女传》、《说苑》、《新序》以至《战国策》（后三书根本是为汉代中期以降宫廷语言侍从之臣而编的辩论手册），又何尝不可以视之为小说？因为在彼一时代，小说还没有被进一步的“减法”停滞、衰退、缩减、逆变成只能讲一个“首尾俱全”、“有角色、有动作、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呢！

让我假设此刻正面对着一个以上的小说爱好者——这种人比一般的小说读者有较世故的阅读经验，所知道的小说家也不只是常上电视、偶传绯闻或突然变成政客的那几位；这样的小说爱好者可能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两篇或者一两本小说，他们时而会对小说这一行感觉迷惑。这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因为它与小说爱好者重大的人生问题（或人生之中较重大的问题）分毫无涉；小说既不能解决那些问题，也不能减少那些问题。一旦小说爱好者的人生问题在其某一阶段的现实人生之中突显浮现出来的时刻，他们不是忘了小说，就是把爱好小说这件事当做未经世事、不够成熟时期的一个梦、一则幻想。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梦和幻想——更确切地说，如果对梦和幻想抱持迷惑，那一定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

即便这样，苏格拉底当时并没有死。在小说里，另一个女巫潘丝亚用海绵为他止了血。挨至天明，目睹整个巫术毒刑的阿里斯都门赫然发现苏格拉底身上连一点伤痕都没有。直到两人出门上路，苏格拉底吃了非常多的面包和乳酪，直叫口渴。可是当他的嘴唇刚碰到溪水的刹那——伤口大开，海绵滚落，鲜血涌出，苏格拉底僵硬了。

显然，庄子是看不起“小说”的。近世治小说史或文学史的人多只片言带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即云：“（小说）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达史》第九章第四节首段几乎全抄此语，亦未多作解释。这些史家大约根本不相信庄子正是后世小说观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说家，要不就是很难费劲地去解释：首创“小说”一词的小说家所鄙夷的小说并不是后世观念之中的小说。也正因为这一寓巧合与误会的双重夹缠，使人们难以从庄子的鄙夷态度里发现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块拼图，那块“另类知识”的拼图。

在庄子那里，朱漫的故事可以直接唤起“人生耗掷于一幻”的联想。到了刘歆笔下，这个旨趣缩减了；可是“学屠龙”一变而为“学格熊”的痕迹至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的谣言（或虚构）则益须对照庄子的旨趣方能看出：刘歆运用一篇只有三十四个字的小说总括性地讽喻了广陵厉王耗掷于斗狠好勇的一生。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里叙及垓下之围，项羽只剩下残兵败将二十八骑的时刻，发出“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慨叹。在数千汉骑的围困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会打仗，项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司马相如（前179一前117）和司马迁（前145一前？）可说是同时共代之人，刘歆（？一23）较之晚出近一世纪，那件鹔鹴裘和文君抱颈泣诉的言语又是如何传演再生的呢？我们既然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无法起刘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学上的证据，便只能将《西京杂记》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视为刘歆“窜入”正史、提出另类知识的小说。这位小说家不相信相如与文君连酒钱都付不出，居然还有车骑可卖，于是顺手更改了酒舍的营业地点。但是，或许刘歆的作为不是一个加法，反而是一个减法——因为如果照《史记》所言，根本没有取裘赊酒一节；也就是说：相如夫妇尚不至于典当衣物，文君已觉不乐。则循理按之，相如卖房屋、买车骑、下临邛、开酒舍，并无不当。换言之：司马迁略去了变产治生的细节，并无碍于相如夫妇远赴卓王孙脚下挟名声以诈财。刘歆为一袭鹔鹴裘费如许手脚，却显得越描越黑了。

谓之零落错乱，乃是基于一项现象面的事实：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计算出来的。正如人们无从断言，在政治或经济上，我们所置身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人们也同样无法断言，当代的小说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来越细腻的许多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的探索反而经常告诉我们：在小说这个体制的发展过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实是某人某作的遗绪，某件诸元其实是某作诸元的脱胎。关于小说的诸般理论倒像是要宣称：小说史之形成自有一套减法。不能承认这套减法确乎存在，便无法正视小说史的零落错乱。而所谓零落错乱，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指小说绝非后出而转精、益学而渐巧，有一定向而线性的进化。相反地，小说史上不择期亦不择地而出的经典作品之间，却常出现漫长的停滞、衰退、缩减、逆变。无以数计的小说作品从未依据任何一条自然律法或科学法则推挤堆叠、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说所构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庞然的混沌。所谓“小说的体系”或“小说的理论”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矛盾语。

果如卢梭所形容的拉封丹寓言故事：没有谁知道他的用意，恐怕也没有谁能准确说明阿普列尤斯这样糟践苏格拉底的用意究竟如何。而苏格拉底——就任何一个心智健全且稍具常识的人而言，不是为99lib•net了捍卫他的真理而被判饮毒自尽的吗？

依据《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的确“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而他享国六十三年余，最后坐祝诅事发入罪，被汉宣帝赐自绞死。刘歆改写这一至为确凿的事件难道只是为了散播一则“杳昧难凭”的谣言。且慢——倘若我们再细读《庄子·列御寇》里的这一则故事，恐怕就可推知刘歆的用意了：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史家所造之语。

这是一则非常奇怪的故事。因为刘歆不再是“窜入”正史，添补枝叶，他居然捏造广陵王刘胥的死。

尽管《庄子》一书的真伪如谜，详考各篇归属更莫衷一是，即使连《外物》一篇都有西汉道家所作、庄子自作后人增补、秦汉之间学者所作、庄子后学逸文而由汉人编辑等诸说，然而以庄子整体学术的旨趣而言，编造故事以模糊知识界圣贤地位的企图则清晰而一贯。质言之：庄子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尧、舜、老聃、仲尼、颜回、惠施乃至鲁哀公、梁惠王、卫灵公等历史人物之名，制造情节和对话，或则全然对反于创学立说者原本的知识，或则令那些学说在言辩机锋的对峙之下被庄子自己的知识所掩覆而倾绌，庄子对他笔下的孔子之立论是否前后矛盾、自相扦格可以说毫不措意，因为他的作品正是在渗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识。举个例子来说：当儒家一径歌颂着尧、舜公天下的禅让政治时，《庄子·逍遥游》却让许由教训了尧一顿，而留下了“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成为真正的小说家的小说爱好者不会在意手上只有第一块拼图，也不会焦虑地渴盼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小说体系。小说世界里的爱弥儿倘若要进行一趟这一行的发现之旅，他不会从鲁滨逊的荒岛开始，他会走得更远。他也不至于错过拉封丹。他甚至知道：不论是在阿普列尤斯或庄子那里，都实存着小说珍贵的自由。

是的，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冒犯一切卢梭为爱弥儿设下的藩篱和秩序。冒犯它们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说的价值尽在于斯，但是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注定产生的影响就在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时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

那么，十五岁的爱弥儿也一定不可以读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这位比庄子晚生大约四百多年的小说家是西方小说史上的二祖之一，他在《变形记》的第一章里便让苏格拉底闯进一爿黑店，被女店东蜜罗——一个会使魔法的女巫——整成这副惨状：

终将有一天，小说爱好者会和这样一个巨大的、纷陈的、复杂的、繁琐的甚至看似零落错乱的体系碰面。

倘若全然满足于《司马相如列传》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姑不论司马迁是否也像写《项羽本纪》时一般为这对情奔诈财的男女添抹了虚构之笔），刘歆无须另为杂记以录之。然则刘歆对《史记》的叙述又有什么地方不觉惬心贵当呢？

然而，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卢梭论教育之初所感知的头绪万端一般，他甚至开宗明义地暗示（人为的）教育之不可能（“无论何物，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弄坏了”），但是卢梭毕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论。推测他九*九*藏*书*网“没有次序”“不大连贯”的书写之始，心中也只有整个体系的第一块拼图——依循自然。试图为小说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个体系的可能性亦复如此。这里的第一块拼图是：另类知识。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述及司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与之私奔：

庄子是中国第一个有小说家自觉的作者——虽然他发明使用的“小说”二字既不讨他所喜，词义也绝不与后世所用者同；而刘歆并没有站在他的肩膀上另立典范。那是因为庄子对“另类知识”在书写领域和文本传统上所能产生的作用有一先驱性的看法。他发明了中国的小说。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马迁那样大胆径用小说家手法所书写的历史，也有其他“另类知识”可以渗入的空间。

这是一段堪称细腻的描述，相对于《史记》其他一百二十九卷的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内文而言，司马相如骗色诈财的“小”故事已经算得上占足篇幅了。然而，到了《西京杂记》（托名为刘歆所撰）那里，犹有未尽之意：

这是多么羞辱斯文的一则妙喻！但是它肯定要冒犯正襟危坐、讲究道统的学者。南宋鲍彪便在注本上补记道：“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

减法尚未充分褫夺小说活力的那个时代，小说像稗子，还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它只拥有也只需要第一块拼图而已。

到了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玩笑开得就更大了。皇甫谧自己是个嫌厌政治的人，晋武帝屡次征召他出任，他从不答应，只向晋武帝借了一车书，隐居以终，书当然也始终没还。《高士传》里的许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谧描写尧一再要让天下给许由，任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巢父的人牵了头牛犊子过来，问许由为什么要洗耳朵，许由说了“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的缘故。巢父答得妙：“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汗吾犊口！”说完，便牵着牛犊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支持《史记》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动的人可能会嫌刘歆多事，因为《西京杂记》里所增补的细节似乎无关宏旨。然而细节之附丽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同时也提供了“可信之据”。在大体上，刘歆其实未尝如前文所述的庄子、皇甫谧那样试图颠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显系虚构性的细节之后增加了《司马相如列传》的可信度，我们仿佛隐约可以看见刘歆捧着一袭鹔鹴裘，对《史记》的读者宣称：“太史公是不错的，这裘正是相如家徒四壁、无以酤酒的证据。”99lｉｂ•net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鹔鹴裘赊酒和文君抱头哭穷的细节。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妇当垆卖酒的地点——因为在《史记》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来可卖之车骑供二人先返临邛、再买酒舍？再其次，刘歆还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龄与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病（甚至以为该病与二人渔色交欢之情有关）。

“小说所能冒犯的还不只是知识而已。”手里握着第一块拼图，迟迟不忍为自己这一行建立一套体系的小说家的答复只有这样一句话。

可是接下来的片刻之后，司马迁描述项羽对乌江亭长说的一段话中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之语，可见那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在顷刻间被汉军歼灭殆尽。试问：“非战之罪”的慨叹、“吾为公取彼一将”的豪语乃至“如大王言”的赞服诸语，是经由什么方式载录下来，又辗转经历了两百年传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项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间就被汉骑分尸裂体了吗？又是谁说出来的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写小说的人便活该与一部小说史遥遥相对，对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小说雾里看花。如此只便宜了那些侥幸出头又懒惰行事的写小说的人。小说爱好者倘若不以小说为余兴娱乐，不把小说当作是人生青涩阶段误打误撞、错织错就的梦想，不将小说看成是晋身文化场域博名获利以便冠“小说家”之名奠定其社会地位的工具，那么终将有一天，他势必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曾经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另一层是：我所爱好的（无论是阅读过的或者创作过的）小说又在小说史上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

当小说被写得中规中矩的时候，当小说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当小说只能阐扬人性世情的时候，当小说必须吻合理论规范的时候，当小说不再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的时候，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爱好者或许连那轻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说也就死了。

《高士传》自然不是传记，而是小说。皇甫谧假借传记表述了他对真正的隐者和虚伪的隐者的看法。他笔下的许由就一如庄子笔下的尧或孔子一样，都不再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种俗知鄙识的化身。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确认或实证庄子鄙夷尧或孔子、皇甫谧鄙夷许由，我们只能把庄子笔下的尧和孔子以及皇甫谧笔下的许由看作两位小说家所要对抗的知识符号。小说家所提供的则是另类知识。为了捍卫“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持论者——如中国古代的史家，才会像孔子那样论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才会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那样独裁：“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那么，让我假设此刻正隔着这一片轻盈的迷惑与小说的爱好者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