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开宗明义地表态这是“一篇胡诌的、似乎不会真正发生的有趣故事”，其实是一项狡狯的设计。他让我们这些“妮侬”摆荡于“相信故事真的发生了”以及“不相信它会发生”之间，而且较接近于后者（“一篇胡诌的故事”），然后，左拉再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拉向前者。我们这些“妮侬”如何从一个更接近于不相信作者的摆荡位置进入、接受、最后相信“它发生过”呢？那是由于左拉故意给予我们大量的、丰盈的、饱满的白描性细节，让我们从一座附有活泉澡池的古堡中“看见”、“听见”甚至“嗅见”一切光影声香。在读完《洗澡》之后，我们这些“妮侬”已然经历了一次“思索、创作并想像”的过程，如置身于梦中而不觉其幻的眠者，从而也相信了“誓言守贞且美丽矜持又轻憎男子的寡妇在半个小时之内接纳了高大的青年伯爵与之共浴，继而委身相许”的这件事。简言之：我们这些“妮侬”相信了胡诌。

第五段到第六段间，伯爵突然求爱，表白他已经暗恋她两年（两次度假期间）；而一向以来，他之所以经常用言语讽刺她，只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而已。之后，“她既然满脸与眼睛都注满了月光，便全身麻木，头脑昏晕了。她已看不见伯爵，只听见有人在水中行走的声音并感觉水在激荡并满溢到她的唇边”。至于第七段，只有两句叙述：

熟悉“德列佛事件”的人应该会注意到：左拉这位小说家并不自外于所谓的政治负担。当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力图从普法败战的阴影中重建且维护法国陆军光荣形象的时候，也正是反犹太主义在法国甚嚣尘上的时候。1894年秋，一名犹太裔陆军上尉被判叛国有罪，罪行是预谋向当时的德国出售军事机密。这一宗在多年之后经证实为冤狱的案件所激化的反犹情绪在当时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而左拉却站在对立面上。他借报纸专栏文章为德列佛辩护（虽然那已经是事件发生三年又四个月之后的事），还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却也因之触犯了新闻法而出庭受审。他在法庭演说中依旧支持德列佛无罪；当然也就意味着侮蔑了军方，羞辱了民气，对抗了几乎整个法兰西共和国。此一事件不足以荣耀小说家左拉的成就，一点儿都不。被判徒刑一年外加三千法郎罚款，但是在宣判当天就偷渡出国的左拉也不会因怯于服刑而玷污了他在小说圈里的殊荣。《我控诉》更不至于为左拉的小说增光添艳；早在左拉三十四岁那年已经由一座泉水澡池中为自己洗亮了小说史上的光环。“我为自己清理前面的道路。”左拉写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我”字换成“小说”：“因为不可能有别人来为我清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回到那个澡池里去。

语言勒索：规定作品必须有批评家发现、发明并认可的严肃意义。

在“小说应不应该表现政治意识”这个命题上，一直有着两极化的争议，即使把这个命题温和些地表述出来（比方说“小说应不应该容有政治负担”）也一样；应然与否是持论者的态度甚至信仰，导致无穷的对立辩论，而非相互理解。至于实然与否——“任何小说是否都容有其政治负担”，或者“任何小说是否都表现了某种政治意识”；这一类的命题恐怕也只能引来对“小说里的政治”此一课题特别敏感的批评家掀鼻扇耳地点头九_九_藏_书_网称是。当然，这一类的批评家（以及对政治现实特别有意见的小说作者）会说：当然！一部即使刻意避免抨击、批判、讨论乃至探触政治问题的作品都已经“呈现了某种政治态度”。

这标示了“一”的一段以近乎三倍于序场的篇幅描述年老的M.伯爵夫人（C.爱德琳的姑妈）每年招待侄儿侄女度假十五天的古堡荒园，其中将近一半的文字细写的是澡池。接下来的二、三、四段节奏依然缓慢，篇幅也与第一段相差无几。从中我们除了跟随C.爱德琳对古堡、花园、树林、泳池作更细致与融入少妇绮思幻想的勘查之外，还知道C.爱德琳总在深夜独赴澡池洗浴的习惯，以及在突如其来的某夜C.爱德琳发现R.沃克塔夫这轻佻的家伙已经藏身池中，且似乎有意让C.爱德琳感到羞窘。第三段尾出现了小说中首次的对话：

C.爱德琳这位美丽的寡妇二十二岁上死了丈夫，之前曾经验过两个月短暂的婚姻生活，她发誓说：够了。左拉以近乎写故事大纲的手法简略、快速地告诉我们：C.爱德琳厌恶婚姻生活，厌恶男子，尤其厌恶R.沃克塔夫伯爵，可是她再婚了，嫁给这位伯爵了。左拉在做什么？他还没开始说故事就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20世纪末叶的台湾人喜欢用“泛政治化”这个字眼来形容某些擅用“权力意图或动机”来解读（或谴责）公共事务、政策、人事等纠纷的人，于是“泛政治化”便成了媒体的流行语；拥有不同理念、意见或党派集团背景的人也就经常相互掷祭此语，作为叫阵斗争中的反击武器。有趣的是，所谓“泛××化”原本就是指“过度专注于××意义或价值的解释或批判”，试问，政治性的解释或批判岂有不过度专注之理？那些自以为对政治问题素无兴趣，其作品亦不具政治负担，且不应借作品表达政治意识的作家请注意：千万不要用“泛政治化”这个流行语来反击那些用政治议题来剥视你的作品的批评家，那是一个无效ｈtｔｐ://ｗww•９９ｌiｂ.ｎet的字眼。过度专注于政治意义或价值的解释或批判之所以成为一套显学，正因为其过度专注。换言之：不泛化，不成政治。不戴有色眼镜，不成政治。不套用阴谋论，不成政治。不预存成见，不成政治。不行使语言勒索，不成政治。

好了。我们有了两个左拉：一个勇敢的左拉，一个怯懦的左拉。我们一定还有第三、第四……以迄于无穷个看起来讨喜或讨厌的左拉；他们有的进步，有的反动，有的占住政治正确性的一面，有的则在对立面。于是我们才省悟：有多少种政治，就有多少种持文本向作品展开的语言勒索。这样的语言勒索先验地假设作品中应有一吻合于后世读者所必需的正义。倘若缺乏或不能吻合彼一正义，就是坏作家的坏作品，反之则是好作家的好作品。

还有第二种，它可以是这样的——由于左拉在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阿尔及尔男仆发生过不正常的性关系，这使他终生对“身为一个可能的同性恋者”有着困惑和恐惧。“妮侬”这个借自波旁省一位少女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固然可以是左拉对“完美女性”的憧憬，却也是他刻意遁离其同性恋倾向及其记忆的载具。然而在《洗澡》中，左拉对女性性渴望及性焦虑的嘲诮，适足以显示他陷溺于男性沙文主义霸权机制之中、怯于正视其性别（gender）的底细。

第一种可以是这样的——作为一名家道没落的城市中产阶级工程师之子，左拉穷苦的童年及触角广泛的新闻业学徒生涯使得他有机会深入体验中下阶层平民的活动及意识，并因之而产生揭发封建贵族虚矫面目、暴露其荒淫与伪善生活的勇气。《洗澡》中的古堡即是没落贵族缠祟其窥淫癖与暴露狂的颓废场域；窥淫癖与暴露狂又正是权力的剥削与自我剥削的类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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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左拉先推翻小说的万有引力——那个从开头经过中腰抵达结尾的惯性；他把故事的一头一尾先展列出来，形成一个让读惯了“欲知结局如何”故事的读者错愕的序场。小说一旦不再推向“结局如何”，读者就不再紧紧追问后来如何，而是好奇于何以如此，读者也因之而摆脱了时间的轴线，以缓慢或近乎无时间感的速度读《洗澡》故事的第一段。

《洗澡》这个非常不严肃（甚至有些轻佻）的故事列于《给妮侬的新故事》一书首篇，而在篇首的部分，左拉如此写道：

这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以及尔后几乎占去第四段所有篇幅的对话，都只是礼貌和羞窘的角力，没有一丝热情，没有一丝爱欲。左拉一反像一、二、三段的那样大量剥现C.爱德琳敏感密意的手法，关闭了我们对她的想像。只在第四段中央他重新白描这个蹲踞了两个人的、直径不过两米的澡池：

一百年后持《洗澡》之文本令左拉交出意义的批评家当然拥有莫大的权力以及权利指称：这篇小说表现了“某种”政治意识。

左拉在《给妮侬的新故事》里有这么一篇《洗澡》，叙述一个年轻貌美、誓言永不再嫁的寡妇，如何在一夕之间与她素所厌恶的青年伯爵私订终身的故事。沿袭十年前（1864年）出版的《给妮侬的故事》所使用的倾诉腔调，左拉再度于许多作品中穿插以叙事者无比浓情蜜意的缱绻私语，向一个虚拟的听众（读者）——妮侬吐露爱慕、思念，间或表白作为一角色的叙述者某些即使非关恋事的感觉或想法。在有的篇章里，妮侬变成角色；有些时候，通篇不见妮侬的芳踪。总之，周旋于“虚拟的读者”与“角色”甚至“共同叙事者”之间，妮侬成为年轻的左拉“实验”其“小说”的一个工具，“她”让读者得以体会进入故事的不同层次——情节的、叙事的乃至于创作的。

左拉让澡池里的两个人突然谈起恋爱来，难道只是为了描述恋爱来得突然吗？写《洗澡》时的左拉只有三十四岁，直到七年以后他才完成了《实验小说》的理论体系，在接下来的1881年和1882年才建构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的论述。日后的左拉视小说为一种科学（而且是“诞生中的伟大科学”）也许是结论而非前提；因为，三十四岁、为“妮侬”讲新故事的左拉显然具有成熟工匠的气质和企图；他尽量压缩、延迟、收束“突然谈起恋爱”这个过程中的热情和爱欲，且让求爱与推拒又接受这份爱的双方的言语肤浅得可怜，庸俗得可怜，也少得可怜；却让非生物性的月光、流泉、石像之类的环境成为真正的主角，人物反而像是受环境撩拨、摆布、操控的傀儡。也就在左拉意识到自己曾经将环境描述成主角的时候，同时走出了天真素朴的写实主义——这张老标签曾经由他亲手贴在一点儿也不领情的福楼拜的背上。福楼拜固然不承认自己是个“写实主义者”，尽管他也承认左拉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过，福楼拜宁可让他的人物屈服于命运跟前，却愤懑于现实之上；而在左拉那里，小说的人物却终究是环境的产物。自然主义于焉同写实主义共浴却相互颉颃、斗争。这是小说自己的政治！其间小说家经由作品本身“思索、创作并想像”种种意义与价值，不劳向流行的论述寻求“正确性”的托蔽，也不向它们进行语言勒索。小说在自己的传统中过度专注地革命，不期而然或许还启迪了别的领域，但是真正的小说家并不在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