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构成固然个别地也点缀性地出现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之中，起码《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主角们其实与《三侠五义》或《七侠五义》有着可以系联的伦理构成；早在《西游记》里，吴承恩也教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须菩提祖师那里迅速完成了它超凡入圣的法术教养；甚至在《水浒传》中，从“聚义厅”到“忠义堂”之转变即已埋伏下一百单八将在誓义和效忠间的允诺冲突原型。但是，直要到一个奠基于“合传”自觉与要求的不肖生手上，这三个构成才绵密地打造了众多侠客的系谱；这系谱也果真让“传主”看起来像活过的人：学经历完整，情事理俱足。

厚达两千页的《江湖奇侠传》所打造的百数十个侠的系谱原本只是“昆仑”和“崆峒”两个（练气的剑派/练形的剑派）之间的勾斗，根源于昆仑派的祖师金罗汉吕宣良在一次被迫之下的比武过程中以肩上的大鹰啄瞎崆峒派董禄堂的左眼取胜。日后两派徒子徒孙又因种种巧合互涉恩仇。看似较属“名门正派”的昆仑派自有行止不检的后辈（如贯大元）；看似站在对立面的崆峒派亦有尚义任侠的传人（如常德庆）。众多人物亦如《儒林外史》般各于自己的“本传”中独当一面，管领风骚，并穿插藏闪于其他侠客的“本传”以维系整个合传的系谱，形成彼此巩固、支持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带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目的性的疑问：昆仑派与崆峒派是否终将如全书第四回利用平江、浏阳两地乡民争赵家坪水陆码头的年度大决战所隐喻的那样：拼得一个你死我活的胜负？争出一个魔消道长的是非？来一个圆满的解决？

作为传奇（romance）这个类型的关键性元素，巧合——离奇遭遇的高度象征，可以称之为传奇的叙述者的识别证。我们甚至可以将读者对巧合的接受程度当作作品的试纸。设若一个读者能够认同其他属于传奇的文本元素——比方说：认同那些超自然能力与经验和人类的日常生活相互融合、错综复杂的角色关系构成异乎常人所能承受的连续及巨大冲突、典型化甚至刻板化的个性或性格描述、相对立的信仰和价值之间过度夸张的不妥协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磨难或成就、具有不可思议控制力的道德制约以及许多无法通过经验法则、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来证明的神奇事迹之描写；但是，这个读者却不能相信或接受巧合的话，那么传奇之于此人便根本无法成立，此人之于传奇也不会是一个有效的读者。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底蕴：传奇必须透过巧合这一拒绝简易因果关系的设计才得以展开其叙述。换言之：传奇的内在原本预存着一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

无论“从来说部所未有”是不是韩子云自矜夸诞之辞，重要的是他那穿插藏闪之法的例言中，有着看来似乎吻合统一性、有机论和建筑物类喻的美学考虑：

不肖生毕竟不是说话人，可以野草闲花、无挂无碍地“说废话”因为他不但没有说话人那个临场语境所容许的扯淡特权，还基于立传需要而打造了一个毕现各个侠客出身和来历的巨大系谱以求其人“像一个个活过的人”。到头来最像是“活过”的部分的确自行解决掉了；但是，四百多页可说是“自生自灭”的内容却“抛荒正传”，摧毁了其他诸侠那个系谱。

这些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系谱再也不像在不肖生那里一样、只是让传主看起来仿佛一个个有身世来历的、曾经活过的人；它们反而是在另行建构一个在大叙述、大历史缝隙之间的世界，而想要让大叙述、大历史看起来仿佛是这缝隙间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轻微的差异其实显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借辞“立传”、“取材大率事实”以写离奇之人、离奇之事的企图转变成让传奇收编史实的企图。

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一美学标准的这种意见，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第八章中便提道：“戏剧情节的各个部分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挪动或置换，就会使整部作品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就绝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在《江湖奇侠传》问世之前，身怀绝技的侠客之所以离奇非徒恃其绝技而已，还有的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来历，也就是辨识坐标。侠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绝顶的离奇遭遇、一个无从解释的巧合。听说书人演述故事的读者不会追问：展昭的父祖师尊是谁？黄三泰、黄天霸父子的武艺又是出自哪个门派？早期恐怕只有《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何玉凤有个师父邓九公，因为何是女人——以一介女子而能身怀绝技是很难令那个时代的一般读者接受的，是以非给她安插一位男性师父以绝疑杜口不可。此外，也只在《七剑十三侠》中，我们发现了非常简单的、尚未形成网络的甚至往往是分散的一对一的师承关系。如：主人翁徐鸣皋有个师父叫海鸥子，海鸥子又有六个道友，“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处，大家痛饮一回，再约后期”。

例言之：在《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包公携包兴赴京师会试，在一小店里巧遇一人——“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侠气。”包公爱他气宇轩昂，便邀来入座同饮；此人正是南侠展昭。展昭随即于当晚将包公主仆从金龙寺恶僧手中救下性命。是后，小说屡述包公中试、任职、断案、罢官、遇寇，忽忽说到第六回上，才又在土龙岗重逢展昭。此番一别又过了五回，包公复断了几个奇案。到第十一回末，说话人猛地一阵“忽东忽西”，另起炉灶，劈空硬切到展昭母丧之后往陈州漫游，导出下一回“巧换藏春酒”和戏弄庞昱手下勇士项福的一节。至此看来故事又是往展昭乃至陷空岛五鼠的一条线上岔去，殊不知庞昱的这条线又是下一段包公故事的伏笔。

这个追求解决的目的性疑问其实原来是不肖生打造的系谱必然会牵引出来的，因为侠客各自的身世和来历一经细节化的勾勒而纳入系谱之后，他的结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样不能不被纳入系谱的辨识坐标去解决。这也就九_九_藏_书_网是说：系谱中的侠的结局非在系谱中完成不可；甲侠和乙侠、丙侠、丁侠既然分享一个纠结着复杂关系的出身和来历，就不能只有纯属甲侠个人的结局，他个人离开故事的解决至少要和乙、丙、丁诸侠有关。

这段话之所以提到“离奇与松散”，实由于平素和陈氏往还聚谈的“青年朋友诸生”之中，间或有认为《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这样的意见，陈氏信中所写的一段正是对这些读后感式的意见的答复，也是对金庸作品的捍卫。是以在将近四年七个月之后的第二封信里，陈氏复以王国维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之语，称道金庸“至其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则可与现代诗甚至造型美术之佳者互证”，甚至这样睥睨慨欢：“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前文已叙及：一部小说可分割成若干情节单位，各个情节单位之间又有一种可以彼此巩固、支持的因果关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因果关系亦非必然。比方说：《七侠五义》第十五回述包公至天齐庙遇见贫婆自呼“哀家”、称之“包卿”，包公不以为忤，这乃是因为在第六回中包公曾获寇珠冤魂预嘱，是以这两个情节单位之间有一看似的因果关系。但是，先前也曾提及的包公途遇展昭的一节却无前迹可寻，我们称这种全无缘由、来历的情节单位为巧合。巧合在小说里非徒不需要符合因果律，它甚至是对简便因果关系的一种拒绝。

由于韩子云用了这个词，胡适便不得不沿用之，甚至附会之。他把“合传”的来历上溯到《史记》，并且为司马迁所写的合传定出优劣；认为“有自然连络的合传”是好的，相反则是不好的。什么是“有自然连络”呢？那就是“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这个怪论非但涉嫌以小说的绳墨去规范历史的写作，甚且暗含着一个纠弹不完美的历史的荒唐想法。不过，也正在这个怪论上，胡适暴露了晚清以迄民初之际，一个从韩子云到胡适本人皆未曾想过要去质疑或抗拒的理念：小说是一种传记。

在陈氏言下，“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显然是极大的恭维，至少吾人无从考证陈氏是否像读金庸之作那样细读过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作。但是，这番恭维却“不幸”而预言了20世纪末金庸诸作在华文通俗小说阅读世界里所造成的强大挤压效应。此际何只陈氏（及其信中所提及的杨莲生（联陞）、陈省身、夏济安等三数学者）而已？“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春在科罗拉多大学闭幕，半年后的台北文坛复推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推波助澜，务期使金作、金学得一正典出身，与夫一再经由电影、电视、漫画等其他媒介改编而扩大的原著市场比合而观，金庸的作品非但可称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集大成者，其书写活动亦且被誉为“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刘再复语），以及“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李陀语）。金庸显然成了他本人未必愿意明白恭维的武林盟主、一个文化现象的核心。关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种种讨论——无论是文本内在的爬梳衍义，抑或作品外缘的附会参详，无一不是在增加金作、金学的挤压效应，使成“舍金庸而无武，非金庸而何侠？”的“文类黑洞”之势，席卷八荒，包罗万象，从而也才会有“可以断言：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见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这样匆促而悲壮的结论。不过，在黑洞尚未形成之初，那个如彗芒星闪般乍现即逝的小小质疑尚悬而未解——陈世骧先生在私函中拈出旋即又以“掉了两句文学批评的书袋”之言解嘲放过的课题是否应再探究竟？“离奇与松散”难道果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始得彰显，则是否自有渊源？质言云：倘若“离奇的内容”可以和“松散的形式”共生而形成一个美学典范，且非“松散的形式”不足以表现“离奇的内容”，非“离奇的内容”不足以寄托“松散的形式”？那么，这个共生关系的根柢又从何而来？这个话题使我们可以离金庸此一黑洞稍远，略见之前中国武侠小说所延展衍生的一种叙事传统。盖金庸亦尝于答复评者及其某些作品“结构不好”时曾经如此说道：“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 Hardy的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Charles Dickens的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见《明报月刊》1998年月号，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如果不以此言为金庸个人老下脸皮自辩之辞而已，或者说“结构松散”的确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一个特色或通病；那么，它是否与陈氏所谓的离奇相呼应，相表里？设若俗见所认为的松散的确又是一个小说结构上的毛病，则基于什么样的观点能指之为病？

如果胡适是一个纯粹一点的历史主义者，他应该清楚：企图将历史简化成一种演替模式其实已然违悖了认识历史的基本伦理。但是，胡适对这样的悖伦并不措意；他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这位历史主义者先驱那里继承过来的恐怕只是《人类历史哲学大纲》（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里那种对其他民族本土文化发展的关切和焦虑。赫尔德关心的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宰制所可能造成的、对后者之民族精神的打击，以及此一打击反过头来对全人类文化成长的伤害，这是赫尔德采集民谣、编制成书的底蕴。但是胡适从事古典小说考证、写作《白话文学史》（上卷）（1912～1918）的工作却萌芽于一个弱势民族如何迅速改变其劣等地位或体质的忧忡。正因为这份忧忡的巨大和沉重，遂让整个呼拥围绕着新文学运动的知识界观察历史、体验历史，以及重塑历史的行动偏出了狄尔泰（Wilheim Dilthey，1833～1911）式将材料置入历史脉络中加以检验的方法论，而走上了染有实用色彩且明显倾进于目的论的相反９9ｌｉb•nｅｔ的路子——他们投注大量的心血精力编写各种适合青年学子“快速浸润”（一个异化了的词）的“史”。固然，自晚清倡新式高等教育学堂伊始，一部部带有讲义性质的经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已森然出现，可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史著所代表的意义和所具备的功能已非昔比。胡适于1917年留美学成返北大任教，1918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反文言，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他同时还为那个撰写历史的书写活动添加了佐料。一方面，从他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那里，胡适移植来一套论题：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实验则是在环境内经过精心设计的改造。从而，历史书写不必然是还原过去生活的真相（虽然它不排斥这一点），却更可以在透过精心设计的书写之后，著史者已然重新解释了也改造了历史。《白话文学史》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另一方面，胡适未尝放松他扩大史著意义和功能的文化包袱，于是才有“以合传立体”喻小说这样的笔墨。

“不高兴写下去”是不肖生留下来的一个谜。后人无法究竟得知：他是不高兴些什么？不过，张汶祥行刺马新贻这个处处启人疑窦的案子恐怕是不肖生整部《江湖奇侠传》中最令作者难捺郁忿不平之气的一个部分。也是唯一现身再三，向“看官们”辩护他不得不“照实记出来”、“从头至尾写出来”的一个部分。不肖生甚至在八十六回中宣称：他这部奇侠传和施耐庵写《水浒传》以及曹雪芹写《红楼梦》不同，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从一条总线写下来，所以不致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他也承认：自己这部奇侠传（指的是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回的大松散处）“所写的人物，虽兼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如此一来，这十几回内容竟然连侠字都摆脱了。

1923年1月间出版的《红杂志》第二十二期上隆重刊出一部由施济群评赞、不肖生撰写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第一回）。此作卷帙浩大计八十六回，洋洋近百万言。连载虽未每期刊出，但是大体上和它的读者圈维持了一个可以用“经年累月”称之的亲即关系。全书四十六回起转至同一书局新创的《红玫瑰》杂志续刊，甚至有借一连载而号召全刊读者的声势。在开篇之初，随文附评的施济群有相当多的笔墨分析、介绍甚至可以说吹捧此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时地提醒读者，不肖生的小说是在为一群侠立传。“作者欲写许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又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传。”（以上第一回后）“笑道人述金罗汉行状，仿佛封神传中人物。”“余初疑为诞，叩之向君（按：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第三回后）施氏除了强调《江湖奇侠传》隐然是一部可稽、可考、可索隐、有本事的、并不荒诞虚构的史传之外，更有这样的用语：“下半回在甘瘤子传中，忽而夹写桂武小传，乃作者行文变化处。”（第九回后）则是明明指出：书中所述者非一“角色众多的传奇”，而是诸多实有所本的侠的“合传”。倘若作者所述甚为离奇，读之令人不忍信其为实，评者更会这样覆案：“此回叙向乐山辫功事，颇奇特；读者或又疑为诞，唯余则深信之，并引一事以为证……（中略）由此观之，则练功及辫，亦技击家之常事，不可目为诞妄矣。”（第十三回后）这里面的评者为小说帮腔助阵之语即或未可深信，但是评者认为小说读者可能相信他的评语则是昭然若揭的；质言之：为了让《红杂志》读者成为《江湖奇侠传》这部武侠小说（传奇）的有效读者，他的说服方式是费尽唇舌为这部作品挣一个史传的身份，甚至不惜在评中为过分离奇的情节经营一段“事不孤立而可证”的互文。即令是六十年后的研究者在评及不肖生续作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时也不得不如此写道：“书中所写的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孙禄堂等，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所记载的事迹，十之八九也都是武术家们认可的。此书写法与《江湖奇侠传》相同，都是采取《儒林外史》式的结构，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集短篇而成长篇。”（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台北远流版）此话若是说在胡适口里，他想必会把《儒林外史》式的结构形容成“松散的结构”。然而讽刺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却也打着史传的旗号向写实的需索缴交离奇的故事，他们甚至和文学出版工业的其他环节共谋（由媒体邀聘知名的文士评者），诱导读者相信武侠小说是“史”的一种形式。而这个文类所运用的叙述手段，却又来自胡适不止一次轻诋过的“没有布局”的《儒林外史》，一种胡适所反对的将不属于同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串联、拼凑在一部大“合传”中的技术。既离奇，且松散，它正是本文前引陈世骧先生所说的：“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

1966年4月22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陈世骧先生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学部研究所任教期间，由于买不到《天龙八部》的上市小本，特别致书作者金庸，请寄一套，而有所谓“求经求到佛家自己也”之语。这封信日后附录于《天龙八部》（台北远流典藏版）书后，可以视之为“大学教授读金庸99lib.net武侠”之说的一件最早的文献。从这封（以及与之一并附录、写于1970年11月20日的第二封）信中的遣辞看来，陈氏和金庸并非时相过从的密友，陈之于金，倒像是一个浸润既久、景慕亦深的读者之于一个旷世无匹的作家；乃有将其在中研院集刊发表之文寄赠之举，却出之于以下之言：“本披砂析发之学院文章，惟念□兄才如海，无书不读，或亦将不细遗。此文雕钻之作，宜以覆瓮堆尘，聊以见兄之一读者，尚会读书耳。”

在这里，让我们重回本文稍早时设下的一个伏笔：金庸承认他写小说（按：指“改也改不回来”的《天龙八部》等）“结构是一个弱点”，并谓：“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金庸的辩护显然是将自己的作品托蔽于一个想像中的大传统之下，借由“共有而难免”彼一“结构松散”的“弱点”来承接那个传统。有趣的是：如何辨识那个传统和它的“弱点”呢？金庸的说法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对比；他说哈代、说狄更斯、说莫泊桑，还说这些西方作家作品“精彩的结构”“是我绝对及不上的”。我们无从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结构是小说的事件结构、叙述结构甚或治丝益棼的角色结构、符码结构、主题结构……我们只能假设：金庸把说话人书场里那种在胡适眼中毫无“布局”可言的松散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以及西方19世纪经典名作的对立面。的确，金庸的辩护让我们想起胡适，听见他“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的疾呼，嗅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施放的气味并不纯粹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薰香。

从说话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到经学家俞曲园的《七侠五义》，旁及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佚名作者的《七剑十三侠》，乃至众多仿说话人底本所写成的章回说部之公案、侠义糅合体诸作，都没有触及《江湖奇侠传》所从事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又非待“为侠立传”的这个自觉出现而不能成立。那就是：不肖生为侠建立了一个系谱。

源自清代说话人底本的《七侠五义》显然是一部结构松散之作的范例。它的前二十回是依据明人作品《龙图公案》演成的包公故事。其后则是一批批与官僚和律法或近或远的侠客之间的勾斗，以及侠客们如何辅助或正或邪的政治人物，并且在宫廷以至市井的各种小战场上演习其勤王和谋逆的冲突。由于本非出自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以没有一个贯穿全局的主人翁；说话人在这部堪称“群戏”的作品中对于人物所应负的责任更不是“立传”，而是如何让他们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之中亮相，随即消失，等到读者（其实是听众）已经被另一个故事所吸引而忘记这个亮过相的人物之际，再另生一枝节，召之使来，令听者忽生如见故人之感。就这个叙事技术的应用来看，它已经是日后韩子云自称自道“从来说部所未有”的穿插藏闪之法。

此处所说的“现在”，当然是指20世纪20年代不肖生写作《江湖奇侠传》已至终篇的那个现实的时间，上距同治九年（1870）的刺马案已将一甲子。有趣的是：令不肖生阢陧不安的恐怕不是这近六十年间奇侠与奇侠之间的干戈扰攘未息，而是刺马案这个从属现实之中发生过的不侠而奇的事件，如此逼真写实地从他打造的侠的系谱之中延伸、迫近到不肖生这个作者的现实世界里来。他原本那个“立传”的基础直到遇上刺马案才真正吻合“取材大率事实”的要求（因为此案在上下数十年间一直是政坛、民间、媒体和艺文界不停挖探咀嚼的公认材料），可是它却不能纳入小说打造的系谱之中去解决；此案之悬而未解、解而未决以至于决而不能平息物议，非但令不肖生试图借小说“出一出气”，当它被纳入小说之后又造成一庞大的累赘，因为它与昆仑、崆峒两派的系谱迥不相容——解决不了。

一个高明的作者会想尽办法让巧合看起来“事出有因”。如前述《七侠五义》第十五回包公至天齐庙巧遇李妃的一节。根据俞曲园（樾）为此书所写的序言来看，俞氏依据说话人石玉昆《七侠五义》的本子，删去原书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救皇娘》中很大一部分的细节描写，只是因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吻合常识的原则。把1889年经俞氏改订且更名出版的《三侠五义》和1925年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标点、胡适作序的《三侠五义》本子对照看去，可知俞氏只删灭了敷染故事的感觉、动作和对话细节，却未更动或删削事件本身。他甚至还保留了《七侠五义》第六回中寇珠冤魂托梦和第十五到第十九回也就是从遇李妃到戮郭槐的诸事始末；质言之，俞氏固然声称“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却没有真正做到。他言删而实未删。提到这一节乃是因为俞氏从未试图真的“订正俗说”，将“狸猫换太子”这个在当时已经流传了九百年的传说故事从大历史、大叙述的缝隙中湮灭；否则他大可以将第一、六和十五到十九回一切关于宋仁宗身世之讹谣一举尽除之。倘使俞氏仅仅保留十五到十九回的部分，却一定会招致一重大的质疑：包公刚刚铡了太师庞吉的儿子庞昱，便立刻又揭发一段适足以触怒天颜、冒犯龙威的宫廷秘辛，这种在政治现实里想当然耳的危险无可避免会令读者益加意识到天齐庙遇国母的巧合性。俞氏为了保留这整个故事，不得不顺带保留了第一和第六回中《七侠五义》原作者石玉昆为了掩饰日后的巧合而设计的伏笔。进一步说：在石玉昆那里，伏笔——叙述时间及事件发生时间在前的情节单位——会使叙述时间和事件发生时间在后的情节单位看来像是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石玉昆（乃至无数精熟此道的传奇作者）深深了解：传奇既然需要巧合这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而当读者一旦意识到“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又偏能动摇作品的成立基础时，作者只好设法让读者不去注意那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假“前”为因、假“后”为果的这个手段，也就是利用唤起读者对伏笔的记忆的这个手段，因此实际上是巧合的掩护，是传奇内在反事件结构动能的掩护。

不肖生这一大段作者现身自道的解释主要就是在重申这部小说作为社会或历史实录的“传”的意义。他所间接闻之于郑敦谨女婿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存真？不肖生并不在意；他所要完成的是一个不同于官方、对立于专制、源出于民间的论述。这个论述是他一面写奇侠合传时才一面“调查探得”的，它不属于原已具足的“布局”，前文自未预留“伏笔”；它更逸出９9liｂ•ｎｅｔ了之前近一千六百页正文所打造的系谱之外。相对于之前的故事，纯属那个说话人临场横生的“废话”，而且，它绝对是全书的一大松散之处。这个大松散写完之后，不肖生居然只花了五页多的篇幅草草交代了奇侠们火烧红莲寺的过节，然后说：

小说之为“一种传记”不只呼应了它隶籍稗官、归途野史的宿命，同时也在上述这些写实、求真、布局严密、教化端谨的种种需索之下失去了说废话的自由。是以刘鹗《老残游记》写申子平遇黄龙子和玙姑一节，被胡适斥之为“荒诞可笑”；书末让贾家一十三口冤死者还魂复活，胡适又斥之为“无谓之至”。这种“严禁离奇”的氛围似乎试图指出一条小说的必行必经之路：小说势须摆脱说话人在书场上的“满纸荒唐言”，而后摭捧起文人作者心目中那个大历史、大叙述的“一把辛酸泪”。这样的小说旨在映照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问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无挂漏，无闲字”且严密“布局”出来的小说的镜像对称，现实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更妙的是：这个松散性质也正是中国传统书场的叙事特质。

然而，系谱这个结构装置毕竟为日后的武侠小说家接收起来，它甚至可以作为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之所以有别于中国古典公案、侠义小说的执照。一套系谱有时不只出现在一部小说之中，它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作家的好几部作品之中。比方说：在写了八十八部武侠小说的郑证因笔下，《天南逸叟》、《子母离魂圈》、《五凤朝阳》、《淮上风云》等多部都和作者的成名巨制共有同一套系谱。而一套系谱也不只为一位作家所独占，比方说：金庸就曾经在多部武侠小说中让他的侠客进驻昆仑、崆峒、丐帮等不肖生的系谱，驱逐了金罗汉、董禄堂、红姑、甘瘤子，还为这个系谱平添上族祖的名讳。此外，金庸更扩大这系谱的规模，比方说：在《射雕英雄传》里，他不只接收了金罗汉两肩上的一对大鹰，使之变种成白雕，转手让郭靖、黄蓉饲养，还向《水浒传》里讨来一位赛仁贵郭盛，向《岳传》里讨来一位杨再兴，权充郭靖、杨康的先人，至于《书剑恩仇录》里的乾隆、兆惠，《碧血剑》里的袁崇焕，《射雕英雄传》里的铁木真父子和丘处机，《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以迄于《鹿鼎记》中的康熙，等等，无一不是扩大这系谱领域的棋子。

可是到了不肖生那里，扛起了“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的“立传”的招牌，作者不得不为数以百计的众多角色之出现、遇合、交往等种种关系找到一个“合传”的架构。他不能只再大量依靠不相识的两人巧遇酒楼、互慕对方“叠暴者英雄精神”、“器宇轩昂”，遂结成异性兄弟的手段。再者，为一个充斥着魍魉鬼蜮的芸芸众生世界（一个结构原本松散的世界）添加一份写实（大率事实）的要求，则非但巧合不足为功，恐怕连那个假“前”为因、假“后”为果、令叙述结构弥补事件结构的书场惯技都未必足以应付，于是不肖生非另辟蹊径不可。

不肖生的“不高兴”到此初露端倪：他在试着“调查探得”和“照实写出”——也就是一个动机不在写侠客奇遇而是基于记录、暴露、垦掘现实的书写活动当中，发现他不能为先前七十回辛苦建立的侠的系谱在小说里面找到解决，因为：

段誉和王语嫣居然差一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天下哪有这样巧事？”可是且慢：这段奇上加奇、巧中生巧的情节有两个伏笔——段誉在《天龙八部》第七回《无计悔多情》和第九回《换巢龙凤》曾分别发现：同他都有情愫的木婉清和钟灵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这两次发现并不是第四十八回后文（也就是段誉与王语嫣生身之谜的赫然揭露）的“前”因；然而，一旦读者在第四十八回上忽生“天下哪有这样巧事”之疑的同时，第七、九回前事的记忆立刻因其相似性而被唤起，一旦唤起便使没有来历的巧合看上去有了来历。在这种掩护之下，读者不会因为段誉总是在乱伦边缘而狐疑金庸利用段正淳的风流来注销他越写越不满意的女主角人选与英雄终成眷属的资格，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段誉一再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子的几率问题。于是，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等等顾虑就这样挥发掉了。倒过来说，《天龙八部》第四十八回的奇上奇、巧中巧既未见疑，它本身反而也呼应了第七、九回的前事，成为那两次发现的收束和“后”果。前文与后文、伏笔与应笔之间明明是几个相互全无因果关系的情节单位，欠缺形成紧密事件结构的条件，可是叙述却创造了它们相互掩护的条件。这是利用叙述结构弥缝、救济事件结构的秘诀。

可是不肖生不此之图，非但未曾让昆仑、崆峒两派的大解决在赵家坪“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原来几乎是设计成为一个了断的红莲寺争锋也落了空。从第十七回起，他掉出笔锋，几乎尽弃两派争门，开始写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新贻）”故事，一写十六回，几至全书的五分之一，他的解释（夹杂在七十一回正文之间）是：

无论出之于缅怀知音或借誉上庠，金庸披露的这些私人信函不意却在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揄扬和赞赏之外，留下了一个值得推敲覆案的课题。在京都旅次的那封信里，陈氏如此写道：

巧合，一个离奇的遭遇；在小说里面，它只有两种极端相反的、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辩证。第一，巧合是完全没有也不需要解释的；换言之：巧合的构成是排除因果律的。第二，必须经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最后拐弯抹角获致一个出奇但合理的解释。金庸作品《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便一身而兼具这两种巧合——在《天龙八部》第十四回《剧饮千杯男儿事》中，段誉离开曼陀山庄，失魂落魄地来到无锡城畔的松鹤楼，就像包公主仆那般没来由地遇上展昭一样，撞见了乔峰，二人纵酒剧饮，竟尔结为异姓兄弟。此其一。到了第四十八回《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里，历尽波折眼见可成眷属的段誉和王语嫣在王夫人突如其来的告白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乱伦的兄妹，然而情节急转直下：段母刀白凤随即揭露原来她也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私情，是以段誉和王语嫣的生父段正淳并无血缘关系。此其二。

韩子云主张的“无挂漏，无闲字”乃至于胡适讲究的“布局”所着眼者，恐怕也只是后出而益趋致密之结构论中的事件结构而已。强调事件结构的评者首先将一部小说分割成各种细小的情节单位，并以其间因果关系之必然与否来判断某个情节单位是否能与其他的情节单位彼此巩固、支持；若否则是为结构上的不必要，也就是结构上的缺点。韩子云的另一则例言是这样说的：“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二曰无矛盾……三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这段话的“一曰”、“二曰”指的是小说人物的塑造，唯“三曰”的部分所申言者，正是事件结构的琢磨。值得注意的是韩子云用了“合传”这个词。

《江湖奇侠传》就这么结束了。不肖生刚发明了一个结构装置，反手就终结了这个装置——系谱：徒然提供后之评者一个离奇与松散的口实。在此，除了浅薄地指责不肖生无能之外，我们恐怕得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解决”上去看。

从这个建筑物的类喻出发，中国古典说部章回体的作品恐怕绝少合格者。毋怪乎胡适会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这样指斥：“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这是1918年间胡适的意见。七年之后，他写《海上花列传·序》，仍隐然秉持着这一套看法，认为《海上花列传》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从而，胡适特别从一本名为“海上奇书”的杂志上抄录下来《海上花列传》作者韩子云自己的小说主张。韩氏身为小说家，他自豪地表示：《海上花列传》的笔法虽然“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是“唯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即使不劳借助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第八章，韩子云显然亦申明了他“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以及“并无半个闲字”的要求，这一暗合于统一性、有机论乃至于建筑物类喻的美学考虑正是彼一指称结构松散为病的基础。韩子云以迄于胡适却不会看得起小说中那些多余的、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元素，它们是“闲字”——也就是废话的意思。

前揭陈氏的第一封信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以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当然不是一句严格的评语；但是，其中颇有值得“披砂析发”仔细寻绎的道理。

至于陈世骧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我们只能说：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从未因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立法，无论是现实、史传或传奇，也都没有一个像建筑物的类喻式结构。结构不是美学上的回答，它只是说话人和小说家为了完成叙述而提出的种种假设。

这一条蹊径是侠客的身世、来历，侠客的辨认坐标：一个系谱。侠不再是凭空从天而下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e）装置（这个装置要保留到重大磨难临身之际让侠客绝处逢生之用）；侠必须像常人一样有他的血缘、亲族、师承、交友或其他社会关系上的位置。此一系谱涵摄了几个重要因素：其一，侠的伦理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对（通常是）父系自动承继的种种能力、特质、恩情和仇恨的负债以及使命等等。其二，侠的教养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从师门（或意外的教育和启蒙者）被动承继的特殊训练、义务、身份和尊严的认定以及社会关系和使命等等。以上两个承继关系让身为主人翁的侠比其他次要角色多了一个加速装置，此一加速装置使主人翁的行为能力（武术、内功和知识）得以在其壮年时代（甚至青少年时代）即已充盈饱满、超越同侪乃至前辈。其三，侠的允诺构成。这个部分既容有来自父系和师门的道德教训和正义规范，也包括了侠个人在其冒险经历中所涉入与担负的情感盟约、所发现和追求的理想抱负；而这个构成也往往和前两个构成发生不可预期的冲突，凸显了个人与体制的决裂可能。这是由于允诺是有种种优先性考虑的——如：较早提出的允诺应比较晚提出的允诺具优先性，关乎大群体利害的允诺应比关乎私人利害的允诺具优先性，情感道义的允诺应比权益的允诺具优先性等等；但是，质诸侠所面对的现实，这些优先性又常常彼此扞格。于是，侠的允诺构成反而时时对他的伦理构成和教养构成提出挑战、干扰和骚动。

这个“有机论”的理性哲学背景促使抱持此论的批评家们相信：“统一”（unity）这一概念和性质应用在艺术作品上的时候得以检验、过滤或筛选出多余的、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部分。换言之：为了吻合统一性，作品的各个元素必须彼此巩固、支持——如果以建筑物作为一部作品的类喻，则不能彼此巩固、支持的元素便失去统一性而使结构松散。

在说话人那里，穿插加上藏闪之法是一个不得不尔的技术，非如此不能将来历不同、底细无关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故事拼凑到一处去。这种拼凑之所以能够奏效，显然与说书这门艺术诉诸过耳即去的听觉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和诉诸视觉的阅读活动截然不同的——从事讲述（兼带表演、吟唱和口技）的说话人往往能够利用现场的临即性、突发随兴的机智、群众间的互动互染的常态而吸引其受众进入当下的故事情境，这个在传播效果上看来的确占据优势的书场叙事传统一旦书面化、文本化之后却极可能暴露出一个失去临场语境的问题；当彼一临场语境不再，小说的读者会更清楚地意识到穿插藏闪之际的时间问题——质言之：较诸书场受众，小说读者将更不耐于过分突兀或隐晦的穿插以及略嫌匆促或漫长的藏闪，小说的读者也要比书场的受众敏感于其实原本亦不应定于一尊的结构美学；说话人的废话在书场上也许不显，到了纸面上却可能是令人触目烦心的“闲字”了。可是，反过来说，无法体贴书场里的小说与夫纸面上的小说之别，而径以“无挂漏，无闲字”的主张和“布局”的讲究一律衡之，究竟能否见识到：在尚未失去彼一临场语境的那些说话人口中，松散可能正是小说的趣味之所在呢——那是一种“不急欲观后文”、不忙于寻求结果的趣味。

基于“小说是一种传记”的认识，便衍生出如下的许多主张：首先，小说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在现实世界中是本有其依据、得以索隐而辨识的。其次，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情、言语、行为有其不得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说中的人物亦必须服膺同样的法度。其三，中国的史传自有其不容骈枝冗赘的精简传统，小说自然也没有敷设笔墨描写不相干事件的特权。其四，史的书写一向不曾乖违过那个观兴亡知得失的训诫目的，小说也不应悖离其对家国社会等大我所应须负起的教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