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译成中文还不满两千五百字的小说营造了一个小公务员的不朽典型。契诃夫撰写此作时才二十二岁，《小公务员之死》（1882）甚至可以说是契诃夫杰出的短篇经典。在这里，短视的社会主义或写实主义批评家当然可以嚣嚣而言，谓契诃夫“暴露了封建官僚体系对卑微小人物的压迫”或“揭发了达官贵人的阶级嘴脸”。但是伊凡·德米特里·“蛆虫”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岂非来自他对自己卑微处境之不可动摇的耽溺？岂非来自于这个角色“可厌的”执迷？的确。即使是一个再善良和蔼、不摆架子的长官面对这小人物自卑的骚扰，也都不免有嫌恶之感的。契诃夫准确地掌握了这个情绪——一个混糅着对伊凡的同情与嫌恶的情绪——让莫名其妙的死亡结束了莫名其妙的疯狂。

始终坚持面对事实、面对真正的生活的契诃夫在中期以后自然不会“用莫名其妙的死亡结束莫名其妙的疯狂”，他的手法脱离了喻此指彼的超现实象征，故事也就不会安排欧莲卡去卧轨；可爱的女人更巨大更深切的悲哀是：活在自己的执迷之中，无法遁逃。生命对她而言正是一个连出去散散步也不允许的六号病房。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与托尔斯泰式的写实主义的基本分野便在这里：契诃夫并非更多更细地掌握了客观现实或人生真相，而是他花了更大的力气去控制自己对道德或宗教的执迷。于是他才能看见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贵学问家堕落于“议论过于丰富”的底细。

这是沈从文（1902～1988）的《长河》第二章中的三个片段。沈从文敞怀畅写村人的“狂妄、平庸、愚钝”，把他们的卑微以一种谵妄式的谈话表现得嗤鄙可笑。这些农民的理智全然不足以和国共内斗的大变局相颉颃，甚至相应付，他们应该是“愚人船”（The ship of Follies，Narrenschiff）上的乘客，却连被流放而置身局外的运气都没有。沈从文不让他们显得可怜悯可同情，反而让他们看来比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更像蛆虫。这是小说家的格调——唯有走出执迷才得洞见谵妄；托尔斯泰再谴九-九-藏-书-网责自己和世界都无能发现这一点，他走得太高贵，也太执迷。

在这一层反省上，契诃夫激切的用语一方面显示他和托氏一样具有与自我决裂的勇气（契诃夫承认托氏强烈冲击着他的心曾长达六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对“执迷”这一精神状态的夸张反击。对契诃夫这样一位擅长也热爱透过生活事实从事观察、记录的小说家而言：执迷者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角色。在我们再度想起欧莲卡那个近乎病态的“爱的付出者”之前，先看一看那个小公务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蛆虫之意。

这则譬喻的用意是：契诃夫原本想要谴责《可爱的女人》的女主人翁欧莲卡，可是作者“受了缪斯的感召，嘱咐他、命令他祝福，他果然就祝福了”，“他把诗人缜密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以后，却反而把她高高举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第十一、十二节。病房里医生和患者的一次讨论机锋之后，患者表示：“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开导我。”医生则以为：“我多么厌恶那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我每次跟您谈话却又多么高兴！您是聪明人，我感到跟您在一起很快活。”（以上第十一节）接下来，安德烈“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杂役、助理护士、病人等，一遇见他就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段描写无疑在暗示：安德烈果真受了伊凡的影响，有了受迫害妄想症的征状——然而，且慢！这究竟是医师自己的谵妄？抑或也仍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呢？非仅此也，安德烈还开始用种种暗示“劝人戒酒”，“无缘无故建议他（同事霍包托夫）服用溴化钾”。

卑微的小公务员伊凡在看戏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喷上任职交通部的将军布里扎洛夫的秃顶和脖颈。伊凡赶紧道歉，却敏锐察觉口称无碍的将军眼中有一道凶光。伊凡于是不安益甚，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对方终于不堪其扰而光火了，把伊凡轰走。伊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契诃夫（一度曾罹患忧郁症）是不是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试着理解他是如何走出“托尔斯泰主义”的。1891年，契诃夫已经完成了在他一生中具有转捩意义的库页岛（流刑岛）之旅，亲睹囚犯的生活之后顿悟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只是空言高论，这些东西往往不根据事实即已成立，九九藏书但是“在俄国，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由托氏高贵的情操所主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谴责（包括无尽不休的自我否定）之于契诃夫，何异于另一种执迷？托氏追求简约、质朴和纯净的境界在现实中不得不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知识文化的累积，这在契诃夫而言，又何异于另一种谵妄（delirium）？在宣布“我再也不要作托尔斯泰主义者”、“不再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律所动”的同一篇文章里，契诃夫如此写道：

一个熟练的小说读者在面对疯人情节的时候恐怕也会有相同的失重之感。正因为小说里曾经出现过太多的疯子（无论他们是狂暴的、褊躁的、忧郁的或愚蠢的，也无论他们是否经过诊断，抑或被诊断成什么样的病名），这些疯子却常是作家所属意的智者、仁者、勇者甚至圣者的化身。疯子在小说中遭受到的误解、歧视、欺侮、迫害越多，他们就越接近先知或上帝一些。反正基督已死，戈多未至，弥赛亚遥不可及，拯救遂成悬望，何妨与几个疯子作耍？

1934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从国民基本生活之改善着手，“使一切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都能合乎礼义廉耻的原则”，“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见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到1936年，这个运动推广到湘西偏远地区的时候，一群根本不知“新生活”为何物，误以为它和“中央军”、“共产党”一样是个势力团体的农民如此说：

托尔斯泰曾将契诃夫的《可爱的女人》列为“一年中的每日读物”之一，并为之写过一篇短评。托氏以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譬喻如此说明：“我在一个大厅里学过骑自行车，那大厅大到足够容纳一队士兵在里头操演。在大厅的另一头，有位小姐在看书。我想我得小心一点，千万别冲到她那边去才好，我就开始瞧着她。我一面瞧着她，一面却无意中离她越来越近；尽管她看出了危险的逼近，连忙闪开，我的车子还是冲到她身上，把她撞倒了——那就是，只因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的缘故，因此我九九藏书网反而做了跟我本意恰恰相反的事。”

溴化物、巴比妥盐和酒精会引起短暂的兴奋，这已经是现代精神医学上的一个常识。这种征状在表现上和谵妄并无二致：人的警觉性降低、丧失判断力、多话、疲倦、震颤发抖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活动（瞳孔放大、心跳加速、汗量增多）乃至知觉障碍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再可预期不过：六号病房总有一角在等待着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这位高贵的学问家此后可不是来巡房参观的，他终将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契诃夫曾不止一次地处理“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的女人”（医生）、“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之间挣扎着的女人”（贞操），我们也许可以就这样的作品来推断作者对女人的“谴责”；然而在《可爱的女人》里，毋宁以为契诃夫超越了这个态度，而进入一个更巨大也更令契诃夫向往的主题：执迷。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差异便在这里。托氏倾向简约、质朴和纯净的道德洁癖使他不能不先据有一个谴责的动机作出发点，所以他也很难不推断契诃夫笔下的欧莲卡那种迅速将前夫抛向遗忘深渊的行径是作者“原本想要谴责”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托氏在自著的《安娜·卡列尼娜》（Anne Karenina，1873～1877）中清醒地、有技巧地、细腻而繁复地提升了他对女主人翁的“谴责”。这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非徒死得比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更有尊严，也更明确地从“背叛/被背叛”的情戏中挑战和揭发了上流社会虚矫礼教规范的薄弱假面。饶富深意的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前最后置身的场景——无礼的列车管理员放进一对故作高尚状、用法语侈言高论的夫妇到安娜的车厢里来。正当安娜开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种可以不痛苦生活的处境。……我们全都是为了受苦而出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却都在想办法欺骗自己。在我们看见了事实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安娜这么想着的同时，她听见那个装腔作势的可厌妇人说：“就是因此才给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烦恼的事情。”事实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妇人的建言，而她却在这句完全不是针对她而说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冲下铁道，算准距离，纵身跃入迎面驶来的两截车厢的轮子之间。

在一个小说家眼里，他所关心的国家、社会或者乡土上如果出现了安德烈医生所谓的“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令人非常厌恶的话，他总有机会透过作品营造一个疯人院——哪怕那儿没有医生、病房、栅栏、消毒药水和l化物。这里有一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例子。我只简述一个背景和三段对话。

我私下以为托氏在不得不赞扬契诃夫的小说成就之余，刻意误会了（起码是渲染了）契诃夫对欧莲卡的处理动机——有可能是前辈作家在奖掖后进时“忍不能予”的扭捏与矜持，无足深论，因为契诃夫未必有“谴责”欧莲卡的“本意”。这个女人一嫁嫁给剧院经理，再嫁嫁给木材商，两度守寡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兽医，此人不久便随部队离开了她。多年以后兽医再回来时还携妻带子，欧莲卡再度（以大地之母的身姿）接纳了兽医，以及他的家人。这时满腹似水柔情、不择人皆可爱的欧莲卡又将她的爱全副倾注给兽医那十岁的儿子沙夏。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出现另一次死亡或分离，但是更大的悲哀也在这里——读者已确然得知：终其一生都必须为付出感情而活着的欧莲卡时时刻刻都活在即将失去所爱的恐惧之中。

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发表十年之后（1892）创造了另一个伊凡·德米特里；只不过这一次的伊凡不姓“蛆虫”，姓格罗莫夫，他是一个苍白、清秀、愁苦、乐于助人、“显现文化修养”以及“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的年轻人，因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和另外四个疯子一起住在六号病房里。《第六病室》，一部和《没意思的故事》差不多篇幅、在契诃夫的千余篇小说中属于较长的作品。这一个伊凡正是契诃夫的化身，正如另一角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一样。《第六病室》表面上的故事——安德烈医师如何服膺“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精神而终至为人构陷而被褫夺职务，打成病号，终至受虐而死——其实乏善可陈，契诃夫此作无非是要借由一个被视为精神病患者（伊凡/契诃夫）的谵妄来指点甚至责备贵族学问家（安德烈/托尔斯泰）的哲学信仰和宗教情操。

试图历数“疯狂”在文学史上的表现或意义这件事本身就很疯狂，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穷尽的课题，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连现代人最庸俗的心理学常识都在提醒着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精神疾病。此一态度非但不会惹起惊恐，反而带来抚慰——既藏书网然每个人都有一点，则或多或少不成问题，从而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铭言也就失去了沉重的撞击力。他说：“人类必然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即使不疯狂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此一掌握能力的来源之一，用契诃夫自己的话说，可能是“我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所以我对农民的德行毫不觉讶异”。此处所称的“德行”，绝非那些理想主义气质浓厚的贵族子弟如托尔斯泰者流那种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所揄扬的正义、美好而已。契诃夫之所以慨言俄国的“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正在于他眼中的农民、囚犯以及更广大的受苦民众不只是善良、淳朴、受欺侮、遭迫害的；他们同时也是愚蠢、无知、甘于卑微、无能反抗的，像伊凡那样的蛆虫一般的。也正因为比强调“不抵抗主义”的“托尔斯泰主义”多了一层对立面的理解，契诃夫才会留下这样的铭言：“对痛苦当以悲鸣和泪水回应；对卑鄙行为当以愤慨还报；对丑行当投之以厌恶。”（见小说家郑清文译《关于契诃夫其人及其作品》，《可爱的女人》，台北志文版，页十六）从这一段话可以得知：契诃夫对耽溺于自卑的小人物的嫌恶不亚于他的同情。在充满“时代巨轮”辗痕的19世纪末流行思潮洪流中，这样的嫌恶很可能被当作欠缺道德或思想的表征、欠缺主义信仰的表征、欠缺怜悯、同情与爱的表征；这样的嫌恶需要勇气。

19世纪70年代晚期，托氏历经了重大的精神危机。在1881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以“激变”一词来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他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之决裂。这种决裂是不断持续成瘾的谴责；一旦启动便没完没了，不可收拾。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发表的许多杰作都只是“坏艺术”。从这一点看，托氏本人虽然声称他度过了精神危机，一步又一步接近他自觉理想的禁欲天堂，而“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为世人摩挲其文学成就的道德圣袍，然而，他恐怕反而因此而成为精神病史上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典型病例：在一个浑身长满谴责利针——且两端皆锐不可当——的刺猬眼中，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理性”大传统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