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而这五百年里，世间物换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中世纪， 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在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成十倍成百倍地往前狂奔的时候，我们像“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一样，在一棵枯树下酣睡了五百年。
中国与欧洲人均GDP比较
公元1年 960年 1300年 1700 年
中国 450 450 600 600
欧洲 550 422 576 924
（安格斯·麦迪森制表，单位为国际元）
这一觉睡到1840年，国门被枪炮打开，但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没有清醒过来，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这—段时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要深刻反思的时期。
为什么在明淸，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黄仁宇就说：“从一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征，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的封建王朝对外不再寻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口，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降到最低程度。
因而，这后来的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中国自汉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务是在相府处理，并不在皇官，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力承诺”。99lib.net朱元璋废宰相制，建立大学士制度，其实是破坏了这种“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呼来唤去，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99lib•net 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专制”这个词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专制国家。
最后，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99lｉｂ•net经营销售。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摸式方面，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搞了一个《永乐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
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 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 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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