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大抵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对专制独裁的厌恶及反对日渐成为社会常识。时至今日，民间呼吁推进法治化、维护司法独立、强化民主监督的声浪日渐高涨，决策层也不断释放正面信息，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更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感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承诺“httｐ://ｗwｗ•９9liｂ•ｎeｔ依宪治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许在未来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迹象。

目前的东亚各国及地区，菲律宾的改革失败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满争议，韩国经验难以复制，越南的改革让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但经济陷入停滞。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上述列国及地区都要大很多。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许多的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荡，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中华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实无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货币和帝国政治经济史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更近期的一种西方学术假设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这似乎是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这种笼统性的结论很可能把中国问题引向一个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归宿。藏书网

不过，历史是否真的会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的方式“终结”，始终还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很多研究东亚模式的学者都发现，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国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后，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达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之后变得尖锐起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提出过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他提出的理论难题是，“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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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政治大一统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成长领先于世界。如果说，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那么，这是制度必然的逻辑推导，还是制度劣质化之后的结果？而答案如果是后者，那么，有没有一种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大崛起，又将弗格森式的结论带入了一个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执政集团，打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寻找到发展经济、稳定政权模式的过程，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九*九*藏*书*网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年），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