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目录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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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工商业已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篱籓。发轴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
到明中叶的1492年(弘治五年),随着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实行盐政变法,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当时,南方淮河、江苏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已占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二分之一,改行“折色制”后,徽商顺势崛起。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窝本”允许世袭,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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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授权又与盐政有关。自管仲以来,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为了解决“兵政之患”,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稍改为“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www.99lib•net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得地理之利的山西商人迅速崛起,他们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晋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王家和张家,他们分别控制了北方最大的两大盐场:河东盐场和长芦盐场。王家子弟王崇古是宣大总督,为帝国北方国防的最高指挥官,张家子弟张四维当过礼部尚书、内阁首辅,两家同处蒲州,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联盟,垄断北方盐业,官商气质浓烈。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的安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99lib•net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谓“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明代学者王士性总结道:“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
三大商帮尽管都富可敌国,可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99lib.net
清乾隆开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则是特许制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进行交易,史称“十三行商人”。根据当时的保商制度,外船人境后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定、为外商代缴关税、负责管束外商行为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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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迅速膨胀。
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明人认为徽商最富,晋商和陕商次之——“以新安最,关西、山右次之”。清人章嗣衡、徐珂曾统计,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万—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人之和。当代山西籍学者梁小民则认为,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清末,十三行商人独享外贸之利,财富暴涨号称“天子南库”,大有超越晋商、徽商之势。道光年间的伍秉鉴拥有资产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是6个人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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