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目录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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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由建国时约1亿增长到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卡尔·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便认为:“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九-九-藏-书-网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虽然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白银的稳定性遭遇挑战,西风东渐造成人心思变,但是维持大一统的基本制度却未遭到致命的挑战,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99lib.net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最劣选择”。
自明入清,治国者由满替汉,老百姓留起了辫子,可是治理逻辑则一以贯之,政治上愈来愈趋专制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金观涛和刘靑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此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他们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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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从1800年开始,北方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运动,朝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花去一亿两白银,国库为之半空。到1851年,南方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争前后持续十四年,国家财政为之支出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战争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地方武装的壮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现,实为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 死灰复燃。
其一,在工业革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藏书网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剌。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有人统计了全球最重要的369个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现在欧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这段时间,比重之大,令人吃惊。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http://www.99lib•net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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