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似有所料，仍不急不躁，他从省政府回来，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

一小时之后，他们从圣公堂出来。临走贺龙要李郁开导一下姜济寰。一夜巨变，最发愁的大约要算既是老的又是新的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了。有好一阵子，他坐在办公桌前苦笑。因为这个本该庞大的办公机构，本该是老远就能听见财务部门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听见秘书人员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听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现在，政府大楼里也不清静：那是要钱的，要物的，求援的，求救的……旧职员昨个一夜都跑散了。

昨夜，南昌的星月照常走，却是无政府的一夜。旧政府被风拦腰刮断了，新政府尚在襁褓里。政府的职能靠着惯性走了一夜，老百姓丝毫没有觉察。可是一到白天，没有政府的城将成为一座死城。一大早，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商民部长沈素（共产党员）就来找商民协会的李郁，要他一起去圣公堂会见贺龙。他们从圣公堂后门进去，贺龙很客气地招呼他们坐下，并拿出别人刚刚送他的吕宋牌香烟。

临川，旧称抚州，距南昌19九_九_藏_书_网0里，是起义军南下时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从南昌到临川，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因为驻临川的正是杨如轩那个师。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临川，考虑到同朱德多年同窗和袍泽的关系，另外也是慑于革命声威，怕与起义军发生冲突，削弱了 自己的实力，所以他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道。

屋里人不多，除了他们3个外，还有一名贺龙的参谋。贺龙照样握着他的大烟斗，一边喷着烟，一边对他俩说话：“你们要尽快召集本市商民委员开个会，动员他们赶快开业，做生意。”他特别关照李郁：“我希望你协助筹设一个新的江西银行。”

8月3日，当起义军就要撤离南昌时，又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不到两天，朱德进省府领了两次委任状。他回到花园角2号住所时已是一头大汗。他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喝着茶，摇着扇子，盘算着要做的事情。他要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还要整编参加起义的军官教育团，并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九-九-藏-书-网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结果，被劝的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反过来劝他。

到了8月3日，形势已经明朗，希望张发奎、黄琪翔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梦想是不能实现了。张发奎、黄琪翔对革命委员会完全采取了敌对态度。本来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名字，而且张发奎还是主席团的主席，依然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是前敌总指挥。他们既然对革命委员 会采取敌对态度，革命委员会自然把他们除名了。于是主席团只剩了其余6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也由贺龙担任，前敌总指挥则由叶挺担任。

有一天，朱德来了。他是来领第九军副军长委任状的。第九军原是滇军的番号。滇军参加起义的兵力不多，只有军官教育团的3个连。滇军中有一个师长叫韦杵，那时是国民党左派。起义前朱德曾同他交谈过国是，韦杵抱同情态度。在讨论任命时，许多人主张由朱德任第九军军长，但朱德自己却建议由韦杵担任第九军军长，自己任副军长。事情就这样定了。九*九*藏*书*网韦杵并没到任。在起义前夕，他因病赶赴武汉治疗，不在军内。

据当时报载，第二十军军长还是贺龙兼，党代表是廖乾吾，统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是方维夏，第二师师长是秦光远，党代表是陈恭，第三师师长是周逸群，党代表是徐特立。第一、第二两师都各辖3个团，只有第三师仅辖两个团，外加总指挥部一个教导团和一个特务营，共计9团1营。第十一军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下辖两个师：一个是他原有的第二十四师，统辖3个团，另一个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只辖两个团，外加军部一个特务营，共计是5团1营（当时还有另一个师——蔡廷锴的第十师，也曾划归叶挺指挥，但中间发生变故，将在以后的章节另述）。

老姜写完，小姜就将其送到报社，又叫人抄了，到处去张贴。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成立后，秘书长吴玉章要秘书李嘉仲立 即搬进办公厅住宿，守办公室摊子，不要轻易9９ｌib•ｎｅｔ离开。

在贺龙的指挥部里，曾研究了3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是政治面貌；二是南下进军路线；三是建立周逸群第三师问题。

贺龙特别主张有个政治纲领，他的担心与别人不同：“以前人家说我是土匪出身，现在我们是革命，应该有政治纲领，否则别人又说我是土匪了。”

信中说：“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然而，杨如轩仍顾虑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杀头；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没有回信，只是对送信的人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

朱德处理着公务，头上的汗没消，又从革命委员会传来了消息：起义军要马上撤离南昌，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要带着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

报告和存档用的印样都送走了，老先生似觉余兴未尽，便铺开一大张纸，写起文告来。他是前清的举人，古藏书网文功底深厚。而思想却不老，文告写好后， 他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

姜济寰最好使的“兵”只有一个，就是他儿子姜襄。旧政府的财务人员向姜襄办移交。交上来是一本本的账。姜襄问：“钱呢？”“钱已用光了，一个铜板都没有了。8月份的经费还没发。”旧政府的财政厅长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黄实，早已携款逃跑了。好在财委会主任林伯渠得知后，给新政府批了2000元的开办费。姜氏父子提出钱，第一件事就是给政府刻个大印，不然连个文告都没法颁布。老姜拿到印后，先在废纸上试摁了两下，鲜红的印，字也很正。老姜顿时兴奋起来，将启用此印向革命委员会写了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