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手工业还包括榨油、熬盐等生产。这既为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使农民从中获得利润。与推广合作农业相联系，采取家庭手工业进一步使农民走上改造农村生活的道路，而且对中国农村妇女的意义尤其重大。她们大规模地参加家庭工业，大大发挥了她们的经济作用，改变着她们的地位，这有助于妇女的解放。在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妇女走出家门，投身于中国社会的洪流中，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在抗战中，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和经济上的权利有了大大提高，而她们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

大生产运动中是以发展农业为主体，但当时对发展工业也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陈云、林伯渠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40年代延安学习经济工作，开展工业建设的结果，是保证了军民生活和工作上的基本需要，而且学到了现代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这为共产党人将来从城市赶跑日本人，去做经济工作做好了准备。

从1939年开始的封锁，迫使边区转向自己生产必需品。由于缺少本地工业传统，而当地技术和办企业的技能不足，尽管边区政府的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私营工业仍有限，党主要依靠政府倡议和筹措资金兴办工业。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回顾边区工业发展状况，深有感触地说：

此时，边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事工业，为此相应地开办了煤矿、铁矿。1941年，边区第一次开采出铁矿石和煤，冶炼出粗生铁。在缺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土高炉”生产出制造武器和工具急需的铁。

党在大生产中提出的方针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是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是在敌后广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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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很少，抗日军民所需的物品大部分是农产品，而另一些也主要以农产品作原料；而且，在农村环境下，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在一个交通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把工业集中在几个中心地区无疑是不适宜的。因此，当时延安的党中央把经济计划和主要经济目标统一起来，与边区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相联系，政府靠遍及全边区的公营、私营工厂、合作社及各家庭来完成生产任务。

陕甘宁边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瘠民贫”区域，农业落后，工业更是一片空白，除仅有的几间手工作坊、木匠、铁匠及农家纺织外，各种日用品主要靠外地输入。

到1943年，边区公营工厂达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拥有职工近万人，1944年职工达1万人，生产煤炭、鞋、钳炉、铁、农具、肥皂、卷烟、纸、被服、砖瓦、食品、火柴、中药等，做到了一般生活用品的自给和大部分自给。

“它的数目虽小，但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大，谁要不认九九藏书识这最有发展，最富有生产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混沌无知。……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到1943年底，人数上升到41540人，其产量达45万匹，大大超过了同期公营工厂生产量329万匹（当时合作社产量为06万匹，私营工厂19万匹）。

“这个330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滚轧机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10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

1943年，纺织工业生产了104万匹布，自给率达32%，这是个不错的记录。而这些布匹产量中的44%，是在家庭织机上织出的，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兵工厂制造出子弹、迫击炮、刺刀、炸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如棉纱和布匹以前主要由外地输入，边区被封锁后，边区决定自给自足，种植棉花，发展本地的纺织工业。毛泽东宣布，三年以后，边区需要棉花量的一半，由自己生产。政府也增加了对工业部门的总投资，1941年底，边区已有近4000名“工业工人”在工厂做工。其中有个公营工厂的1800多名工人从事布匹生产。

1938年，在政府兴办纺织工业以前，估计有5000名妇女从事家庭纺织，生产约5000多匹布。

当时家庭生产的九九藏书发展成为分散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边区，不仅地瘠民贫，而且人口稀少，劳动力短缺。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了一切可动员的非生产者，党政干部、学生和部队都参加了经济活动。在纺织工业方面，共产党进一步挖潜、发动、训练和组织边区的人们，尤其是家庭妇女从事生产，倚重家庭织布的传统，并从这一传统出发，再加上互助组，利用这一专长发展纺织工业。

冈瑟·斯坦因曾生动地描绘过边区一个非常简陋的兵工厂：

虽然以每架织机的产量来衡量，家庭织机产量低（每年产布1匹，而私营工厂为80匹、公营工厂为73匹，合作社为33匹），但是因为家庭织机利用的是以前的“非生产者”和农闲季节的其他人，而且家庭纺织没有运输和工厂的成本，所以仍是有成效的。

1935年，建立陕北苏维埃政权时，才有一所40多名工人的修械厂。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所需要的纸张、军需品、日用品都向国统区购买。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建立少量的公营工业，如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