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大浪不止，处于旋涡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满洲皇族和官员纷纷外逃。隆裕太后也已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经袁世凯去电力阻，才没有成行。

虽然意外地从中得利，可是袁世凯并不高兴。因为他对于此次重登政治舞台信心十足，且已制订通盘计划，滦州“兵谏”打乱了这一计划。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滦州“兵谏”与太原起义发生在同一天，它对清廷的打击比武昌起义更沉重、更致命。以载沣、奕劻为首的满洲皇族心惊胆战、方寸大乱，不得不答应“兵谏”的部分要求，同意实施“十九信条”。按照“十九信条”，满洲亲贵均不得参与政权，奕劻、载涛等人乖乖地同时“谢政”，也就是辞去了原有职务。

当段祺瑞由江北启程赶赴信阳时，徐树铮即被委任为第二军总参谋，参与各项军务的运筹襄赞。对于信阳的混乱局面，他与段祺瑞一样，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整饬军纪，只是他比幕主更加狠辣绝情——段祺瑞交给他处理的肇事士兵被他一个不留，全部予以正法！

接到命令后，张绍曾召集部下们商讨对策，一部分将领主张就此举行起义，直捣京师。张绍曾、蓝天蔚虽然也与清廷不是一条心，但他们受康梁学说的影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不太赞成搞过于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则更趋保守，都担心过激生变。

让人郁闷的是，徐树铮回国之时，正是北洋系遭受严厉打压之际。段祺瑞先在第六镇当统制，等徐树铮通过陆军部的复试，主动要求分发第六镇时，段已离开第六镇，到保定办理陆军学堂去了。

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徐树铮进入日本军队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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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期满，他便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中国。这时的徐树铮更加踌躇满志，因为他过去的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师爷，如今则通过士官毕业取得了军人资格，已经是“文武兼资”了。

在北方风波得不到平息之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入都的。他援引“十九信条”中的“总理由国民公举”，称自己不敢奉诏，应由资政院选举后才能成行。

大家商量下来，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以电奏清廷的方式实行“兵谏”。他们在“兵谏”中列出了“十九信条”，要求清廷让权国民，实行立宪，如果清廷不答应，将立即举兵入都。

大家说某人手狠心黑，说的都是徐树铮，段祺瑞则赢得了治军有方的美名，而正是因为徐树铮敢于做这些幕主不便亲自去做，但又必须有人代劳的事，他才能够得到段祺瑞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用。藏书网

对旧部来投，段祺瑞自然十分欢迎。虽然徐树铮已取得军人资格，但他仍以幕僚相待，段的部下也依旧称呼徐树铮为徐师爷。与之前不同的是，徐树铮从此不仅替段祺瑞办理笔墨文案上的事务，而且对于军队的训练调配，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了。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良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将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兵谏”的主角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生，他们分别担任了统制、协统，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前，这些位置都属于袁氏亲信所有。

就在段祺瑞设法稳定信阳局面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新军两镇一协的高级将领在滦州通电实行“兵谏”。

这就是徐树铮后来一贯的行事方式，即只要认准了应该做，便来个干净彻底，既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此时整个清廷都把转危为安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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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寄托在曾被他们疑忌和迫害的袁世凯身上。在奕劻的建议下，清廷解散了原有内阁，转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频频下旨敦促袁世凯入都，以重组责任内阁。

已经到了第六镇，不能马上说走就走，徐树铮只得暂时在第六镇屈就一个小小的队官。后来得知段祺瑞被任命为江北提督，他立即离开第六镇前去投效。

载沣、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心要扶植的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早在清廷准备举行滦州秋操时，张、蓝就有过秘密协议，打算在参加秋操的过程中私带子弹，然后突然发难，解除禁卫军的武装，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操被中止，该计划才未能实施。

可是清廷的让步太晚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只是故作姿态，借以缓和局势，一旦风头过了，肯定还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舆论推动下九-九-藏-书-网，上海、江苏也随之宣告独立。

认真说起来，这次“兵谏”其实是满人“中兴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果。“中兴派”里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对新军中武备生受到重视、士官生遭遇排斥的状况十分不满，因此提出让大批士官生进入新军，从而以士官派对抗武备派的计划。计划一经提出，即获得了载沣的支持。

听说徐树铮把肇事士兵全都杀了，段祺瑞大吃一惊，忍不住摇了摇头。尽管连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过分，但乱世用重典，在关键时刻，此举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和效果，第二军的军纪因而有了明显好转，信阳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起义，杀了巡抚，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清廷闻讯，急忙传令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前去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