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垿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成垿按照陈毅所嘱，尽量避免与之见面。徐树铮是何等样人，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黄成垿来京的消息又岂能躲过他的视线？但因为黄成垿没有主动来联系，暂时也就未予理会。

陈毅在办理撤治过程中的一大错误，就是先与王公议定条件而非先请撤治，这使得他和王公在事发后骑虎难下，连回旋的余地都失去了。这时，他才想到徐树铮的作用和价值，于是便在黄成垿到京的六七天后，赶紧给徐树铮发去一封电报：“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在决定自己入蒙的同时，徐树铮命令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由宣化徒步前往多伦，然后再在那里乘汽车前往库伦——自出任西北筹边使以来，他就未雨绸缪，购九-九-藏-书-网买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与之相应，西北军里校、尉一级军官都有一个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技能要求，即必须学会开汽车、火车以及掌握车辆调度等知识。

在那个时代，80辆大型卡车是个惊人的数字，让军官普遍学会开车也殊为少见，由此亦可见徐氏的远见卓识和非同凡响的气魄。

陈毅既要徐树铮派兵来库伦助助声势，又不希望他本人涉入撤治事务，这导致黄成垿在见徐树铮时，始终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徐树铮问他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务”，他就掩饰说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要请假去奉天，奉陈毅之命顺道来北京催队伍。

就在徐树铮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之际，外蒙古的撤治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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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谈判，1919年8月4日，王公们在库伦召开大会，与陈毅商定了撤治的两条原则，即“恢复前清旧制”以及由王公总揽政权。

10月1日，陈毅派秘书黄成垿将与王公磋商好的条件草案送往北京，这就是“外蒙古善后条例”，共六十三条款，也可简称“六十三条”。此时陈毅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不愿让徐树铮介入，于是就在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嘱咐他避免见到徐树铮，以免让徐树铮知道此事后分去自己的功劳。

9月26日，他再电北京：“喇嘛方面，经九-九-藏-书-网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外蒙古高层由王公和喇嘛共同构成，但在撤治过程中，陈毅一直是与王公打交道，从未与喇嘛直接接触。自库伦大会起，撤治的商谈过程以及达成的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国及喇嘛都毫不知情。

徐树铮一听，便知道其中一定另有玄机，当下也不点破，就笑着把黄成垿打发走了。

出发前一天，他去谒见徐世昌，谈到自己还没有见过撤治的条件草案。徐世昌马上让他去向国务院秘书厅调卷，这一调来的卷宗正是陈毅派黄成垿送来的“六十三条”，上面还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在徐世昌的允许下，徐树铮得以携带此卷北行。

接到北京的训令，陈毅却没有照办，只是敷衍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协商的方式谈妥各项条件，否则便不能安心撤治。

人尚未去西北，就已经弄得这么风生水起，免不了遭到反对派的忌恨和各方面的猜疑。民国是个相对开放的时代，英杰们大多脱不开风流二字。徐树铮平生以“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自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同时，也从未忘情于声色。他是京城八大胡同的常客，曾经娶过一个妓女，且对之十分宠爱。当了西北筹边使后，又同时娶了两个妓女，只是这两个妓女都不像前一个那么得宠。于是乎，八大胡同就纷纷传说：“徐树铮娶这两个人，不为自己，是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呢！”

陈毅让黄成垿“催队伍”，至少说明事不宜迟，应立即动身。10月23日，徐树铮由北京启程，急赴库伦。

陈毅没有想到，王公们给他提供的有关疏通喇嘛成功的消息居然全是假消息。就在他派黄成垿进京的同一天，活佛哲布尊丹巴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六十三条”表示明确反对。

对于喇嘛，陈毅的想法比较一厢情愿，他是希望让王公去说服喇嘛，再通过喇嘛去说服活佛。王公们答应去对喇嘛进行说服，对于说服的结果，他们提供给陈毅的信息也非常乐观。陈毅信以为真，他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至于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陈毅随后将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龚心湛内阁讨论后，对达成的两条原则无意见，但提出应该走一下程序，也就是先让外蒙古王公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呈请恢复前清旧制，然后再由政府与之具体磋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