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桌上的灯，领着她走进了书架后面的小门。我独自在外屋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听见他那轻轻的有些嘶哑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抓挠着窗玻璃。在融化了的一洼雪水里模糊地映照出蜡烛的火焰。屋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出一股暖洋洋的奇怪的气味，使人昏昏欲睡。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奇，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和一个女人，为的是，我想吻她的时候就吻她，而她则用灵魂和肉体的忠实来回报我——这就够了。您是在按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对于您来说，思想高于活人，您在按犹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为了星期六而生的？”

她没有说话，只用长把眼镜朝屋角里指了一下，屋角的画架上是一幅画着河流和树木的风景画。我惊讶地瞧了妇女的脸一眼，那脸奇怪得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屋角的桌子边走去，桌子上点燃着一盏带粉色灯罩的灯，她就在桌边坐下来，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牌“红桃J”，仔细地观察起来。

“应把他的双手放在凉水里浸泡……”

这一摔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来，让他站着。他是个小矮个儿，很轻捷。他推开我，愤怒地叫道：

“喝点茶，要吗？”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来的。生活是无理性的，是无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进步，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我们想要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只会使生活更困难，使劳动更沉重。工厂、机器不就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变得越来越多，可是需要的只是农民，粮食的生产者。粮食——这就是一切，需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粮食。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西丘沙维。”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道。

“贝亚特里奇、菲娅美达、劳拉、妮侬。”他小声地念出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并讲述了某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朗读了法国诗歌，还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着拍子。ｗｗw.９9lｉｂ•nｅｔ

“这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嘘！轻一点……”

“列娜，我要死了……噢，列娜……”

“他不是到基辅去了吗？……”

“我的帽子？见你的鬼，给我帽子！我要冻坏了。”

“啊，不会回来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睡觉去……”

乔治半裸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两个箭步跪在女人脚下，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

显然，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把他丢在街上，大概会被冻死的。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是的，是到基辅去了。”这个女人说道，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纸牌。我发现，她的声音单调而又毫无表情。

到了布拉克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爬进一间厢房的穿堂里，这厢房隐藏在院子的深处，淹没在飞雪的旋风里。他摸索着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并带着嘘声轻轻地说：

“犹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乔治推了我一下，赶快坐起来，连忙说：

我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她睡下啦。”

“我们明天就到基辅去。”女人说，既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肯定。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这些惊人的思想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那么尖锐，那么露骨！由于过于兴奋，这个人尖叫了一声，胆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内室敞开的门上，看了一会儿，听见没有声音，才又怒气冲冲地小声说：

“乔治，你见到米沙了吗？”

他歪扭着脸，开始激奋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细而又破碎的声音说：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声音清晰地说，我觉得他还说得很自豪：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的一首诗：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瞧，就在两年前，即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首次谈话的三十多年后，我突然又从一个我熟识的老工人那里听到几乎用同样的语调说出的同样的思想。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对，明天就去，你现在该休息了，你怎么还没有睡呢？已经很晚了……”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在说什么？”

“您藏书网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碰见这个教师，也不想碰见他。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和劳动没有益处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云游派教徒，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些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具有极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研究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等也说这些话。不过这些思想已不像当初那样使我感到震惊了。

他眯缝着眼睛继续讲着，同时紧张地注视着肮脏厨房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又死盯着火炉旁边地板上一个腐烂了的洞口。他喝茶时，烫着了嘴，皱起眉头，惊慌地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滚蛋！”

“要知道，每个人所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是吗？”她声音洪亮、清脆地问道。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我听到了他那狂热的絮语，想起了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即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这使我感到这些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无精打采地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因为他刚想起来，他的女用人由于吃鱼吃得太多，肚子撑坏了，已送进了医院。

“我很安心。”她用俄语回答他。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你知道《丑小鸭》的故事吗？读过吗？”

“您和我们在一起，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早就在结党造反。他们像耶稣一样，是幻想家，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来。这些知识分子也一样，为了乌托邦ｈｔtｐ://wｗw•9９ｌib•ｎｅｔ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来，所有其他的废物、坏蛋和流氓也跟随他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都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为了革命而暴动，他们是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当他们获得全部政权后，您想，他们还会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吗？根本不会！到那个时候，他们将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冒着风险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

“见你的鬼，轻一点！”当我为这个人按摩双手时，他呻吟地说。

“您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高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把纸牌摊在桌子上。我领回来的那个人则坐在椅子上，头垂得很低，冻红的双手耷拉在身体两边。我把他安放在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在梦中一样。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有一个带白丝绦蝴蝶结的金色花冠，颜色已显得暗淡，在白丝结的末端印着下面几个金字：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弄得我也走不好路。我听见他的牙齿在打战，发出某种声音：

他说话时，显得有点儿不安。他用一种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着我。

我提出我去烧茶炊，他同意地点点头。他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还半裸着身子，光着脚板在湿地板上噼噼啪啪地走着，把我领到小厨房里。在这里他背靠着火炉，再一次对我说：

他侧着耳朵倾听着隔墙房间里发出的窸窣声，全身发颤。

有一天，我在这个老工人那里跟他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那种大概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无畏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乔治出来了，手里拿着灯，摇摇晃晃，灯伞撞击着灯泡子，发出叮当声。

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门洞望了望，小声地说：

他忽然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听听周围有什么情况，然后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用异九*九*藏*书*网乎寻常的词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历史教员，曾给她儿子当过家庭补习老师，然后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离开她原来的丈夫——德国人，一位男爵，到歌剧院当了演员。他们俩生活得很好，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破坏。

“我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可怕的风，我以为我要被冻死了。”乔治急忙地说，并用手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手。他大概四十岁，一张红色的厚嘴唇，脸上长满胡须，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使劲地揉搓自己圆脑壳上猪鬃般的灰色头发，越说越清醒了。

他用神秘的低语，用我听不懂的词语和未曾读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于是他突然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塔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怎么样？噢，上帝……”

我在雪地里找到他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他那毛发竖起的头上。但他把帽子摘下来，抖了抖，用两种语言骂我，赶我走。

“噢，魔鬼……”

“要不是你，我已冻死了——谢谢！”

“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无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烟头丢进河里，并看着烟头落下水去。

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时，墙上的小钟才指着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着积雪，听着暴风雪的吼声，想起了那个受尽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声。我感到他的话像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憋得很难受。我不想回面包作坊里去了，不想看见什么人，于是披着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闲逛起来，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开始出现居民身影的时候。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问我，“是啊，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该说什么呢？要不是你，我大概已经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原来是这样！”他静静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突然他全身哆嗦一下，用惊恐的睁得很大的眼睛盯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的双手好像冻伤了，必须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安排他睡到床上去。

“是妻子，是一切，是整个生命！”这个人望着地板不大响亮却十分清楚地说，然后又狠狠地用手搔自己的头。

“西丘沙维乌日杰面。”

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我一边搂着他的腰，领着他走，一边问他的住地。

“西丘沙维……我可快要冻死了，啊，上帝……”

“你知道吗，她是个病人，她有一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而她还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已经等了差不多两年了。”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九九藏书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狂风怒吼，疾风像是要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并把它撒落到地下，让大地盖满厚厚的冰雪，似乎地球的末日到了，太阳熄灭，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谢肉节当天，我从捷连科夫家回到了面包作坊。我顶着大风，闭上眼睛，穿过浑浊的翻腾的飞雪，向前迈着步子，突然——我摔倒了，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上。我们两人互相对骂起来，我用俄语，他却用法语。

那个女人仍在专心致志地、不声不响地玩纸牌。她的脸是尖削的，像鸟嘴一样，瞪着一双呆板的大眼睛。瞧，她用两只少女般的小手拍打着自己蓬松得像假发一样的灰色头发，柔和而又响亮地问道：

“这个故事很诱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可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了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接着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呵气，摇晃着，差一点摔倒了。我蹲下来，把他背起来，朝前走。他把下巴紧贴着我的后脑壳，嘟哝道：

“米沙他今天不回来了吗？”

他把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间中间，眼睛并不看我地说：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一条花岗石的长凳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们两人白天都过着无谓的紧张的生活，本想做点好事，有益的事，却事与愿违，白费力气，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啊，是的，很快。”

突然，他猛地朝前走去，消失在暴风雪里。后来我又看见了他。他不走了，双手抱着已经灭了灯的路灯杆子，不停地说：

“是吗？”

“这是哪条街呀？”他哭泣着喊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来开门，手里拿着点燃着的白蜡烛。她默默地站在一边，给我们让道，同时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长把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在布拉克区，”他嘟哝着，全身发抖，“在布拉克区……那边是澡堂，是家……”

“是吗？”女人重复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