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好好地靠在L形沙发上时，随着夜色加深，也由于我和塔勒克先生喝的拉克酒的作用，有时我会犯困。当我用一只眼睛看电视时，我的另外一只眼睛则仿佛在看着我灵魂的深处。我会为人生把我带到的这个奇怪地方感到羞惭，我会想到带着愤怒立刻起身离开那里。我会在自己不满意芙颂的眼神，她很少对我笑，没有给我希望，冷漠地对待我的手、胳膊和身体，以及因为巧合，不小心碰到她的那些糟糕、黑暗的夜晚有这样的感觉。
从这个房间的阳台窗户上，我既能看见反射在玻璃上的、里面那个我们吃饭的房间，又能看到窗外毗连在窄小街道上的那些穷人房子的里面。有几次，我在其中的一户人家里看见了一个胖女人，她穿着厚睡衣，每晚临睡前会从一个药盒里拿出一片药片，然后仔细阅读盒子里面的一张纸。我从有天晚上来后屋的芙颂那里得知，这个女人就是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工作了很多年、用一只假手的拉赫米的妻子。
芙颂说：“快进去吧，爸爸他们要担心了。”
最后我说：“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才会觉得这个夜景如此美丽。”
他们家的一楼后面还有一个带阳台的小房间。这个房间白天用得更多，内希贝姑妈会在那里做缝纫活，如果塔勒克先生在家会在那里看报纸。我记得，第一个半年过后，当我在餐桌上感到不安，想要来回走走时，如果房间里的灯也亮着的话，我会经常走进那个房间，站在阳台的窗前往外看，我喜欢站在缝纫机、裁缝用具、旧报纸、杂志、开着的柜子和杂物堆里，喜欢用眨眼的工夫往口袋里塞一样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减轻我对芙颂思念的物件。
芙颂应答道：“凯末尔大哥，飞机事故是昨天的事情。”
博物馆参观者仔细看模型时，立刻就会发现我在餐桌右角上的位置。让我来为那些没能参观博物馆的好奇读者描述一下：电视在我的左前方，厨房则在我的右前方。我的身后是一个摆满了物件的展示柜，里面有水晶杯、纯银和陶瓷的糖罐、利口酒酒具、从来没用过的咖啡杯、会在伊斯坦布尔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展示柜里展出的鹦鹉眼睛小花瓶、旧表、一个纯银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和一些其他小玩意儿。有时我椅子的后腿会撞到柜子上，那时里面的所有东西就会随着柜门上的玻璃一起颤动。
冬天，脱大衣时，我也可以说“唉，天可真冷啊！”或是“有小扁豆汤吗，太好了……”之类的话。到了1977年2月，因为在楼上就可以“自动”打开楼门，所以要等我走上楼梯、走进房间后才可以说开场白，这就更难了。任何时候都比看上去显得更加细腻、更加慈爱的内希贝姑妈，如果觉得我的开场白不合适就会立刻说上几句话来帮我解围，比如“凯末尔先生，快坐下，别让您的馅饼凉了”，或是“男人不但用机关枪扫射了茶馆，还要不知羞耻地说”。
塔勒克先生因为厌倦了交房租才用银行里的钱买下了楚库尔主麻的这栋小楼。凯斯金他们家的大门在二楼。在这八年时间里，一楼那套房产属于他们的小单元房里，住过很多与我们的故事毫不相干，幽灵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的房客。因为日后将成为纯真博物馆一部分的这套小单元房的入口在达尔戈奇街上，所以我很少会碰到住在那里的人家。我听说楼下有段时间住着一个名叫阿伊拉的女孩，女孩的母亲是个寡妇，未婚夫在服兵役，芙颂和她交上了朋友，她们会一起去贝伊奥鲁看电影，但芙颂从来没和我提起她的那些街藏书网区上的朋友。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晚上除了坐在餐桌上，别的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看电视，有时长时间沉默，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当然我们还吃饭，喝拉克酒。内希贝姑妈为了告诉我晚上他们在等我，头几年里，即使很少她还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凯末尔先生，明天我们还等您过来，我们吃您喜欢的西葫芦塞肉”，或是“明天我们看实况转播的花样滑冰比赛”。她说这些话时，我会朝芙颂看一眼，我会希望在她的脸上看到一种认可的表情，一个微笑。如果内希贝姑妈说“您来，我们一起坐坐”，芙颂也认可的话，那么我会想这些单词没有欺骗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是的，也就是一起坐坐。因为它以最淳朴的形式触碰到了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和芙颂待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坐坐”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我绝不会像一些把鄙视人民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那样，得出在土耳其每晚“坐在一起”的几百万人其实什么也没做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会想到，在因为爱、友情，甚至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的一些更加深切的本能而彼此依赖的人们之间，“一起坐坐”是一种需求。
芙颂他们家（凯斯金他们家），在楚库尔主麻大街（老百姓叫楚库尔主麻“大坡”）和窄小的达尔戈奇小街交汇的角落上。就像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的那样，从这里走十分钟，爬上一段蜿蜒的陡坡就可以到达贝伊奥鲁和独立大街。有些晚上回家时，切廷会慢慢穿过小街开上贝伊奥鲁，我则会在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看路边的人家、商店和行人。在这些铺着鹅卵石的窄小街道上，那些向人行道倾斜、似乎快要倒塌的破旧木房子，迁徙去希腊的希腊人遗弃的空房子，非法住进空房子的库尔德人向窗外伸出的取暖炉管道，会在夜晚呈现出一派令人恐惧的景象。贝伊奥鲁附近的那些黑暗的小娱乐场所，酒馆，号称自己是“提供酒精饮料俱乐部”的低级夜总会，快餐店，卖汉堡的杂货铺，体育彩票的销售点，可以在里面找到毒品、走私美国香烟、威士忌的烟草店，甚至是卖唱片、磁带的小店，一律都会到半夜才打烊，尽管所有这些地方看上去都很悲凉，但却会让我感到一种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当然如果我安宁地离开芙颂他们家，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夜晚，我会带着不再去那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想法离开他们家，因为难过，我会昏厥般地躺在汽车的后座上。这些不幸的夜晚最常发生在头几年里。
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的当中，如果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烧，需要有人进出厨房，那么内希贝姑妈有时会让芙颂去做这件事。当芙颂拿着盘子，端着锅子出入厨房时，她就会不断地在我和电视之间来回走动。当她的父母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电影、智力竞赛、天气预报、发动军事政变的帕夏发表的一篇措辞激愤的演讲、巴尔干摔跤锦标赛、马尼萨梅西尔糖膏节、阿克谢希尔城解放六十周年的庆典仪式时，我会兴致勃勃地看我的美人左右来回的走动，我知道这就是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像她的父母那样觉得她是走入电视与他们之间的一样东西。
当然在这八年时间里，也有人说我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在这些不值得计较的传闻里，有说我要廉价买下街区里的破旧房子，在上面盖新公寓楼的，有说我在为我们的工厂寻找便宜、无技能的工人的，有说我在逃避兵役的，还有说我是塔勒克先生的私生子的（也就是芙颂的哥哥）。街区里多数理智的人，则从内希贝姑妈小心翼翼向左右邻居透露的各种消息上得知，我是芙颂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在和她那“电影人”的丈夫商谈一部将让她成为电影明星的电影。多年来我９９ｌｉb.ｎeｔ从切廷说的那些话里明白，我的这个角色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即便他们不是特别喜欢我，但楚库尔主麻街区的人们对我还是心存好感的。事实上，从第二年起，我就开始被当做半个楚库尔主麻人了。
餐桌的左边，有一个灯罩总是歪斜地待在上面的落地台灯，它的旁边是一个L形的长沙发。因为吃、喝、说笑让我们疲劳的有些晚上，内希贝姑妈会说“让我们去沙发上坐一会吧！”或是“等你们离开餐桌后我给你们喝咖啡”。那时，我就会去坐在沙发靠近展示柜的那头，内希贝姑妈会坐到沙发的另一头，而塔勒克先生则会坐到凸窗前面向大坡的那个沙发上。为了能从我们坐的地方清楚地看见屏幕，必须调整电视的角度，这个任务通常由依然坐在餐桌上的芙颂来完成。有时芙颂调完电视角度后会坐到长沙发的另一头，她母亲的身边，那时母女俩就会互相靠着看电视。有时内希贝姑妈会一边看电视，一边抚摸女儿的头发、后背，就像在鸟笼里饶有兴致看着我们的柠檬那样，我会用余光去欣赏母女之间的这种幸福的亲近，并从中得到一种特殊的快感。
为了对一些事件，那八年作个介绍和表示尊重，我在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上，展出芙颂他们家在楚库尔主麻居住的那栋楼的二层，也就是他们家一楼的模型。楼上还有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以及芙颂和她丈夫的两个卧室，一个浴室。
切廷会在晚上7点左右到尼相塔什接我，在哈尔比耶、塔克西姆和色拉塞尔维我们会被堵上一会儿，然后蜿蜒穿行在吉汗基尔和费鲁扎的小街上，经过楚库尔主麻古浴室往下走。路上，我会让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去买一包吃的东西或是一束鲜花。不是每次，但平均每隔一次我会送给芙颂一件小礼物，有时是开玩笑的一块口香糖，有时是我在黄金市场或是贝伊奥鲁找到的一个蝴蝶形状的胸针或是首饰。
入座后我们第一次对视的时刻，对我来说既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也是我立刻明白，感觉到当夜将会如何度过的一个特殊时刻。如果我在芙颂的眼神里——即使她皱着眉头——看到了一种幸福和轻松，那么，那夜也会是幸福和轻松的。如果她的眼神是不快和不安的，那么那夜也会是那样的。如果她不笑的话，我也不会笑得太多，头几个月里我也不会去逗她笑，只会默默地坐在那里。
我说：“只要你在我身边，这样的一个夜景我可以幸福地看上很多年。”
晚上，是切廷开着父亲的雪佛兰送我去芙颂他们家的。八年时间里，除了下雪交通堵塞，发大水，切廷生病、休假，车子坏了等临时原因，我一直在注意不去破坏这个规则。几个月过后，切廷在周围的咖啡馆和茶馆里为自己找到了朋友。他不会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而是停在像黑海咖啡馆、傍晚茶馆那样的地方附近，他会在其中的一个茶馆里，一边看我们在芙颂他们家看的电视节目，一边看报纸，或是和人聊天，有时他也会和人玩十五子棋游戏或是看别人玩碰对牌戏。据说头几个月过后，街区的人都知道他和我是什么人了，如果切廷没有夸大其词的话，据说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有良心、谦逊的人，还都喜欢上了我，因为我带着友好的情谊不断去拜访一个远房的穷亲戚。
各式各样的人居住在这个街区：加拉塔码头的工人；在贝伊奥鲁后街上开小店、小饭馆的人；饭馆里的招待员；从托普哈内方向过来的吉卜赛人；通杰利
的阿拉维库尔德人；曾经在贝伊奥鲁、银行大街上做过文书的希腊人、意大利人、黎凡特人的败落儿孙们；就像这些人那样，始终仍然无法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的希腊人；在仓库和面包房工作的人；出租车司机；邮递员；在杂货铺打工、在大学念书的穷大学生……所有这些人，不会像在法提赫、维法和考贾穆斯塔法帕夏那样的传统穆斯林街区里的人那样，带着一种强烈的社区情感行事。但从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保护、关照的行为上，从年轻人对过往的高档车表现出来的兴趣上，从消息的快速传播上，我明白，街区里的人们还是团结的，至少在他们内部存在着一股活力。
九-九-藏-书-网要我说的话，那天夜里，芙颂是为了向我表示亲近才离开餐桌到我身边来的。她静静地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这平常的街景也说明了这点。当我看着完全因为她的出现才显得富有诗意的瓦块和锌板屋顶、冒着青烟的烟囱、亮着灯光的人家时，我很想把手放到芙颂的肩上，很想拥抱她，触摸她。
就像餐桌上的所有人一样，那么多年的晚上我都坐在那里看了电视，但只要我把目光稍微往左斜一点，我就能轻松地看到芙颂。为此我根本不需要动一下头或者把头转向她。这就给了我看电视时只要转一下眼睛，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长时间欣赏芙颂的机会。我总那么做，我已精通此道。
在那些时刻，我会站起来，走到凸窗前，微微拉开凸窗中间或是右边的窗帘，朝楚库尔主麻大街张望。在潮湿、下雨的日子里，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上会闪烁出路灯的光亮。有时我会去关照一下待在凸窗当中笼子里，正在慢慢衰老的金丝雀柠檬。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会一边看电视，一边说一些关于柠檬的话，比如“给它喂过食了吗？”，“我们要给它换水吗？”，“今天它大概不太开心”。
芙颂轻声告诉我，她来后屋是因为好奇我在那里干什么。我和她在黑暗中，并排站在窗前朝窗外看了一会儿。因为那时我在内心深切地感到了我对他们持续八年的造访在她心里产生的问题，要我说的话，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作为男人和女人在她心里产生的问题，所以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
她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冷漠。等我也坐回到餐桌上后不久，芙颂终于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她发自内心地甜美地笑了两次，随后当她把这个日后也被我加进收藏的盐瓶递给我时，她还让她的手指重重地触碰到了我的手。于是一切的不愉快也就过去了。
当我摁响面向楚库尔主麻大街的楼门门铃时，头几个月都是内希贝姑妈来开门的，为此她要从上面走一段楼梯下来。而事实上，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即使门铃晚上响起，他们也总是会让芙颂下去开门的。而这，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感觉到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有时我也会觉得，芙颂的丈夫费利敦确实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而塔勒克先生因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因此他很少会让我觉得不安。
我和凯斯金一家人的关系，多年里当然经过了各种阶段。我们的交谈、期盼和沉默的含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一直在变。对我而言惟一始终不变的是我去那里的原因：我去那里当然是为了见芙颂。我假定芙颂和她的家人对此也是满意的。因为芙颂和她的家人无法公开接受我去那里看芙颂的事实，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被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原因：我是去那里，去芙颂他们家“做客”的。但因为即便是这个含糊的词都不太可信，那么我们会带着一种本能选择另外一个将给我们更少不安的词：我每星九_九_藏_书_网期四个晚上是去凯斯金他们家“坐坐”的。
“坐坐”这个词，就像土耳其读者很清楚，但外国参观者无法立刻明白的那样，尽管字典上未被强调，却具有广泛的含义，比如“来做客”，“顺路过来看看”，“一起打发时间”，这个词特别是内希贝姑妈会经常用。晚上离开时，内希贝姑妈总会客气地对我说：“凯末尔先生，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
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分别坐在长餐桌的左右两头，我面对电视坐在餐桌的右角，内希贝姑妈的对面。如果费利敦在家会坐在我左边，如果他不在家，有时难得来的客人会坐我边上。晚饭刚开始时，内希贝姑妈为了方便出入厨房，会背对电视坐着，吃到一半，等厨房里的事情减少后，她会坐到我的左边，芙颂的右手边，这样她就能够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我和内希贝姑妈就这样肘靠肘地坐了八年时间。内希贝姑妈坐到我身边后，长餐桌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这个空出来的地方，有时费利敦晚上回来后会坐在那里。那时芙颂就会坐到丈夫的身边，而内希贝姑妈会去坐到芙颂的位子上。在那种情况下，看电视就会变得很困难，但到了那个钟点节目本来就已结束，电视也早就被关掉了。
一些严重堵车的晚上，我们也会从道尔马巴赫切开到托普哈内，然后往右拐到博阿兹凯散大街上。在这八年时间里，每当汽车拐进凯斯金他们家的那条街道时，就像小学那些年，早上走进学校所在街道时那样，我的心跳会加快，我会感到一种介于幸福和慌乱之间的不安。
我去他们家四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颁布了戒严令，实施了宵禁。因为晚上10点开始戒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9点45分，在还没看够芙颂时就离开他们家。那些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在宵禁开始前十几分钟迅速变空的黑暗街道上，我坐在疾驶的车里，会感到晚上没能看够芙颂的痛苦。现在，多年以后，每当我在报纸上看见军人们不满国家的现状，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又会可能发生时，作为军事政变的坏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没看够芙颂就要急急忙忙往家赶。
在我们看的那些电影最煽情、最激烈的时刻，或者是屏幕上开始放一条让我们所有人都兴奋的新闻时，欣赏芙颂脸上的表情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在以后的几天，几个月里，那部电影里最感人的画面会伴随着芙颂脸上的表情一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我的眼前会首先浮现出芙颂脸上的表情（这表示我想芙颂，我该去他们家吃晚饭了），随后才是电影里的那个画面。八年里，我们在凯斯金他们家餐桌上看到的电影里出现的那些最激烈、最感人和最奇怪的画面，以及伴随那些画面出现在芙颂脸上的各种表情，被一起镌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八年时间里，我对芙颂的眼神，她脸上那与电影里的不同情感相对应的各种表情是那么得了如指掌，以至于即使我不认真看电影，我也可以从芙颂的表情上明白，我们正在看的那一幕发生了什么。有时因为过度饮酒，劳累，或因为我和芙颂又在互相斗气，我会无法专心看电视，但我仅仅从芙颂的眼神里就能明白电视里放的一些重要东西。
在我去凯斯金他们家的1593个夜晚里，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坐在餐桌上看着电视度过的。但是我无法用说出八年里去了那里多少次的轻松，说出每次我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害羞，所以我会让自己相信，我回去的时间其实远远早于我离开他们家的时间。让我们想起时间的东西，当然就是电视节目结束的钟点。在TRT那持续四分钟的节目闭幕式上，当迈着统一步伐的士兵升起国旗，并向国旗敬礼时，《独立进行曲》会随之响起。如果算我平均7点www.99lib.net到他们家，等到电视节目结束，也就是夜里12点左右离开，那么可以得出每次我在芙颂他们家待了五个小时的结果，但其实我待的时间会比这更长。
有一次我说：“好啊，让我也来看看飞机事故。”
带着我说的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八年里我一定想过很多，也很沮丧过。我们朝窗外的夜景最多看了两到两分半钟，我在这里展出描绘这个夜景的一幅画。博物馆参观者看这幅画时，请在心里感受一下我那进退两难的窘境，也别忘记芙颂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细腻、优雅的行为。
如果我克制自己不去碰她——我很快学会了这点——那么芙颂就会更向我靠近，也许她会轻轻地，“不小心”地触碰到我，也许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好听的话，抑或她会像几天前那样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了吗？”。那时，芙颂说：“我非常喜欢夜里的这种寂静，非常喜欢在屋顶上转悠的小猫。”而我在内心几乎带着痛苦又感到了同样的进退两难。现在我可以触摸她，抓住她，亲吻她吗？我非常想这么做。但是在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里——就像后来我想了很多年那样——她没有给我发出任何邀请，只礼貌、客气地说了一些一个读完高中、有教养、聪明的女孩应该对一个富有、爱上自己的远房亲戚说的话。
但是，我在他们家头几个星期里得到的有限经验告诉我，如果我那么做的话，芙颂就会非常冷漠、生硬地对待我（就像几乎被骚扰了那样），她会推开我，或者索性转身离开，她的这些动作会带给我巨大的痛苦，我们会对彼此玩一段时间的怄气游戏（一种我们已经慢慢精通了的游戏），也许甚至我将会有一段时间不去凯斯金他们家吃晚饭。尽管我知道这些，但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样东西在有力地推我去触摸她，亲吻她，至少从旁边靠近她。当然我喝下的拉克酒在这里也产生了一些作用。但如果我不喝酒，我也会在内心痛苦而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
“饭菜要冷掉了。”说完芙颂就走回了餐桌。
我感觉任何时候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内希贝姑妈，每次为了打破开门后出现的奇怪沉默，总会很注意地去说一些话。多数时候，她会说一些和电视上的新闻有关的话，比如说“一架飞机被劫持了，您听说了吗？”，“他们如实地放了公共汽车出的车祸……”，“我们在看总理对埃及的访问”。如果我去时新闻还没开始，那么内希贝姑妈每次都会带着同样的信念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您来的正是时候，新闻马上就要开始了！”有时她也会说“有您喜欢的春卷”，或是“今天上午，我和芙颂做了葡萄叶包饭，您一定会喜欢。”如果我认为这是为了掩饰难堪而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因为害羞而无语。多数时候，我会对她说“是吗？”或者“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然后上楼走进他们家，看到芙颂时，为了掩饰我在那时感到的幸福和害羞，我会用一种夸张的兴奋重复我说的话。
我会皱着眉头立刻坐到餐桌上。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对我克服进门后的难堪是有帮助的。头几年里，这些东西会是芙颂爱吃的一类东西，比如开心果蜜饼，从尼相塔什有名的拉提夫馅饼店里买来的奶酪馅饼，腌金枪鱼和鱼子酱。我会特意说些关于它们的话，然后随意地把它们交给内希贝姑妈。内希贝姑妈总会说：“唉，您干吗这么客气！”随后我会拿出芙颂的礼物给她，或是把礼物放到一个她看得见的地方，同时我还会接茬对内希贝姑妈说：“经过馅饼店时，我闻到了里面的香味，忍不住就买了！”我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关于尼相塔什那家馅饼店的话。同时，我会像一个迟到的学生那样，蹑手蹑脚地立刻坐到我的座位上，在刹那间我会感觉很好。过一会儿，突然我会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这些都是异常幸福的时刻。